中国民乐的12年慕尼黑新春之旅

1月中旬至2月初，由“吴氏策划”推出的“2009年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在慕尼黑、不来梅、卢采恩、维也纳等欧洲7座城市进行巡回演出。这一活动从1998年开始，当年演出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站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由中央民族乐团陈燮阳带队，当时曾在国内引起不小的轰动。今年安徽民族乐团的巡演，已是第12年了，虽不再是稀罕事，可这一活动却成为欧洲人每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

记者◎李晶晶

到达慕尼黑这一天是1月23日，还有两天就要过大年了。安徽民乐团这次巡演的第一站是慕尼黑，时间定在大年三十那天。演出前的空隙，“吴氏策划”安排大家去了莫扎特、卡拉扬的老家萨尔茨堡。

慕尼黑不眠夜

灰白蓬松的头发、黑色羽绒服、牛仔裤、双手插兜，步履轻快……

“Masters！”我没经大脑地喊了出来，小泽征尔心情极好地回应着。这位已经70多岁的音乐大师似乎正在享受着萨尔茨堡带给他的这份难得的悠闲与清静，他正要去一家名叫“福乐”的中餐厅吃午饭。巧的是，我们刚从那儿离开。

消息传开，已散到各处游览的安徽民乐团的姑娘小伙们，呼啦一下不知从哪钻出来，全都跑回餐厅。小泽征尔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他没闹明白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每年新年的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个中国的民乐团来这边演出。今年是第12年，这是安徽民乐团，他们希望能和您合影。”显然饭店老板娘对小泽征尔和民乐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后来得知，差不多每年这时候，小泽征尔都会来这家餐厅吃两次饭，这个习惯从他当上维也纳歌剧院常任指挥后保留至今。

小泽征尔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指挥家了，他出生于沈阳，在北京度过童年，成名后与中国音乐界有着密切的交往。20世纪70年代末，曾连续4次访华，两度指挥中央乐团演出……2008年由他指挥了国家大剧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自然，大家如愿地和小泽征尔留下了合影。离开时，安徽民乐团邀请他去观看大年夜在慕尼黑Herlulessaal Concert Hall音乐厅的演出，遗憾的是那天小泽征尔自己在柏林也有一场为纪念门德尔松的演出。

离开餐厅，穿过萨尔扎河(盐河)，便到了河左岸的老城区。萨尔茨堡是现今奥地利管辖地域内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它在德语里称“Salzburg”，意为“盐堡”。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755年，因附近的盐矿和城堡而得名，萨尔茨堡主教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垄断盐的销售。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萨尔茨堡，真实而最大意义上是象征着“音乐之声”，因为这里有莫扎特、卡拉扬，还有进行了近90年的萨尔茨堡音乐戏剧节。将“盐堡”变成文化、艺术的活动舞台，这一构思来源于天才戏剧指导和电影导演马克斯·瑞恩哈德(Max Reinhardt)。之后在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指挥家法兰兹·沙尔克、诗人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舞台设计家阿尔弗雷德·霍勒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使音乐节这个博采众议的构思得以实现。

1920年8月22日，以大教堂为舞台背景，导演马克斯·瑞恩哈德将雨果的《每个人》(Jedermann)搬上舞台，萨尔茨堡艺术节在这一刻诞生了。直至今日《每个人》依然是艺术节的压轴节目，德语国家里最好的演员都以能在剧中富人之死一幕里塑造“每个人”这个角色为荣。1925年至1927年间艺术节歌剧院(即今天的艺术节小歌剧院)的建造则为艺术节提供了专业的演出条件，演出剧目也随之增加，萨尔茨堡由此成为齐聚那个时代最好的导演、指挥家、歌唱家和演员的艺术中心。

“新年快乐！”当安徽民乐团的演员们亮相于舞台上时，1000多名观众用中文齐声喊道。演出的这天恰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因此在演出开始前，观众们便跟着德语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已经70多岁的Gerhan Schnid-Thiel练习了好一会“新年快乐！”其实他也是下午排练时才学会的。刚上台还明显紧张的演员们，在这种气氛下放松了许多，观众看上去似乎比演员更有经验。“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在慕尼黑的演出这是第6年了，对于每年来的民乐团来说，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民乐的了解甚至多过中国人。

慕尼黑这个城市，拥有慕尼黑巴哈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以至于观众的欣赏水平之高，能令所有来到慕尼黑演出的音乐家们会有种遇知音又不敢等闲视之的感觉。#p#副标题#e#　　安徽民族乐团此次演出的地点，就是在皇宫内的赫尔库勒音乐厅。这个音乐厅乃是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当年居住的地方改建，并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尔库勒命名，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巴伐利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季均在这里举办。“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现在也成为这里一年中不可少的音乐会之一了。第二次返场的曲目是《慕尼黑的啤酒屋》，音乐响起，满堂喝彩、欢笑，也许这是慕尼黑人第一次听到用二胡、琵琶、唢呐等乐曲吹奏出他们最熟悉不过的音乐。“你知道吗，这首曲子的诞生地和现在演出的音乐厅只有5分钟路程。”一位德国观众握住我的手说道。

瓦格纳、卢塞恩与KKL音乐厅

“卢塞恩音乐节日益庞大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卢塞恩艺术及会议中心已经不能适应快速成长起来的音乐节。于是市政府向全社会筹集资金，并且征集新的艺术及会议中心的设计方案。”芭芭拉(Barbara Higgs)是卢塞恩音乐节的公共关系总监，晚上她将会和我们一起去观看“2009年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巡演已经进入到瑞士卢塞恩一站了。“今晚乐团演出地点就在KKL(Kultur-und Kongresszentrum Luzern)。这是我们1995年开始修建的，耗费5年时间完成的新文化和艺术中心。自从它建成后，每年的8月中旬到9月中旬举办的卢塞恩夏季音乐节，便以KKL为中心，同时在各个分会场举办音乐节。”芭芭拉只要一说到音乐节和KKL的时候，就容易兴奋起来。

卢塞恩位于瑞士中部，早在罗马时期，它还只是一个没有几户人家的渔村。那时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而修建了一个灯塔，因此得名卢塞恩，拉丁文便是“灯”的意思。公元700年左右圣莱奥德伽尔建立本笃会修道院，此后卢塞恩便逐渐发展起来，13世纪又因圣格塔鲁山口通道的开通，使其成为意大利与北欧之间相互交流贯通的要道。

“卢塞恩音乐节的最初诞生，与瓦格纳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么说，瓦格纳在卢塞恩的地位就如同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地位一样。”芭芭拉说，“整个卢塞恩人口不过6万左右，我们建造一所能容纳2000人的音乐厅，同时还有另外的卢塞恩厅和艺术博物馆。音乐与艺术绝对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瓦格纳流亡期间，居住在卢塞恩近郊的特里伯森，可以说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美的一段时间。《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后两部《齐格弗里德》与《众神的黄昏》都是在这里创作出来。1869年瓦格纳与柯西玛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出生，瓦格纳为此兴奋不已。第二年，为庆祝柯西玛的生日，瓦格纳写下了管弦乐《齐格弗里德的牧歌》。12月25日柯西玛生日当天，瓦格纳自己指挥15名音乐家为柯西玛演奏，这个曲子首次公演。“很多史学家将这次演出视为是卢塞恩音乐节的最早雏形。”芭芭拉说。

KKL临湖而建，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喷泉，两旁也引水而入。阳光晴好的时候，粼粼的波光会清晰地映照在它顶部别致的金属薄片上，给人以水天一色、焕然一体的错觉。据说这是因为KKL的设计者、法国建筑师让·努外勒原本想把这座大剧院建在卢塞恩湖中，而政府没有批准这项“疯狂”的创意，后来让·努外勒就发誓说：既然我不能把我的建筑建在湖里，我就要把水光引入建筑之中。于是，诞生了KKL独一无二的金属薄片顶部设计。而KKL内部的大型组合式音乐厅是拉塞尔·约翰逊(Russel Johnson)设计的，音响效果极佳。

入夜，KKL音乐厅里座无虚席。“这位是苏黎世市长，这是他的家人。”芭芭拉向我介绍。“我们自己开车过来的，很方便，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这位是保时捷家族的继承人。”一身红色的衣服，显然对中国的文化很了解……回想几日前，我在巴塞尔小住两天，第一天去看了场刚上映的电影，数数加我一起，整个电影院不过7个人。第二天晚上，溜达到巴塞尔歌剧院，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上演，决定去看看。票价不便宜，没有想到的是，已经上演快一个月的歌剧，居然还能观众爆满。开演前与旁边一位老绅士聊天，他已经看了3场了。剧院的座位能活动，显然为了能最大量地容纳观众，剧院已经把座位加到不能再加的程度。剧中挪威船长达朗德(Daland)是中国人李良扮演。

“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在卢塞恩KKL的演出，这是第4年。“吴氏策划”每年都会开拓一些新的城市，但必须是主流的城市，最好的音乐大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这种外来的音乐真正被欧洲人接纳。KKL演出的票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售空，最贵的是130瑞士法郎，三楼的票都卖到了90元(瑞士法郎)一张。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音乐会中场休息时，一位老太太向我走来。“我喜欢中国的音乐，我已经看了6年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音乐，每一年带来的乐器都不同，它们长的都是那么奇特，但奏出的音乐却非常美妙。我喜欢刚才那个穿着长裙女孩演奏的乐器，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当然，那叫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一刻，我也和芭芭拉一样，开始兴奋起来。

维也纳，一座可以去想象的历史之城

柔和的灯光，暖暖的壁炉，大黑猫Zita(由于大黑猫做了绝育手术，所以给起了奥地利末代女皇的名字)懒懒地睡在一旁。有年头的三角钢琴，已经和这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融为了一体，没有突兀的感觉，只有想去亲近它的念头。大提琴立在没有演奏完的乐谱旁，这里的一切都让人觉得舒服、可爱。

房子的主人是维德拉教授和古琦(Gucki)，他们是“吴氏策划”吴泽洲和吴嘉童父子的好朋友。每年只要是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来维也纳演出，夫妻二人必定会自己买票观看，同时也会邀请吴家父子来家中小聚。两家的友谊缘自1992年。#p#副标题#e#　　那一年的春天，有位朋友介绍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的团长维德拉教授给吴泽洲，双方在维也纳歌剧院旁边的咖啡馆里见面。维德拉教授想带乐团到中国演出，提出机票自己解决，演出不收报酬，只希望吴泽洲能帮忙联系演出的场地。没想到，回国与北京音乐厅刚对上话，对方说：“吴先生您是好意，但做不成，高雅音乐没人听。中国最好的交响乐团演出，门票只能卖2元、4元、6元一张。最惨的是，有一次，中场休息后还剩下8位观众！维也纳来的也是高雅音乐，虽然自己管机票，不要演出收入，但要吃住呀！卖的票不够管吃管住，我们没钱赔，所以做不成。”

吴泽洲于是向音乐厅提出，“如果我想办法解决食宿，你做不做？”对方的回答是“可以”。于是吴泽洲开始四处联系。北京饭店贵宾楼答应提供食宿，条件是要维也纳的演奏家们在贵宾楼大厅也举办一场音乐会，并要电视台现场转播，吴泽洲再次遇到难题。“我有什么办法让电视台转播？”吴泽洲只好去找电视台，就这样被一步步拖进了这个故事。

1993年维德拉教授所率领的乐团首次来到中国，不仅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又在贵宾楼演出，并经北京电视台转播。吴泽洲本无意做的这件事，却无意中做得挺漂亮。

围坐在壁炉旁，维德拉教授抱来了数次到中国演出的照片给我看。古琦给大家端上果汁，给自己则倒上了一小杯伏特加，美美地小酌一口。古琦的大名叫Alexandra Bachtiar，古琦是大家给她取的小名，意思是“会说话的大眼睛”。古琦原是维也纳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和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的首席大提琴，而维德拉教授是吹奏黑管。两位老人60岁那年才生活在一起。年轻时古琦是个美人儿，不少音乐家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祖宾·梅塔曾是她的情人之一。维德拉教授和古琦在同一个乐团，虽然排练、演出都在一起，可维德拉教授却不敢表白自己的感情，只能每次演出时坐在古琦身后吹着黑管，默默地看着心中可人儿的背影。直到有一天，乐团在国外演出，古琦刚刚失恋，在电梯里，维德拉教授才说出了一直没有说出的那句：“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我们能交往吗？”“嗯！也许，我们可以试试。”从那以后，维德拉搬进了古琦家族传下来的这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年，两位老人已经78岁。

为了我们的到来，古琦从下午就开始忙活，从超市买来了中国小吃，给我们做出了地道的维也纳晚餐。维也纳肉丸子汤、鲟鱼配米饭、自家酿的苹果汁，话题也从他们的爱情故事转到了音乐。

1994年，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再次来中国，这次由吴泽洲的儿子吴嘉童全程陪同。“这次他们带来了17人的组合，这是按照施特劳斯生前乐队的配置组合的，演出是在兰州体育馆进行。演出那天把我给震住了，整个体育馆7000多个座位，满坑满谷都是人。17人的乐队面对7000多观众，古典音乐是通过扩音喇叭放出来的，你可以去想象那个音响效果有多不好，可是所有观众依旧是满怀热情。那一刻，彻底把我感动了，我决定弃理从文，文化是能感动人的内心。”于是，一个没有估计到的情况出现了：更多的国外艺术团体来请吴泽洲帮忙。此后连续几年里，吴家父子二人把数十个国外的艺术团体引介到中国。“当时我和我父亲在想，我们能把外国乐团带到中国来，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民族乐团带到维也纳，带到欧洲去？于是我们在1997年开始策划将中国民乐带出去。”

最早在金色大厅举办“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的是中央民族乐团，吴嘉童说：“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展示中国的高水准，所以我们选了中央民族乐团，那一年虽然困难重重，但有很多朋友的帮助。”1998年第一次民乐团来维也纳做音乐会的时候，维德拉教授亲自帮忙贴海报。“维也纳的17、18、19区属富人区，教授自己住的是17区，所以他主动帮我们去贴这3个区的宣传海报。每个中餐厅他都会去，有时人家不让贴，他还会和店主据理力争。”吴嘉童告诉我们，“当年维德拉教授还在维也纳组织成立了‘维也纳中国音乐之友协会’，向当地人推广介绍中国文化。”

“当年我还很年轻，不过现在也还是很年轻。我现在还想去做这些事，可似乎已经用不着了。每年这时听中国的新春音乐会，大家都已经成了习惯。”由于长年演出，维德拉教授现在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听到我们说话。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是这次巡演欧洲的最后一站，进入金色大厅演出可以说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金色大厅并非一座独立的建筑，而是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的一部分，除金色大厅，还包括勃拉姆斯厅和室内乐厅。这座建筑本身由于它的访客而成了音乐中心，钢琴工厂“博森多尔夫”在楼中，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办公室在楼中，享誉世界的万博音乐出版社也是房客，并且把数十年来的最新音乐作品都存放在这座大楼的地窖中……#p#副标题#e#　　今天想进入金色大厅演出并不是难事，只要剧院的时间没有被安排出去，又愿意掏出2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租到3小时的演出时间(金色大厅的场租一般是按一场演出3小时计算来收费)。但是演出是否有观众来看，票是否能卖出去，则要看质量，维也纳人对音乐非常挑剔。

“从1998年我们做第一届‘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开始，就一直坚持全部售票。”吴泽洲说，“我反对免费赠票，票价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是一个艺术的身价和尊严问题。”1998年的第一次演出，吴家父子就为了给这场演出定票价煞费苦心，斟酌难定。他们要来了金色大厅历年演出的票价记录册，“如果定高了，问津者寡，就是失败;如果卖低了，也会被人瞧不起。后来我父亲说，看看卡拉扬带的乐团是什么价位，我们就接近他们的价位！”

“由于是第一届，所以当时我们拉到了不少赞助，比如奥地利航空公司、英美烟草，包括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市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这些支持只保证3年，因为人家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帮助。随着我们往后做形成传统后，赞助也越来越少。虽然我们有门票的收入，乐团也会支付一部分机票、食宿的费用，但宣传费用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现在每年以持平为目标，公司的赢利点是在其他项目上。”吴嘉童说，“我们希望这个中国音乐的品牌能够延续下去，即便有一天我们不做了，还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记得在金色大厅演出完后，有好奇的观众跑来问我，“《广陵散》是什么时候创作的？《琵琶行》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演出的？你们以后是否能在节目单上标注创作和演奏的时间呢，那样会对我们理解这些音乐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城市。其实看看古琦的家，就是最好的例证。老房子是几代人积攒下来的，没人因为它是老房子就要去拆毁它重建新的，而是一代代人延续下去将它修葺得更完美。院中从100多年前只有一棵苹果树，到今天一片苹果林。花园从原来的方寸之间到今天走个来回需要20分钟，五六代人的老照片挂满餐厅的墙。每一张照片都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

人们对历史的敬重，让音乐在这个国家不管遇到什么大事，都能延续而无断层。

在古琦家里的晚餐进行到尾声，古琦弹起了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茉莉花》。这让我想到奥地利已故的音乐界泰斗玛塞尔·布拉威在为“1998年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做主持时说的一段话：“1926年歌剧《图兰朵》在维也纳首演，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买的是站票。我们这些孩子们要看看老年的普契尼是否还像他年轻的时代那样富有灵感，10分钟过后，我们听到了这首美妙绝伦的旋律并惊叹道：普契尼，你的创作已无法用语言描述。60年过去了，1989年的一天，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乌多·尤根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演唱会结束时，乌多说：我认识了一位迷人的中国歌手，我将同她一起演唱一首古老的中国民歌。”他们唱的就是《图兰朵》。对于中国民乐来说，似有一种，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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