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中的“打破习惯之处”

■马慧元

    有一次看一个小说名著的电视讲座，其中一讲是谈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老师说到书中一个说谎的细 节，而这个说谎表达了一种“创造性的能量”。这其实跟我一贯的观察相符：你看人表达事物的方式，能推测出他在其中注入的能量。人不会在不在乎的事情上说 谎、掩饰，所以说谎、情绪发作之类的事情，往往如同漩涡的中心，是人的“自我”和“存在”的表达。你看人怒斥什么、倾诉什么、反对什么，都表明那件事此刻 是他生命的焦点，让他深深卷进去，不能自拔。

    其实，去掉道德色彩，谎言和艺术有不小的关系——两者都有小心的构建，都是 能量的聚积，都是生命的漩涡，都有刻意的取舍。就拿音乐来说，我们揣摩作曲家原意的时候，往往追随的“匠心”，也正是作曲家的凝神之处，而那里常常也会稍 稍违反本能和套路。古钢琴家比尔森（Malcolm Bilson）在讲座《怎样读谱》中提出几点理解作曲家原意的准则，比如突出高音，突出不和谐音，等 等。总之，音乐的河流突然改道的时候，是应该被强调的。这一点，对早期音乐和当代音乐，都一样适用。而因为对“本真演奏”一直有点好奇，我看了这个片子， 就很留意这个话题：我们到底怎样追求本真？我猜，在音乐和任何历史、考古研究甚至翻译中，都有类似的规律：面对一个当事人，要留心他的习惯，还要留心他 “打破习惯”之处；除此之外，还要留心什么是“他的习惯”，什么是“大家的习惯”。艺术创造中，那些表达心血之处，往往是打破习惯的点睛之笔，当然，对整 体作品而言，不可能处处都打破习惯，而要在主体范围内依靠大家的习惯建构可期待的铺垫和背景，所以，那些闪亮之处，也许以喧哗的姿态，也许以悄寂的方式， 成就艺术。

    比如，读多了巴赫的管风琴作品，我就感到，和同类的作品相比，巴赫的作品对演奏者而言的难处，不仅仅是复杂， 还包括许许多多的陷阱，那些深藏于普通形式之下的起伏，随时都出人意料，逼人出错，比如几条声部的对抗、微微扭曲和升降变化等等，绊脚石般埋在音阶之中 ——他永远在你意料之外。这些听上去雄健宽阔的作品，在细处同样充盈着生命，好比奔涌的血流营养着毛发，不肯苟且。这些作品是演奏者的噩梦，也是作曲家不 朽的依托。类似的例子，在浪漫派作曲家中更多了，虽然他们不那么疯狂地写对位，但起码肖邦的无数小品都倾诉了这样的“生命存在”，比如双手节奏相错，和声 若即若离地对答旋律；舒曼则可能逐一撤掉和弦中的声音，画出空白，坠入冷寂。音乐之能量，就释放于听者的习惯被“拉抻”的瞬间。

    还 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有一天我去听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格拉夫（HansGraf）客座指挥本地乐团。他在音乐会之前的讲话，是我有史以来听到的最有启发 的音乐介绍。他说你们觉得舒伯特最痛苦的是什么地方？别的听众大概跟我一样，当时想到的就是贫困、疾病、得不到承认、作品没法演出，等等。但格拉夫说，舒 伯特心头的长久重压，是天主教的威势。舒伯特在天主教教堂长大，极有宗教感，同时又深恨教堂的权威，自少年起就有叛逆之心，所以终生内心挣扎不宁。他虽然 自青少年时代就写弥撒，但从来没有过海顿、贝多芬那样深挚、发自内心的宗教感。格拉夫还说，很多作曲家，比如莫扎特贝多芬，都不是为自己写作的，作品中的 情绪和本人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笔者极其同意。平常读到关于任何莫扎特的资料，只要看到作者企图用莫扎特的人生挫折来解释他的音乐，我往往立刻弃之不 读。莫扎特的个人生活和音乐的分离，是音乐学者的基本共识，也是我自己的体认，以他的生活来机械对应音乐，常属焚琴煮鹤之举，难有所获。而贝多芬的音乐和 生活并不完全分离，但他的音乐有着普世的诉求，并非私人心理记录。

    不过，生活和作品的联系，并不能一概否定。有时这样的 联系好比铺在地下的轨道，偶尔露出一段、一角，但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于显得有迹可寻。格拉夫继续说，舒伯特在很多歌曲、交响曲中记录个人感受，这种心理现 象可以从音乐中清楚地感觉到。这不是新鲜观点，但格拉夫讲了一些理由来自圆其说。他说舒伯特写弥撒，总是跳过 “Ibelieve in one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这句大家都用的祷词，有时还跳过一整段《荣耀经》。舒 伯特一共写过六首弥撒和一些零散的慈悲经等宗教作品，其中的C大调弥撒（D.452）中的《信经》（Credo），在澎湃的乐队和人声之后，是舒伯特“最 痛苦”的瞬间——音乐突然转向，变空，甚至坍塌了。指挥说，这很明显是一种心理体验，在“正常”的弥撒音乐中很少见。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说服力，也激起了 我巨大的好奇心。而舒伯特的强弱跌宕，在今天的耳朵听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剧烈，所以诠释者要注意进入当时的语境，才能获得有效的比较。我后来又找了些舒伯 特相关的弥撒乐谱看了看。我还找到了舒伯特的这句话：“人好比一个球，被命运和机会捉弄。”可是他也说过：“信仰是人进入世界时所持之物。信仰远早于知识 和理解，因为理解总是来自相信。”毕竟，我们在舒伯特这里寻求的，不是对“信仰”的高明见解，而是通向信仰的足迹。这样的足迹，也许和一个普通信徒并无大 异，只因其心理纠结成为音乐的养料，才引起后人的兴趣。

    《信经》和《圣哉经》在弥撒中，往往是比较抒情的段落，能容纳跌 宕的表现手法。在我翻到的几部舒伯特弥撒中，似乎都有从强到突弱的瞬间。因为对舒伯特的宗教音乐还不够熟悉，我不敢肯定地表态，同意还是不同意格拉夫指挥 的说法，但他的思路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有时候，缺失、躲闪就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对“某个作曲家”和“当时一群作曲家”的区分和比较，对“某个作曲家的某 个时刻”以及“他在这个时刻最想要什么”的关注，往往正能把握那本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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