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枫:我决定听SACD了

这难道真的是高科技创造的奇迹？一个机器，一种介质，就可以把音乐的生命改变

　　我受超级CD（即Super Audio CD，简称SACD）的蛊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记得早在十年前，我就买过所谓的DVD-AUDIO，但因为一时没有机器播放，便一直听这个很贵的介质附赠的一张普通CD，我对它的感知曾始终停留在音响杂志的介绍。
　　早在2002年，荷兰录音师朋友加雷德·萨克斯便向我灌输SACD的理念，而我都当作耳旁风，因为实在不能忍受用来播放所谓“5.1声道”的组合音响系统是一副家庭影院的模样。我第一次认真听加雷德演示SACD是在三年前的北京音乐厅，那时他的唱片公司为中国交响乐团及一些民乐演奏家录制一批唱片。但是那次演示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马勒，匈牙利指挥家伊凡·菲舍尔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的第六（悲剧）交响曲。我不知道貌不惊人的分五个点摆开的扬声器价值几何，但它们发出的声音，确实逼真还原了音乐会演奏的现场气氛。以前我们总是喜欢谈论一个交响乐录音的音场如何宽广，如何有聚焦，但是这些标准在SACD的重放面前都显得不值一提，因为一向被HiFi-end“发烧界”看不起的环绕立体声，在此显示出强大威力。在那个被菲舍尔的马勒搞得心潮澎湃的时刻，我的耳朵也变得立体起来，音乐传递到身上好像不仅仅通过耳朵的途径，它们沐浴了整个身体，将我密密包围。
　　加雷德总是强调SACD介质最大的优势在于信息存储量。极具说服力的数据，使我再也不敢对SACD掉以轻心；试想，同样的录音，当它存储在SACD上的信息量是普通CD的五六倍时，关于音乐被压缩到什么程度的讨论自然浮出水面。SACD声称不仅对音乐信号毫不压缩，还在取样率及动态频率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此说来，SACD目前的市场价格并没有比普通CD贵上一倍，足见它横扫录音制品市场的勃勃雄心。
　　我从两年前开始注意收藏SACD，当然不会在曲目上和我已经有的普通CD重复。我渐渐感觉到，即使在SACD上的另一个CD涂层，它的音响效果都要比纯粹的普通CD要好得多。这大概就是存储量在作怪吧？
　　终于决定要添置SACD播放机来善待越攒越多的SACD，是因为我终于见识到真正高品质的录音了。同样出自荷兰的PenTaTone唱片公司来头不凡，其高层领导居然都是PHILIPS唱片公司出身。他们不仅有资格签下当代大牌音乐家，还把PHILIPS公司三十余年前的“四相位”录音尝试经过SACD重制过程，使之达到具有超越性的目标。当年的“四相位”信号拾取近似今天的环绕立体声，但因为没有能够存储全部信息的介质而宣布放弃。这些录音母带在PHILIPS的仓库里尘封已久，现在终于陆续重见天日。
　　何止是重见天日！简直是投胎再生。无论是库特·马祖尔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还是阿劳和布伦德尔的贝多芬、肖邦和舒曼，都在今天的SACD上被丰富了，被丰满了。和普通CD上的同一录音相比，空间完全打开，鲜活感触手可及，音乐的感动从来没有如此直接。这难道真的是高科技创造的奇迹？一个机器，一种介质，就可以把音乐的生命改变？
　　在一套并非顶级的“5.1”环绕扬声系统面前，我对比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勃拉姆斯的两首管弦乐队“小夜曲”和三首钢琴四重奏。我实在觉得从前的普通CD已经没有任何保留价值，这是我决定从此用SACD播放机聆听音乐的主要动因。
　　通过PenTaTone，我还领略到当世最杰出女小提琴家朱丽亚·菲舍尔的卓越琴艺。她对柴科夫斯基和勃拉姆斯协奏曲的演绎，让我见识到少女最深沉最激情充沛的情怀，而这些正是通过SACD所提供的丰富性才得以传神地表现出来。不仅是朱丽亚·菲舍尔，还有目前十分流行的普雷特涅夫、帕沃·雅尔维、尤洛夫斯基、雅诺夫斯基、哈雷维格、克莱茨伯格；他们正在联手打造一个交响乐的SACD帝国，其咄咄逼人的态势至少已经让我做好归顺的准备。
　　上月在广州，我尝试了另一个德国厂牌CAPRICCIO的SACD。吸引我的首先是指挥家及曲目，我怎么能够拒绝加里·贝尔蒂尼的柏辽兹与莫扎特？怎么能够对迪米特里·基塔延科的肖斯塔科维奇无动于衷？我太想知道他们在SACD上传达出来的饱满动态和戏剧性张力了，而这些在普通CD上是永远听不到的。我决定购买一套SACD音响系统，就算它的样子不那么“专业”“高级”，我都相信它所发出的声音。■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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