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先驱—沈心工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是“乐歌运动”，也就是由中国音乐家选择一些国外乐风改填歌词，进而自己作词作曲，在新式学堂的乐歌课上教唱。沈心工就是点燃“乐歌运动”的火炬，开创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先河的启蒙音乐家，被李叔同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沈心工原名沈庆鸿，字叔逵，1870年2月14日生于上海，1947年9月5日病故于上海，享年77岁。

求学道路艰辛曲折

沈心工的祖辈原是名门望族，靠帆船航运发迹。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入侵，帆船航运无法与洋人的轮船竞争，沈家家道日趋衰落。沈心工出生时，沈氏家业已处于濒临崩溃之际。沈心工的父亲沈悦杠奉祖父之命主持家政，不仅承受着家业破产的压力，还要靠典当和找些杂差来维持生计，这给幼小的沈心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痛楚的记忆。沈心工幼时从母亲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后随中了秀才的大哥读书。8岁时全家客居长沙，12岁时移居青浦外婆家。1890年，沈心工考中了秀才，且成绩优异，名列第二，但由于这年大哥不幸病故，于是他接替大哥当了上海一个官宦人家办的私塾的教书先生，从此走上社会，自食其力。1891年，沈心工到江宁参加乡试落第，这使他对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幻想彻底破灭，但是，准备参加乡试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接着发生的家事、国事，又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1890年，沈心工从乡下来到维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上海，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例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设厂制造新式武器等，都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经常议论的话题。父亲为了全家生计，到远离家乡的湖南谋生，1892年因贫病交加，在长沙一个小客栈中孤寂地去世。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沈心工对腐朽的清王朝彻底绝望。这时，由于聘用沈心工教授私塾的主人去世，他也结束了旧式教书先生的生涯。在任家庭教师的时候，沈心工还到英国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听院长讲授数学。受此影响，他开始萌发研究西学的思想。

1895年，沈心工经人推荐到上海约翰书院教授国文。教书之余，他还向外国牧师学英语，并师从昆曲名家学习昆曲。

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上海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于1897年创办。该校首先设立的是师范学堂，培养新式的教师。虽然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想单纯通过兴办教育实现国家和民族自强是不可能的，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创办这样一所大学，毕竟是一种进步。沈心工知道此事时，非常兴奋，他毅然放弃约翰书院教席的优厚待遇，考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主修数学，兼修英语、物理、中文等课程。不久，他又获得兼课教师的职位。1900年，沈心工与师范班的同学筹办了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01年他毕业后即应聘任该附小教师。

1902年4月，沈心工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因发生日本政府伙同清朝钦差迫害中国留学生的事件，他与部分同学退学抗议，转入中国人自办的清华学校学习。

发起音乐启蒙运动

留日期间，沈心工从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得到启发，在留学生中发起成立“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创作，参加者还有曾志等人。“音乐讲习会”还曾请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继“音乐讲习会”之后，“乐歌运动”开始沿着两条路平行地发展起来：一条是以曾志等人为代表，在东京“音乐讲习会”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组成“亚雅音乐会”，开展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为推动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另一条路就是自1903年3月起，以沈心工为代表，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通过设置“唱歌”课，举办“乐歌讲习会”，而掀起了乐歌热潮。这两方面的音乐活动，都对“乐歌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沈心工在国内直接开展“乐歌运动”，影响更大一些。

1903年2月，沈心工回国，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开设了乐歌课，不久他出任附小代理校长、校长（当时称“主事”）。根据当时的教育年鉴记载，这是我国最早开设乐歌课的小学。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设置唱歌课，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也是我国“乐歌运动”的第一块阵地。沈心工创作了大量的乐歌，用唱歌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流行甚广，影响极大。他早期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体操———兵操》（即《男儿第一志气高》）外，还有《黄河》、《缠足苦》、《运动会得胜歌》等。当时，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龙门师范和沪学会等都请沈心工去教乐歌，并举办“乐歌讲习会”。不仅上海，全国许多地方也纷纷派人向他请教乐歌门径，从而在全国掀起一股乐歌热潮，形成了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启蒙运动。

在清王朝统治时代，沈心工和李叔同、曾志、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在新音乐文化方面能有如此开创性的作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作为我国最早的音乐教育家之一的李叔同，出于对沈心工的敬佩，邀请沈心工到自己创办的沪学会教课，受到听课者的热烈欢迎。

积极从事乐歌创作

沈心工一生创作乐歌长达30年之久，共创作乐歌180余首。他的乐歌多数是采用外国歌曲的曲谱，少数采用中国传统民歌填词而成，也有一些是他自己作曲的。由于沈心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在创作乐歌时，很早就开始采用中国的传统民歌，比如，《缠足苦》用《孟姜女调》填词，《采茶歌》是《凤阳歌》的改编。这是乐歌与传统音乐相结合的早期尝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沈心工也是最早使用白话文写作歌词的作者。

沈心工的乐歌作品题材广泛，情操高尚，大部分作品使用白话，浅而不俗，短小精悍，耐人寻味，风格隽秀，易于传唱，因此在当时流传甚广。沈心工的乐歌题材包括：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黄河》、《从军歌》、《爱国》等；直接宣传国民革命、歌颂共和新政的《革命军》、《美哉中华》等；提倡男女平权、重视科学的《缠足苦》、《女学歌》、《电报》、《纺织》等。沈心工所编乐歌，多数是儿童歌曲。由于长期担任教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唱歌要求有较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他的乐歌善于描写儿童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选用曲调注意音乐语言的生动性和儿童特点，使儿童感到亲切。例如，他编写的《体操———兵操》、《赛船》、《竹马》、《铁匠》等，在学生中流传甚广。

关于沈心工所编乐歌的传播情况，丰子恺在《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所谓儿时，是指前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年（1910-1913）的期间。这时候科举已废，学堂初兴。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新办的小学堂里所唱的歌，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学校从嘉兴请来一位唱歌（兼体操）教师，叫做金可铸先生（平湖人），他弹着一架三组风琴，教我们一班十三四岁的学生唱歌。这是我们最初正式学习唱歌，滋味特别新鲜；所唱的歌曲也特别不容易忘记。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好几首可爱的歌曲。”丰子恺晚年还能回忆默写《扬子江》、《女子体操》、《好朋友》等沈心工作词的歌曲。

从1904年起，沈心工先后编辑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共三集）、《重编学校唱歌集》（共六集）和《民国唱歌集》（共四集）。1939年汇编出版了《心工唱歌集》。此外，他还翻译了《小学唱歌教授法》一书。沈心工自己作曲的乐歌有：《黄河》、《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采莲曲》、《今虞琴社社歌》和《辍悼歌》等六首，以《黄河》一曲影响最大。黄自还特地为《采莲曲》配制了钢琴伴奏曲，并对《黄河》一曲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黄炎培在为后来的《重编学校唱歌集》写的序言中，对沈心工的乐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虽然当今已经作者如林，然而沈心工乐歌的价值，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与日俱增。黄自在为《心工唱歌集》写的“序”中说：“先生所深深致意的，是爱国，是自主自立，是惜时爱物，哀劳工，哀劳农”，“先生的歌集，风行最早……所谓‘盛极南北’确系事实而不是过誉。所以现在的青年教师及歌曲作者多少皆曾受先生的影响，这一点贡献，也就了不起了”。

沈心工的乐歌主要创作于1927年以前。1927年以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奋发向上的乐歌几乎全部被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沈心工对乐歌创作的态度仍然十分严肃认真，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在当时众多的乐歌作者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从事教育  创作话剧

从1900年与南洋公学师范班的同学一起筹办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03年2月从日本回国后执教于这所小学，到1927年被迫离开，在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沈心工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关心每个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沈心工几乎长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每天起床钟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跑到操场，集合学生出操；每晚宿舍熄灯，他也必巡视一周；逢节日假期，对于住校的华侨学生，他格外关心，常带他们到杭州等附近各地去旅行；甚至连学生的桌椅板凳和寝室的床铺、照明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严而不厉，谆谆教导，卓有成效，在学校和社会上威望很高。对此，曾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生的邹韬奋，曾有如下一段回忆：“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沈心工受革命军之托，率部光复青浦。可当地军民拥戴他任青浦主事时，却遭到他的婉拒，他仍回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主持校务，1922年又兼任大学部训育主任。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前几天，上海的政治气氛十分异常，国民党派员分别接管了交通大学（即南洋公学）和附属小学。沈心工被迫辞别这所“我看他呱呱产生……好像自己身家生命，用全副精神干的”学校。沈心工继续创作歌曲，编辑出版他的唱歌集，后被教育部聘为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参与音乐教材的编审工作。此外，他主要从事古琴的研究和改进，填配“琴歌”，写作《归鹤轩投壶杂录》、《家庭历史小学》，考订、整理《琴谱》。

沈心工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近现代新式教育特别是近现代新音乐教育和普及方面，还涉及其他许多领域。例如，早在1907年，沈心工为救赈淮徐大水灾，就导演了话剧《儿戏》（又名《新旧纷争》），义演赈灾。这部剧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后风行一时的“新派剧”风格，在我国话剧史上被称为“新剧”。它与李叔同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同年写成，可能是我国最早创作的话剧之一。从1919年至1922年三年间，沈心工还创作并导演了话剧《雪玫瑰》、《忠勇之童子》、《神仙布》、《棠棣之花》，并在有的话剧中加上音乐，这在当时也很少见。沈心工还根据《赵氏孤儿》的故事改编和导演了昆剧《双忠墓》，在南洋公学附小创建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演出。他在剧中采用了昆曲的三四十首不同曲牌，受到包括昆曲名家在内的观众的高度赞誉。

沈心工执教近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常应学生的邀请赴各地游览，受到学生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他们相聚犹如家人父子，极为欢愉。1947年，沈心工病逝于上海寓所，并按其遗嘱海葬于吴淞口。沈心工去世后，其生前师友唐文治、黄炎培、顾树森等十余人发起成立“心工音乐年奖”，以纪念他的贡献。

从1903年沈心工在学校创立唱歌课，推动我国近现代新音乐启蒙运动开始，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我国的音乐事业跨越了几个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回顾当时的那场“乐歌运动”，它虽然像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但是它继教会与教会学校里的圣咏、军队里的军歌之后，把西式集体歌唱的演唱方式，广泛引入到了中国的学校。乐歌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工农革命歌曲，也为30年代响遍全国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作了准备。

由于时间相隔较远，沈心工也逐渐被淹没在后来众多音乐家中而鲜为人知。然而，当我们回顾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沈心工一生为实现民族自强、振兴中华的理想，立足教育，以歌作戈，奋斗了一生。沈心工作为开拓者，以他那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声，陶冶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鼓舞了在深重苦难中奋起抗争的民众。我们缅怀沈心工时，更要认识到，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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