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在上海的日子 替大众呐喊谱不朽旋律

聂耳与母亲及兄长们的合影，摄于1923年昆明（右一为聂耳）

    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队，约摄于1930年。前排左起为张簧、谭光友、江涛和严折西，后排左起为张旋、严励、严华、菲律宾指挥、聂耳、黎锦光和宋廷章

    瞒着家人投奔国民革命军时期的聂耳（右），苦涩的军队生活使他的表情也显得灰暗

调皮的聂耳在摄影厂内开着做道具用的模型汽车，摄于1933年2月

    1935年的夏天，人民音乐家聂耳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绕道日本前往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途中 在日本神奈川的鹄沼海浜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巨星陨落，举国同悲。不久，他的遗作——《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大地唱响，激励着亿万中国军民 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这庄严雄壮的国歌声更是响彻大江南北。

    壹 耳朵先生的忠贞爱情

    英年早逝 的聂耳，一生创作了35首歌曲和四首民族器乐曲。由于过分短促的生命和艺术经历，使聂耳来不及掌握更多更高的音乐创作手段，也来不及在更广的题材和体裁领 域施展自己的创作才能。但他用自己生命的激情和无比的热忱，所谱就的旋律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已越过了银幕和舞台的范畴，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他在这些作品 中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同人民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进程，有深远影响。

    聂耳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后， 与田汉相遇相知而改变人生的。前不久，有收藏家捐赠一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沙梅在上海主编的《音乐与戏剧》期刊，给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陈列室。聂耳当 年在自己的多篇日记中提到，因看了《音乐与戏剧》中几篇音乐评论文章后，才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用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替大众呐喊”。

    聂耳原名聂守信，云南玉溪人。因其耳朵特别灵敏，圈内人称之为耳朵先生，故得艺名“聂耳”。

    出 身中医世家的聂耳，自幼就显露不凡的音乐才华。因四岁丧父，家道中落，青少年时代聂耳跟邻居木匠学习民族乐器，又随法国教师涉猎西洋器乐。1927年，聂 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期间他又有了短暂的参加国民革命军的经历。儿时寒窗生涯，聂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组 织、主演几部爱国话剧时，结识了校外的昆明姑娘袁春晖，这是聂耳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终身爱恋的人。即使以后他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人生闯荡中，与许多歌星、 影星相交，都不能改变聂耳对远在家乡情人的忠贞。在远离家乡的这些日子里，与袁春晖互吐衷肠往来的书信达二百封左右。就在聂耳远涉重洋遇难之前，他的母亲 还来信催促聂耳抽时间回家与袁春晖完婚。因聂耳一直想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有更大的建树，这段美好纯真的姻缘，因聂耳的突然遇难而成为历史的遗憾。但聂耳是 带着永远的爱恋而去天国的。

    当噩耗传到聂耳家乡，袁春晖悲痛欲绝，好多年都不能自拔，之后她一直住在聂耳家中，侍奉着聂耳的老母彭寂宽……

    贰 上海学艺初露头角

     1930年7月，18岁的聂耳刚从省立师范毕业，因学运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被迫离滇来沪。起初，他在老西门由老乡、好友郑雨笙开的南货铺里当伙计。 翌年四月，聂耳在申报的一则广告中得知：名闻遐迩的联华影业公司的歌舞班招生(即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就跃跃欲试。经过二轮面试，虽然聂耳的小提琴拉得并 不怎么样，但主考官黎锦晖对这个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又很有拓展前途的年轻人，非常看好。破格录用。当时的歌舞团明星云集，有王人美、黎明晖、黎莉莉、徐 来、周璇、严华、白虹、金焰等等，黎锦晖、黎锦光为创作人员，聂耳则担任乐队小提琴手，平日里好学的聂耳还随乐队首席王人艺学习琴艺。整个歌舞团的任务就 是为联华的影片配音、配乐，空闲时，则在全国巡演。

    经友人介绍，聂耳又拜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意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为师。一个星期天 的上午，聂耳兴冲冲地来到老师家中上课。当时已有二位白人学生比他先到，因此，聂耳坐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着老师和那两个学生拉琴时的姿势、手法和指法， 此时，聂耳才突然明白，自己过去拉琴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发现，如同被人当头浇了一大桶冰水，周身彻凉。白人学生走后，轮到聂耳上课，老师简单地询问 了聂耳学琴和工作的情况后，随即从身旁的抽屉中，取出一把弓，用松香润滑后递给聂耳，要他随便拉一首曲子。当聂耳一曲拉毕，老师连连摇头，告诉他这种方法 完全不正规，然后从弓的用法、指法到拉琴时的姿态都作了严格的指导，并要聂耳反复练习。一课完毕时，聂耳才感觉自己已浑身是汗了。他也再次认识到训练好基 本功的重要性。打那以后，聂耳每星期到普杜什卡家中上二小时课，每次学费很昂贵，要三块大洋，这占了聂耳每月工资的一半左右。但他还是乐此不疲。这样的学 习，聂耳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琴

    技突飞猛进。不久，渴望进入音乐殿堂的聂耳，报考国立上海音专的小提琴专业，由于不是童子功，最 终还是与之失之交臂。日后在电影领域硕果累累的聂耳声誉日隆，作品流传甚广。当年没录取聂耳的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非常感慨，认为聂耳若能在音专正规学习 作曲，定能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大家……

    对于明月歌剧社的商业演出和某些媚俗低下的作品，聂耳是反感的。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和“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难，统治当局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以及革命书刊，进步思潮的影响，聂耳严肃地思考自己的 艺术观和应走的道路。他以黑天使、完适等笔名在《电影艺术》《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对演艺界某些现象和不良导向进行尖锐的抨击和善意热情的批评。由此也 得罪了明月歌剧社的主创人员。厌烦了现状的聂耳，决定辞去工作去北平，报考北平艺专，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恋人袁春晖一直希望聂耳离开是是非非的演艺 圈，而去专门的音乐院校深造，能在这条挚爱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叁 入党后进入创作巅峰

     1932年盛夏至年底的北平之行，聂耳求学未成。在那里他结识了于伶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也参加了许多社会实践。使他更坚定了自己今后的方向。由于党清 晰地认识到当时的电影及其音乐对于唤起民众的重要性，由田汉出面邀请并帮助聂耳，在这年底重返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

    翌年 初春，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夏之交，聂耳为进步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由田汉作词的第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首歌曲 运用了民间的劳动号子的节奏和“一领众和”形式，力图形象地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风貌。处女作虽然还不十分完美，但业内人士都对它好评有加的。

    不 久，聂耳应任光之邀，加盟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任副职，担任收音、抄谱、教歌(录音前教电影明星唱歌)和作曲等，这期间聂耳经贺绿汀介绍，拜上海国立音专的 俄籍阿萨柯夫教授为师，自费学习钢琴和作曲技法，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到他东渡日本为止。在百代公司，聂耳创办了中国第一支民乐队：森森国乐队。这期间面世 的作品有任光的《彩云追月》、黄贻钧的《花好月圆》及聂耳的歌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金蛇狂舞》和无限思恋家乡山水之情的《翠湖春晓》，这些作品堪称 中国民乐的经典，被载入史册。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丰的一年。先是为舞台剧《扬子江的风暴》写了四首插曲，其中最有名的是《码头工人》和《前进歌》。这部舞台剧的成功，为聂耳的“替 大众呐喊的新兴音乐”提高了信心和积累了经验。一发不可收，聂耳又接连为孙瑜导演的影片《大路》谱写了脍炙人口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有袁牧之、应 云卫创作的影片《挑李动》中传唱至今的《毕业歌》及岁末年初由蔡楚生指导的《新女性》片六首新女性组歌。聂耳的这些进步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激 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枕，也惹恼了国民党当局。

     1935年春，聂耳又为影片《逃亡》《凯歌》谱写了四首爱国的抗日救亡歌曲，被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就在聂耳前往日本避难前夕，他看到挚友田汉编剧的 影片《风云儿女》，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便主动请缨。谱写了《铁蹄下的歌女》和《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是聂耳人生最后的作品。

    肆 名家怀念永生海燕

    著 名剧作家夏衍在闻讯聂耳遇难后，旋即发表如下感言：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1932年到1935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 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1935年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举行聂耳追悼 会。上海文艺界几乎所有知名人士都自发出席。当时还被关押在南京的田汉在狱中写了悼词，正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用诗歌形式表达对聂耳的痛悼。与聂耳从未谋面 的另一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二次撰文，表示对聂耳的崇敬之情，与聂耳有很深情谊的贺绿汀生前曾对我说起，当年，他在南京路上行走时，从报童手中看到聂耳遇 难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再也不能相见，固然是痛苦的，但他用生命激情谱就的不朽歌曲，永远鼓舞人民大众向前进……贺老还告诉我， 他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途中所写就的《游击队歌》，也受到聂耳精神上的影响和鼓舞……

    为了将聂耳的骨灰和遗物送回昆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专程来沪。但无奈，聂耳的骨灰不是由三哥捧回，而是通过邮局寄回昆明的。因为当时从上海到昆明，中途必须经过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法国政府规定：不准外国人将骨灰带入境。

     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埋葬在他生前最钟爱的西山，青石垒起的坟墓朴实无华。就这样，聂耳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协在人民日报刊登征集国歌、国徽和国旗的启事。到截止日，共征集到歌词632件，曲子694件，其中不乏许多大家作 品。不过周恩来很早就谈了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是最合适的。9月29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丰泽园，召集了由周恩来参加的民主党派 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审定国歌等问题。郭沫若说：“我赞成将《义勇军进行曲》暂定为国歌，这是因为国歌不仅国人能唱，还要考虑外国人也能够唱，不过建议歌 词要修改一下。”徐悲鸿的意见是《义勇军进行曲》只能作为临时国歌。黄炎培则认为歌词不改为好。田汉发表了意见，“《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我写的歌词 有其过去的历史意义，但是现在应该让给新歌词了。”对于众说纷纭的意见，周恩来说：“如果不用旧歌词的话，感情就激发不出来。”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他 说：“应该改的是要改，但保留旧的东西也有必要。我国人民经过艰难苦斗虽然终于解放了全中国，但是我们还是被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 的压制，我们必须为了中国的彻底独立和解放战斗到底，因此还是原来的歌词好。”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力荐，《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国歌。从此，这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最强音，一直在华夏大地激荡。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