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比赛的台前幕后

第六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陈涵参加闭幕式获奖者音乐会演出。

外行看钢琴赛，往往会幻想那些默默无闻的小镇钢琴鬼才赢得大奖一夜成名的神话。以观察钢琴比赛为生的“比赛先生”古斯塔夫·阿林克(Gustav Alink，阿林克-阿格里奇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告诉我：“来参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是熟脸，他们已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了。”

对于钢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参加钢琴比赛是生活的一部分。全球有那么多音乐学院，钢琴系又是大系，学生多意味着竞争激烈，弦乐专业的学生当不成独奏家还可以去管弦乐团工作，钢琴专业生的前景则异常残酷。目前看来，成为独奏钢琴家的道路不外乎两条：一是通过勤学苦练，如果足够优秀就有机会跟到名师，名师的意义，除了音乐技术和诠释境界的点拨之外，更在于人脉。钢琴名师大多与著名经纪公司或指挥大师相交甚密，如果协奏曲演出临时出状况需要找人救场，指挥或经纪公司会第一时间来找钢琴老师推荐优秀学生。郎朗和王羽佳的老师格拉夫曼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俩几乎没有参加过钢琴大赛，都是靠临危救场成名。王羽佳补过钢琴女神阿格里奇的缺，媒体自然乐于把她渲染成“下一个阿格里奇”。第二条道路就是参加钢琴比赛，如果能赢得一些重大赛事如肖邦大赛、鲁宾斯坦大赛、玛格丽特-隆大赛、范· 克莱本大赛、柴科夫斯基大赛的头奖，基本等于拿到了国际发展的入场券，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会主动邀约，与指挥和名团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

第六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以色列钢琴家阿里·瓦迪(Arie Vardi，李云迪、陈萨的老师)说：“我并不特别热衷于钢琴比赛这一形式，从艺术角度看它有很多缺点。评委口味都不一样，最后能够胜出的并不一定是音乐上最有想法的人，而是大家都觉得能接受、过得去的人。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些钢琴比赛呢?因为公开的比赛是唯一相对公平而且有效的甄选途径。评委可以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聆听全球各地音乐学院里最好的学生，对他们的程度和艺术风格有一个总体把握和判断。”

选手

要了解一个钢琴比赛的选手，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音乐学院学生的生活。大部分进入音乐学院附小或是附中的人，一早就为自己选好了人生道路，要成为职业音乐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音乐天才”的说法，大概是最不符合实际的神话。再厉害的“天才”，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学会肖邦的全套练习曲，更不可能早早领悟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没有哪个“天才”钢琴家敢说自己不练琴，事实上，每天长达七八个小时的练习是维持技巧状态的唯一途径。就连业余爱乐者都知道那句老生常谈：“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内行知道，三天不练外行也知道。”

全球大部分音乐学院，对钢琴系毕业生的要求就是开一场独奏会，汇报四年的修习成果。一场独奏会若以一个半小时算，最多也就四五部作品。而大部分学生会趁着年轻力壮、手指灵活的时候苦练炫技作品，训练“肌肉记忆”。据说“肌肉记忆”成熟到一定程度，演奏高难度段落时并不需要多想，手指会自动完成工作。所以有些得了老年痴呆症的音乐家，老婆和帽子都分不清楚，还能顺畅地弹钢琴。

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作品本身。钢琴艺术从古典时期发展到印象派比如德彪西，音色开始定义作品。演奏德彪西的钢琴作品，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触键方式才能达到那种空灵的效果。许多钢琴家都表示，如果一段时间都在练德彪西，熟悉了不同的手臂姿势和触键感觉，突然再弹粗犷质朴的贝多芬，会感觉很怪异。也就是说，一位钢琴家不可能精通各个风格的作品，所谓的“全能天才”至今尚未诞生，一个人至多只有一两种风格的代表作。

钢琴比赛的曲目范围，要比音乐学院学习的更窄，基本上框定在打基础的古典作品和钢琴炫技曲库。钢琴系学生的任务，除了准备毕业独奏会，就是奔波于各类钢琴比赛寻找登台锻炼的机会。这两桩事，几乎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很少会泛读其他的音乐文献，所以很多年轻钢琴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除了自己演奏的作品之外对音乐一无所知。

如今的钢琴比赛初选是提供演奏录像，专家团通过看录像决定是否允许你来参加比赛。初选故事特别多，评委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说了一个圈内笑话：“以前有次钢琴比赛，有个人自己没录像，就寄了份鲁宾斯坦年轻时的录像去初选，结果被刷掉了。他给评委会写信说：知道吗，你们刚刚刷掉了大师鲁宾斯坦。评委会也不客气，回信说：知道吗，鲁宾斯坦也有不顺的一天……

能够进入初赛的选手，已经是各大钢琴系毕业或未毕业的菁英了。他们多数已经有过独奏经验甚至与乐团合作经验，不少人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此次获得第三名的韩国选手金弘基，之前刚在韩国赢得一项钢琴赛大奖，从未出国留学，完全是韩国本土培养的尖子。 

全体评委和全体获奖者合影。

另外，本次比赛进入决赛的 6 名选手中只有一位是欧洲人，得了第五名。亚裔学生在钢琴领域的优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评委雅克·鲁维耶(Jacques Rouvier，“狼女”格里茂的老师)说，现在欧美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一大半都是亚裔学生，前几年日本人特别多，后来是中国人，最近几年韩国人奋起直追，出了很多人才。阿里·瓦迪多少有些感叹：“曾几何时，犹太人在音乐界一统天下，几乎所有的伟大音乐家都来自犹太背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音乐的未来掌握在亚洲人手里。”盛一奇追问瓦迪中国学生的弱项在哪里，瓦迪说中国学生技巧惊人，25 岁之前那些繁难作品几乎都不在话下，但 25 岁之后技术逐步衰退，如果对音乐的理解无法加深，便会触到玻璃天花板。“很多学生弹高难作品里的和弦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把一个和弦单独挑出来让他重复，他就做不到，这说明他对该和弦的涵义没有了解。我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敢碰肖邦的练习曲，现在任何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都能弹。但应该说，我们是更好的音乐家，我们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演奏室内乐，了解别的文化。我经常教育亚洲学生要多了解音乐的历史和文化大背景。”的确，许多大赛的年轻获奖者最后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

这次获得大奖的台湾选手陈涵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现在就读于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卡普琳斯基(Yoheved Kaplinsky)。专业之外他还辅修作曲，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西方美术史课程。他是唯一一位每轮演奏都得到评委鼓掌的选手，两排白发评委频频颔首，在钢琴比赛上可不常见。他之前已经赢得过俄罗斯、中国香港的钢琴赛大奖，与阿什肯纳齐指挥的香港爱乐乐团合作过协奏曲。这次得奖后，他会获得拿索斯公司的录音合约。

评委

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曾经指出钢琴系学生的一种常见误解，他们苦练比赛曲目，以为练熟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拿来开音乐会，可惜“普通观众不会有钢琴赛评委的品位和专业评判素质，公众总是期待激情、感动甚至眩晕，哪怕被激怒也是好的，但评委可不想被惊吓，他们常常更看重循规蹈矩而不是古怪的创新”。用中规中矩的比赛曲目去开音乐会，观众恐怕是要睡着的。相反，如果拿适合音乐会表演的民歌小曲或是“4 分 33 秒”之类的行为艺术作品去参加比赛，评委会觉得你投机取巧。

钢琴比赛的投票，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而不是照顾少数派权利的民主原则。阿里·瓦迪说：“当评委，你得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个人品位无法主导其他人(虽然在艺术里垄断有时候是好事)，你得学着去适应并尊重别人的品位。”

中国国际钢琴赛分成三轮，投票规则是这样的：初赛从 50 名选手中选出 12 位进入半决赛，排名不分先后;半决赛从 12 位选手中选出 6 位进入决赛，排名不分先后;决赛后评委对 6 位选手进行排序，排序数字叠加后产生获奖名次。初赛和半决赛的投票方法相对来说是最为公平的，如果采取打分制，有时会出现刻意打高或恶意打低的情况，影响平均分。鲁维耶说他担任 1980 年蒙特利尔大赛评委时，就碰到过有人恶意给波格莱里奇打低分，于是他联合另一位评委拼命打高分，虽然波格莱里奇最后险胜，分数也只比平均分高一点儿。同年波格莱里奇参加肖邦大赛，因不愿搞内部交易(苏联文化部有内定人选，他们希望波格莱里奇放弃参赛，并提出以 1982 年柴科夫斯基大赛的冠军头衔来交换)而未进决赛，评委阿格里奇为此愤然离席，成为音乐史上著名事件。

查尔斯·罗森当评委则是另外一个类型，他不是学院派而是独奏家，他认为艺术家应该以最高水平为评价标准，一个人一辈子都弹得狗屎一样，但只要有一次发挥奇好，也不失为大艺术家。所以他会给他感兴趣的选手打 98-100 分(即便错漏百出)，给不感兴趣的选手(即便技术很好)打 0 分，还经常违规游说其他评委给他看好的选手投票，当然他这样做经常被评委会主席警告，后果就是不太有人愿意请他当评委。

不过计算多数票的方式也有一些小缺陷，比如不太适合那些特别有个性的选手，因为评委对于个性的评价是很极端的，要么激赏要么嫌恶，所以统计多数票对那些技术平衡但可能音乐上平庸的选手更为有利。这次初赛时，有一位意大利小伙子桑乔万尼演奏了布索尼改编的巴赫《D 小调恰空》，在钢琴上奏出了教堂管风琴的恢宏音效，听者动容，可惜没有进入半决赛。赛后有评委评价，他会比一些进入决赛的选手有更好的音乐前途。根据多数票原则，评委每一轮的投票目的有细微差别。阿里·瓦迪说：“初赛结束后，我会投票给那些我还想听第二次的选手，这时我的个人品位会发挥作用;半决赛结束后就不太一样，我会投票给我觉得有潜力拿奖的选手;决赛后的排序则根据选手对音乐的理解能够走多远而定。”评委总会在比赛上碰到自己的学生，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好老师总是能吸引到好学生，因为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彼此遇见的几率就很高。前一阵有些物议的范·克莱本大赛，就因为卡普琳斯基有 9 个学生/前学生参赛，而她也担任评委，外界呼吁比赛应该更公开透明。这时评委人数多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某位评委就算对自己的学生有偏爱，也只占一票，不太会影响整体评判。 

音乐厅，钢琴，乐团

在音乐表演中，硬件好坏至关重要。如果让一位大师在会议大礼堂里弹一架破琴，恐怕很难有什么精彩表现。

厦门的鼓浪屿有“钢琴岛”之称，解放前岛上几乎家家有钢琴。厦门还有位世家富豪是钢琴发烧友，专门为国际钢琴赛出资兴建了宏泰音乐厅。所有评委都对这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赞不绝口，它不大不小，正好适合钢琴演奏。音乐厅里有 4 架斯坦威钢琴供选手选择，还有斯坦威专业调音师随叫随到。每一架钢琴都有自己的音色特点，有的温润，有的堂皇。敏感的艺术家对钢琴的要求极高，上世纪初不少钢琴大家出门演出都自带钢琴，这项传统后因国际运输成本太高而逐渐消失，坚持到最后的大概是霍洛维茨。米开朗杰利和波利尼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会要求自带钢琴，多数时候钢琴家只能选择折中方案，带自己的专职调音师出门，让他把各地的钢琴调成自己喜爱的音色。有时候一个出色的调音师比出色的钢琴家更难找。

小提琴在梅雨季节会发生指板下垂等不可逆转的变化，琴弦离指板越来越远，会给手指按压带来困难，所以专家会建议雨天把琴收好，天晴时拿出来晒一晒。钢琴构造要复杂得多，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属和木制部件会不断衰老，音色也一直在变化。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钢琴原初的音色是怎样的。琴手和琴的关系好像恋爱，越弹越熟悉，也越有感觉。据说 60 年代整整一代美国钢琴家如格拉夫曼、弗莱舍等人都在一架编号 199 的斯坦威钢琴上录过音，这架琴有着温暖和辉煌的完美结合，余音绕梁。后来它因老化被公司出售，有念旧的钢琴家大骂斯坦威无情，“如果这公司还有点良心，就应该把它修好供起来”。在商言商，良心总是靠边站，斯坦威最近把自己贱卖给了资产倒卖公司，前景堪忧。

阿里·瓦迪曾经在北京担任过第一届中国国际钢琴赛的评委，他回忆，当年的比赛环境很糟糕，没有像样的音乐厅，没有像样的钢琴，选手难以正常发挥，对评委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中国最惊人的地方，是任何领域都可以飞快赶上，现在跟 20 年前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最好的音乐厅和最好的钢琴，选手真像身在天堂，再也没有借口抱怨，只能倾其所有。”不过据有的选手反映，比赛用琴虽好，备赛用的练习琴却略差，多练会破坏手感。

6 位决赛选手每人要演奏两首钢琴协奏曲，这要求与乐团合作。此次钢琴赛的决赛伴奏是澳门乐团，两天要与 6 位选手排练，演奏十几首作品，工作量相当大。第一天排练后，乐团更换了指挥，有惊无险，决赛期间的表现差强人意，安全过关。乐团如果对选手有信心，伴奏就相对顺畅，相反，如果选手节奏控制不稳，自由速度过多，就容易与乐队脱节。乐团助理指挥简柏坚临危受命，能指挥完十几部作品，可见平日积累，实属不易。有评委听说后，立刻开玩笑自荐：“我们都弹过这些协奏曲，也指挥过，作品很熟，以后可以让评委客串一下指挥嘛。”

任何竞争激烈的比赛都是残酷的，赢家总是少数。资深评委很少批评选手的演奏，因为他们知道艺术道路多么艰辛，没有人会故意弹坏。若是年纪太轻时参加比赛，心理尚不够强大，失败可能会留下终生阴影。有的选手很容易受观众席的噪音影响，有的选手弹错音后便方寸大乱。任何微小的情况，都可能会影响选手的成绩。那些看上去收放自如的选手，除了技巧扎实自信，更是因为他们早已身经百战。

在宣布获奖名单时，6 位选手互相拥抱祝贺，“比赛先生”阿林克说：“这倒是很少见的场景，希望他们在未来能够保持这份大度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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