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歌在瑞典

多年前，刚上初中的儿子有一次放学回来，对我说，他在幼儿园学的一首儿歌，现在改词了。那首儿歌的歌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改后的歌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包烟/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烟/马上把烟点/我生气地说了声/哥们给钱！

从这儿歌的改词折射出来的社会风习的变异，让人说什么好呢？

没有想到那之后，我会在异国他乡看到认认真真地收录了这首儿歌原文的外国出版物。

这是瑞典大众出版社编辑印制的一本世界儿歌选集。收了一百多个国家的一百多首儿歌，同时印有瑞典和儿歌原创国两种文字。出版的目的，是向瑞典读者——首先是小读者介绍世界各国儿歌。选择的标准是明确的：健康、向上、活泼，同时体现儿童教育的道德水准。

中国入选的这首儿歌受到特别重视。文字之外，还有一帧戴红领巾的少年向白衣蓝裤的警察叔叔敬礼的插图。书首发的时候，特地请了中国第一个演唱这首儿歌的歌唱家到瑞典在首发式上演唱。书是硬面精装，插图全为彩色。出版社负责人介绍说，它的销量很好，是该社赢利的图书之一。

但它编辑出版的初衷并不是赢利，而是基于对儿童健全素质的倡导。这本儿歌集选材的面很宽，除了这类注重道德品质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是深蕴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特性的知识性、趣味性、智慧性内容。

这家出版社在一条古旧的小街上，房子以及里面的楼道和办公室也都古旧而狭窄。人不多，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30人，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二百多万美元。他们的经营运作方式完全是市场化的，但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他们的定位是内容健康、面向大众、有普及性的。他们“从来没有出过、也决不会出宣扬性和暴力的书”。我问后面这类书在当地是否更有市场，更畅销。负责人很不屑地回答说：我们不出那类书，因此也不关心它的发行情况。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只不过，他们赚了钱，并不是用来给自己盖豪华的房子，一个劲提高高管的年薪。

看着他们陈旧的书架、办公桌椅，被鞋子踏出明显痕迹的地板，想着他们每年白白拱手交出去千百万克朗，我很是感慨。

而最让人感慨的，是他们对为他们撰稿的作家的爱护：只要他们认准了是一部优秀的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即使发行预期只能卖出一千本，他们也一定按第一次印刷五万册计算，然后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付给作者版税。决不存在让作者自己掏钱的事。

当然，他们做赔本买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最大的援助者是政府。政府每年都有专门的拨款用来补贴这类图书的出版造成的亏损。

除出版业之外，对其他的文化事业，诸如高雅音乐、舞蹈、戏剧的演出等，政府也都采取了同样性质的资助方式。

为了使上述文化政策的原则落到实处，尤其是为了防止政府官僚对文化艺术专业强加自己的意志，瑞典又在政府机构之外成立了专业委员会，为文艺部门提供咨询服务；为文艺团体、出版机构提供资助；与文化界联系，组织业务交流，保证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政府机构只管政策，并按国家预算拨款。款怎么用，由委员会负责。瑞典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瑞典算不上什么古老的文明国家，“而在现代，我们为把优良的文化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而沾沾自喜。”

对人类精神层面保持忧患意识，并为此竭尽全力地作出应有的努力，这应该是所有负责任的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一种良知吧。（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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