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26种乐器的文化解读

内容提要：《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是能够和乐演唱的诗歌，乐器在 这些诗作中也多有记载。这些乐器的制作与使用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通过研究它们的制造材料、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可以推见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 过它们在“风”、“雅”、“颂”三类诗中的分布，可以推断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乐器的使用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这些乐器在各种特定场合的出现， 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理解《诗经》产生时代的文化。

关键词：诗经；乐器；文化

《诗经》是可以和乐演奏的诗歌，前人就此已多有论述。如，《墨子·公孟》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①《诗经》既然与“ 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与乐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在于演奏这些诗作时需要众多的乐器伴奏，还在于《诗经》文本就记载了众多的乐器。我们可以根据这 些乐器的制作工艺得知周代生产力的先进，也可以根据这些乐器的使用证明《诗经》时代音乐的发达，更可以通过对这些乐器所在诗篇的分析，去认识这些乐器在祭 祀、宴饮、婚嫁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认识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经过考查整理，发现《诗经》中出现的乐器共有26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史料和文献依据的区别，在成书时间不同的注释《诗经》的著作中，一部分 词在一些书中表示乐器，而在另一些书中表示别的含义，例如“南”、“雅”，有被解释为舞、乐、乐器三种情况的。现将这 26种乐器的名称及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分别列出，它们是：鼓(出现16处)、瑟(出现9处)、钟(出现9处)、琴(出现8处)、磬(出现4处)、癥 (出现3处)、笙(出现3处)、簧(出现3处)、管(出现2处)、埙(出现2处)、篪(出现2处)、癭(出现2处)、镛(出现2处)、癮(出现2处)、缶 (出现1处)、癰(出现1处)、钲(出现1处)、雅(出现1处)、南(出现1处)、贲(出现1处)、癱(出现1处)、应(出现1处)、田(出现1处)、癲 (出现1处)、圉(出现1处)、箫(出现1处)。

一、《诗经》中乐器的类别分析及文化认识

关于这些乐器的特征，在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以及现代国学大师高亨《诗经今注》中有较为详细的释义，对此不再赘述。现将它们从制造材料和演奏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分类。

《诗经》中的26种乐器按制造材料可分为——

属于土石制品的有：缶、埙、癰、磬。
　　属于金属制品的有：钟、镛、钲、南。
　　属于竹制品的有：笙、箫、癥、管、簧、篪、癱。
　　属于木制品的有：癲、圉。
　　属于综合制品的有：琴、瑟、鼓、贲、癭、雅、应、田、癮。

其中作为土石制品的缶、癰、磬，是所用材料最为常见、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的乐器。而同样是用土石制成的埙则复杂得多，它“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无论从外形还是使用上都显得很精美和巧妙。

在外形上看起来与缶、磬同样简单的是金属质地的钟、镛、钲、南，它们形似碗、盅，在造型上并无突出。而《诗经》成书最晚止于春秋，由此可知，当时提炼并加工金属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属于竹制品的笙等七种乐器，皆以竹管作为基本组成单位，从用一根竹管的癥和篪、“并俩”管和“同管”的“癱”，到“编小竹管为之”、“似今之排箫”的箫，制作工艺由简单到复杂，甚至出现了与今天的乐器相似的箫，可见时人制造水平的高超。

木制乐器“癲”，“状如漆桶”、“中有椎”，“今左右击之”，“以起乐者也”。无论从上了漆的外观，还是巧妙的内部构造，都反映了其制造者工艺 的精湛。“圉”与“癲”作用相反，是“以止乐”的，外形是背刻27锯齿的伏虎。仅作为起止音乐的标志，古人就制造出这样两件精美的乐器，其心思、手段可见 一斑。

琴、瑟是用金属弦和竹木制成的弦乐器。从时间上看，它们在成篇较早的《周颂》中没有出现，可知其制作工艺要复杂一些，只有在人们的生产水平达到 一定高度时，才可能被制造出来。除琴、瑟外的雅、鼓、贲、应、田、癮，都是以木竹和动物皮革制造的，可见古人已将提炼金属与加工动物皮革的工艺运用到乐器 制作中来，从而使乐器制作技术大为发展。

总之，从乐器的制造材料与制作工艺上看，可见周代的生产力已相当发达。

《诗经》中的乐器还可按演奏方法分作——

打击乐器：钟、鼓、癰、缶、癭、磬、雅、南、贲、镛、应、田、癲、癮、圉、钲。
　　弹拨乐器：琴、瑟。
　　吹奏乐器：癥、簧、笙、埙、篪、癱、箫、管。

打击乐器是比较易于演奏的一类，每种乐器的演奏方法都没有大的出入，皆以击打作声，但这类乐器的数量却是上面三类中最多的，聪明的周人，以制作方法的多样，弥补了演奏方法的单一，使音乐富于变化。

与打击乐器相比，弹拨乐器使用起来就复杂得多。琴和瑟是有宫商诸调的，指法的变化与相互配合，反映了周代的音乐演奏技艺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吹奏乐器要求演奏者口手并用，只有两者配合得当，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竹管与竹管的组合，能够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是周人高超技艺的反映。埙同样如此，它是较高的乐器制作水平和非凡的演奏技巧相结合的代表。

通过对《诗经》乐器按制造材料和演奏方法为依据的分类，从对金属的加工和利用到对最简单的材料加以最精妙的设计和制造，从对乐器的演奏方法靠最 单纯的敲击拍打到靠高要求的协调一致的口手配合，可以看出周代的乐器制造水平就已相当先进，这是其生产力水平发达的表现。演奏技巧的高超，正是周人对音乐 使用十分发达的证明。而制造水平与演奏技巧这两者之间，又绝非平行的互不干涉的关系，它们是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制造水平的发达给演奏技巧的提高以有 力的物质保证，而后者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前者有与之相适应的进步。所以对乐器从生产与使用角度加以分类分析，是极有助于研究它们所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的。

二、《诗经》中乐器的文化解读

(一)《诗经》乐器与社会物质文化的关系

“风”诗中出现乐器的篇章有：《周南·南睢》、《邶风·击鼓》、《邶风·简兮》、《癳风·定之方中》、《卫风·考癰》、《王风·君子阳阳》、《郑风·女曰鸡鸣》、《唐风·山有枢》、《秦风·车邻》、《陈风·宛丘》。

“雅”诗中出现乐器的篇章有：《小雅·鹿呜》、《小雅·常棣》、《小雅·伐木》、《小雅·彤弓》、《小雅·采芑》、《小雅·何人斯》、《小雅· 鼓钟》、《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车攻》、《小雅·宾之初宴》、《小雅·白华》、《大雅·绵》、《大雅·灵台》、《大雅·板》。

“颂”诗中出现乐器的篇章有：《周颂·执竞》、《周颂·有瞽》、《鲁颂·有》、《商颂·那》。

《诗经》中有乐器的作品共29篇，其中“风”诗10篇、“雅”诗15篇、“颂”诗4篇。拿“风”与“雅”、“颂”相比，后者比前者多9篇。另 外，在《诗经》305篇作品中，《国风》160篇，所占比重大于50%，而其中有乐器的篇章在这29篇中的比重不到35%。在不到《诗经》总数一半的“雅 ”、“颂”作品中，描写乐器的诗却占这29篇的百分之65%强。也就是说在“雅”“颂”诗中乐器出现的次数远远大于“风”诗。

出现在29篇中的乐器仅见于“风”诗中的是缶、癰两种；只见于“雅”、“颂”中的是笙、埙、篪、癭、钲、磬、南、雅、贲、镛、癱、应、田、癮、 癲、圉、箫、管共18种；“风”、“雅”、“颂”中均有的是琴、瑟、钟、鼓、癥、簧共6种。可见“雅”、“颂”诗中的乐器种类远远多于“风”诗。

即使是“风”和“雅”、“颂”都有记载的乐器，它们在这两者中间出现的情况也是不同的。160篇“风”诗，其中提到“鼓”的仅有4篇；而145 篇“雅”、“颂”诗中却有12篇。常与“鼓”同时出现的“钟”，在“风”诗中有2篇提及，在“雅”、“颂”诗中则有7篇。这就表明“雅”、“颂”比起“风 ”来说，不管是在使用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使用的频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琴”、“瑟”的情况似乎与上面的结论不合，它们在“风”与“雅”、“颂”中所占的数量分别是3篇、5篇和5篇、4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对乐器 的类别分析中就已提到，“琴”、“瑟”由于制作工艺的复杂，在《周颂》中根本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除去《周颂》的114篇“雅”、“颂”里，“琴”、“ 瑟”的出现频率仍大于在160篇“风”诗中的。

为什么要把“风”诗与“雅”、“颂”诗作比较呢?《国风》多出自社会低层的平民和奴隶之手，或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劳动情况；“雅”、“颂”诗的作 者却多是王公贵族，或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场景。所以这种比较从阶级的视角出发，无论是诗作的绝对数量，还是乐器的出现频率和种类，统治阶级对乐器的使用远远 超过了被统治阶级。可见，当时乐器主要被贵族利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每类诗中都有乐器的出现，说明从百姓奴隶到国君天子，各个阶级都在使用，可见其使用的广泛。

(二)《诗经》乐器与周代的祭祀文化

在周人的生活内容中，祭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他们的祭祀活动很多，有固定节候、时间的“时祭”，还有遇到特 殊情况(如灾害)时的“因事而祭”。祭祀反映在《诗经》的作品里以“颂”诗为代表，其中《周颂·执竞》、《周颂·有瞽》、《鲁颂·有》和《商颂·那》中共 提及钟、鼓、磬、癱、管、应、田、癮、癲、圉、箫、镛12种乐器，占了《诗经》中所载乐器的几乎一半，可见周人对祭祀的重视。

周人以乐来取悦神明，是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考虑的，因为自己喜爱歌舞，则度鬼神亦然。《周礼·大司乐》有：“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 《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蹈，冬至日，于地上之圆丘奏之。若乐 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礼矣。鼓灵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十三经 注疏校记》193页，孙诒让著，齐鲁书社，1983)在周人看来，神灵会因为喜欢音乐歌舞，而给人们以祝福和庇佑，这种祭祀方式必然以乐器作为取悦神明的 重要工具。

最具代表性的是《商颂·那》，在这一表现春秋时商之后裔宋君祭祀“烈祖”的乐歌中，不写牺牲供品而着力描绘奏乐及舞蹈的情景，其原因何在呢?方 玉润在《诗经原始》引陈氏际泰曰：“商人尊鬼而尚声，声者，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声召风，风召气，气召神。惧其杂而集焉，则有汤孙之思矣。思者，气之精者 也。鬼神非其类也，不至；心有精气而借声以召之，神无不格矣。”(《诗经原始》第645页，方玉润著，中华书局，1984)由此可见，商人为求格至神明， 神飨而福降时，是以音乐作其主要手段的，即所谓“商人尚声”。

在祀武王的《周颂·执竞》中，“谓周公、成王之时，既致太平，祀武王之庙。时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为此歌焉。经之所 陈，皆述武王生时之功也”。其中有武王平定天下后祭祀祖先的场面，“钟鼓癴癴，磬癱将将”。靠乐器与音乐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景象的壮观。而在这些描述西 周之初的诗作中，就已有了关于乐器的记载，可见古人使用乐器的历史之悠久。

(三)《诗经》乐器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周代的音乐不仅用于祭祀，“礼乐”是又一个重要的使用方向。《周颂·有瞽》就是“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一代 之乐功成。”③可见，周人的“礼”与“乐”关系十分密切，不同的音乐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合，以合礼制，而不同的乐器也与使用者们不同的身份相对应。像缶与 癰，只在风诗中出现并非偶然，因为这类乐器粗糙、简陋，礼乐制度讲究“上下有别”，统治者是不肯用的。他们所使用的音乐要求“八音克谐”，“以上言钟与琴 瑟，是琴瑟为堂上，钟为堂下，故为笙与磬俱在堂下，以配钟而同音。堂下既同，则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谐。”④而此八音皆由乐器区分，“八音者：金、石、 土、革、丝、木、匏、竹。金，钟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也。丝，琴瑟也。木，癲癵也。匏，笙也。竹，管也。”⑤这样看来，周人在乐器的使用上，定 制了详细的规则，可见他们对音乐的使用处处体现了其“礼”的思想文化。将“礼”与“乐”结合，也是使用音乐十分发达的表现之一。

在表现文王与民同乐的《大雅·灵台》中，写到王公贵族与民众百姓一起，在灵台、灵沼之处尽情欢乐的祥和太平景象时，着力描写了当时演奏音乐的情 况：“癶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蓬蓬，?瞍奏公。”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以音乐的方式娱乐人民，表达自己的治国 理想，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礼乐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其余如以“琴、瑟”比婚恋，《周南·关睢》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表现恋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表现 夫妻和好。以“埙、篪”比兄弟，《小雅·何人斯》中的“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表现兄弟相应和如埙与篪。象征宴会上固定的礼节，《小雅·宾之初宴》中的“癥 舞笙鼓，乐既和奏。癷皃烈祖，以洽百礼”，表现宴会既隆重，又合于礼的秩序。这类诗作都是周人礼乐文化的具体表现。

总之，结合《诗经》篇章，乐器对周人文化的反映，在于其主要服务对象的确定。周人对音乐使用的历史悠久且发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祭祀和礼乐制度的表现。

三、小结

通过对《诗经》乐器的初步探索，可以看到：

1、周人制作与使用乐器的手段十分发达，乐器在社会各阶层使用广泛，可见其时生产处于先进地位。这些乐器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体现着其制 作者与使用者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而这种先进存在于社会的每个阶层中就更加了不起，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其文明发展之初就处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2、周人使用音乐的历史很悠久。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在《诗经》可以确定创作于西周初期的作品中，已经有如此之多关于多种乐器的记载，不仅清楚地描写了它们的形态外观，连其使用方法也多有介绍，不难想见，周人使用乐器历史的久远。

3、周人的祭祀活动与礼乐制度在乐器上有很大体现。乐器的出现多集中在描写祭祀场面的篇章里，周人重视祭祀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 祖先的钦敬都通过祭祀来传达，自然的，作为传达手段的音乐和乐器也就备受关注，则在这些乐器上必定融入了周人的祭祀文化。礼乐制度渗透在周人生活的各个方 面，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定情感需要表达，并借助与之相应的特定的乐器，如缶、癰是劳动人民的专利一样，统治者则偏爱钟、鼓。所有这些，都是探索《诗经》 乐器价值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大概当时传的《诗》只有三百零五篇，举成数说，只说三百了。这里明确地把《诗》三百篇看作是可“诵”、可“弦”、可“歌”、可“舞”的音乐载体。
　　②《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 ，戎有受 神之大节也。”将祭祀与战争并列，提到了关系邦国存亡的地位。
　　③④⑤分别出自孔颖达《毛诗正义》第1327页、807页、808页。

参考文献：

[1]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5]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陈铁镔.诗经解说[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8]许志刚.诗经论略[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9]华锋边家珍乘舟.诗经诠译. [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宁胜克（1959－），男，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民俗文化。（河南漯河 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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