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明星生病了怎么办？

文 | 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 | 盛韵 

去年盛夏时节，一位小提琴家感到上臂疼痛。她去看了医生，医生让她休息至少六周。她的经纪人向各大音乐机构传达了这一诊断，引起了大面积恐慌。横跨美国的各大音乐厅的新音乐季节目册都得重印，还要一一知会赞助人。乐团经理发疯似地翻动手机屏试图从联系人名单中找个合适替补，筹款人则不停地给关键捐款人打电话让他们放心。 

旨在为音乐季的门面添光加彩的明星机制，早已一败涂地。在明星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只有三位小提琴家成功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如今一个也没有了。音乐会的蛋糕上几乎所有的樱桃都消失了。在焦虑和衰落的年代，观众老龄化，艺术家提前三年订演出计划，古典音乐行业完全依赖于一小撮被证明有票房实力的艺术家。不管去哪里，总是那几张熟面孔。德国的古典回声大奖自 2002 年以来只选出过六位歌剧红伶，好像只靠这六个人就能撑起全球一百多个大城市的歌剧演出似的。难道剩下那些就都是不会唱歌的无名小卒？ 

中国是古典音乐增长最快的市场，被两位青年巨星瓜分——郎朗走国际路线，李云迪是国内青年偶像。郎朗能提供更多产品，但李云迪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秒杀他。其他钢琴家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号召力。

伟大小提琴家曾经山头林立，如今已经减到哈恩、贝尔、穆特等寥寥几人，有些小提琴家在本土发展不错，比如法国的雷诺·卡普松，英国的奈杰尔·肯尼迪，德国的弗朗克-彼得·齐默尔曼。但若论国际舞台上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前面三位。半个世纪前，海菲茨是世界公认的小提琴上帝，他要求的出场费只比排在后面的十几位顶尖同行高出百分之十，当时的领头羊都多么具有平等主义精神啊！如果海菲茨生病，米尔斯坦、梅纽因、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西盖蒂、韩德尔、柯岗、吉特利斯、艾尔曼、苏克、格鲁米欧、弗兰切斯卡蒂、阿卡多等都能救场。而今天，多样性哪儿去了？

小提琴家克莱默是第一位发出警告的，在 2011 年夏天，他公开退出了群星闪耀的维尔比耶音乐节。“我根本不想呼吸那种空气，弥漫着哗众取宠的气息和扭曲的价值观。”他写道，“让我们承认事实：我们对乐坛的毒气扩散都有责任，如今‘明星’比创造力重要，号召力比天才重要，数字比乐音重要。”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有些艺术家明显成了这种现代音乐产业的受害者……如果有才华的音乐家打算用才能去换‘明星’墙的‘认可’，我会质疑他们的人品。” 

至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这种地表贫瘠的，我这篇小文章无法详述，但最后阶段肯定可以用气候学家的术语“完美风暴”来形容。录音业在一百年里慢慢培养了一大批古典艺术家，自己却在千年之交经历了无法逆转的崩溃。录音业的终结又碰上了互联网的兴起、电视真人秀的剧毒威胁，安迪·沃霍的“十五分钟名人”迅速缩短到了十五秒。在新媒体环境里，任何人可以一夜成名，那些在录音让位于下载之前已经积累了声誉的艺术家尚能延续荣光，但年轻一代却发现成名的大门已锁，守门的巨龙是媒体杂碎。 

三百年来的音乐会行当，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难成功了。明星制度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促发了种种次级产业的国际音乐大赛，于是音乐教授暗自盘算着如何力推自己的学生，琴童像罗马市场里的奴隶一样被推到漠不关心的观众面前展示才艺。极罕见的情况下，会有真正的才子冲突壁垒，比如上一届柴科夫斯基钢琴大赛的获奖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Daniil Trifonov）。但如今，赢得大赛也未必能够保证前途顺畅。随着大众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大部分纸媒的不断衰落，一个艺术新人如何才能吸引社会的目光？有人靠 YouTube 成名，比如钢琴家瓦伦蒂娜·利希萨（Valentina Lisitsa），有人尝试电视快闪族。大部分人还是囿于传统，从一个音乐厅飞到下一个音乐厅，对着稀稀拉拉的观众席演奏，祈祷能继续得到演出邀请。明星体制扼杀了古典音乐的未来。 

不过灾难往往是创新的引擎。如今明星稀缺，乐团和音乐节不得不绞尽脑汁应对危机。纽约爱乐本季的驻场艺术家是一个三十好几毫无名气的小提琴家，丽萨·巴季阿什维利（Lisa Batiashvili），她出生于格鲁吉亚，技艺精湛，政治上也敢发言。她会成为克莱默那样的艺术家，绝不参与名利游戏。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爱乐雇用了一位视频艺术家在音乐会时“描绘”迪士尼音乐厅，通过环境变幻来提升艺术体验。在布达佩斯，一位指挥家用半个小时齐唱开始排练。我们没时间坐下来哀悼明星制度之死了，它的死早已被预言，而且拖得太久了。现在机会到来，该换上崭新的音乐车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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