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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珍 Guo Shuzhen 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
2009-06-26 21:50 北京日报
一个夏日的正午,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来到坐落于北京西城前清醇亲王老府的中央音乐学院,采访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声乐界“掌门师太”的郭淑珍教授。7月10日,作为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演出的“向祖国汇报——郭淑珍从艺从教62周年学生音乐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天,年已82岁的郭淑珍将率领她的“满园芳菲”为近万名首都观众奉献上一场堪称国内顶级的声乐演唱会。用了“向祖国汇报”这个名字,郭教授和她的几辈学生对此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她的操心忙碌更是可想而知。然而,她的教学却“雷打不动”地依然进行,按部就班。所以,我的采访也只能安排在“正午”开始了。进入相约的采访地——322琴房,“郭老师太”的午餐还未结束:一只食品袋里尚余几个小笼包。吃完包子,郭师太拿出我要求她准备的资料——学院为她出版的纪念影册,那是她春华秋实美丽一生的缩影……
我遇上了好老师,我也做好老师
郭淑珍:这就是我父亲、母亲,这是弟弟,我父亲的养子。
我下面本来还有两个妹妹,都没活下来。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家里又穷,没钱看病。其实我小时候也经常生病,我从来就不记得吃过什么药。有一回甚至是麻疹跟水痘一块儿出,愣就那么扛过来了!人家就说我命硬……
京梅:看这张照片上,您父亲的样子不像穷人啊?
郭淑珍:名副其实的赤贫。我家祖籍山东长清,我父亲4岁丧父,18岁那年从老家出来,一路要饭走到天津。当时天津是码头,商业挺繁荣的,他就在一个杂货店当了小伙计。那时候的人结婚都早,我母亲16岁嫁给他,17就生下我。她嗓子好,还是个戏迷,后来经常带着我到戏园子里听戏。
京梅:看来您遗传了母亲的嗓音?
郭淑珍:是,我像她,我还记得那时候常听见街坊说:“大明的嗓子(我母亲小名儿叫大明)——铃铛!”她不识字,但是性格好,人很乐观,从早到晚就是唱,京戏、评戏、地方小曲儿什么都唱。
京梅:那您父亲喜欢唱吗?
郭淑珍:他也唱,其实那不叫唱,准确地说是“吼”,全是他老家的民歌小调。一般来说,他那时候扯开嗓子一唱,那就是又遇上烦心的事了!
我从小受这些熏陶,后来上了小学,在学校的周会上就唱京戏,不过青衣花旦那些咿咿呀呀的我不喜欢,就唱老旦《钓金龟》、老生《甘露寺》,别说,有板有眼,就一句“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下边一大片“好儿”……那时候在天津码头,京剧比现在的通俗音乐还火爆!
京梅:可这种中国式的“通俗唱法”,似乎与您后来的成就不大沾边儿?
郭淑珍:要说起来我这人命好,一辈子尽赶上好的音乐老师。我11岁才上小学,不过一上就上4年级。5年级时教音乐的是个男老师,他不光教唱歌、五线谱、教二部重唱,还同时教我们体育。我对这些都特有兴趣,唱也敢唱,又爱运动,什么跑、跳、单双杠、打排球、打乒乓球、爬树、爬杆,所以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小孩子么,越表扬就越来劲儿!现在想想就是淘啊,新鞋一穿上很快就破。那时我母亲给我做衣裳,从来没有兜儿,做了兜儿我就往里装石头子儿……
京梅:所以后来您成就那么大啊,中国民间有说法:“淘小子是好的,淘丫头是巧的。”
郭淑珍:后来上初中在天津女子第一中学,我的音乐老师叫李洪宾,也是特别有才华!最初我的钢琴就是跟他学的。他跟沈湘是好朋友,常带着我们到沈湘家听一些西洋歌剧的唱片,应该说那是我最早接受西洋音乐的熏陶。后来我被选进天津的青年会合唱团,在男青年会唱张肖虎的《圣诞曲》,在女青年会唱亨德尔的《弥赛亚》。每星期练两次,放学以后排练,从五点练到七点多钟才回家。那是日本占领时期,因为防空马路上没电灯,天黑离学校又远,怕家里不让去,就不断编瞎话,说学校有这事儿那事儿、得在那儿做功课……1946年我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可我父亲不让去,说那是戏子、“下九流”,让人瞧不起。
京梅:您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吧?
郭淑珍:有什么想法啊,他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最初送我上学只是想能帮着他写写账、念念家信就成。后来看我那么爱上学,考试老是第一,就又动了心,想让我当小学老师或者学医。我母亲呢,更是只想让我早点出嫁!结果只好放弃……
京梅:您后来不是上了艺专了吗?
郭淑珍:你听我说呵,我父亲不是想让我学医吗?第二年我就去北京考助产士学校,正好有一个在天津一起唱歌的人当年报考艺专,让我陪着她去报名,我一看人家报心里又痒痒,也跟着报上了。考试时候往台上一站,赵梅伯看着我:“你不是去年考上了吗?怎么没来上学?”我说:“家里不同意。”问:“那今年呢?”我说:“今年同意了。”其实哪儿同意了?我也不知怎么着,这话当时张嘴就来!他说“那就不用唱了”,说明他前一年对我印象很深,这次没考就取我了!
回到家里,我父亲照样不让去啊!后来我有一个表舅很有文化,曾经听过电台里放我唱歌,他跟我父亲说:“她是个天才,学的是艺术,不是戏子。”我父亲哪儿懂什么叫艺术啊,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穿长袍大褂?你怎么不缝个口袋套上?这就是艺术!”我父亲听得云里雾里,最后说:“我不管了!”他不管就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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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梅:北平艺专当时很有名的,好像校长是徐悲鸿吧?
郭淑珍:没错,是徐悲鸿。我当时的启蒙老师是一个美国人,叫珍妮·汉基,她是道济医院院长的夫人,德国学派,一位非常好的女中音。她对歌剧和室内乐特别熟,而且德国学派很严谨,特别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她不光唱得好教得也好,所以我唱HighC很容易,唱了很多东西,她说我的声音很漂亮,是一个优秀的女高音。其实我那会儿还没有声部的概念,一年级作乐理题闹过一个大笑话:为马、牛、羊、猪分声部,我写猪最低是贝司……结果满拧,正确答案为:猪是女高音;马是男高音;羊是女中音;牛是男低音……
京梅:这太有意思了!不过汉基太太的判断很准确,您后来确实成为一个优秀的女高音。那您父亲呢?后来是不是也特感激您那位表舅?
郭淑珍:哪儿啊?根本不是!就是我后来到苏联留学拿了国际大奖,人还没回来,记者已经挤破了门。就这么成功,等我回来后他还是说:“你学错了!应该学法律,你那么能说,记性又好,学法律多好多受人尊重啊!”
李德伦说:你把我唱哭了
京梅:现在,到了您这样年纪,再回首!回想过去的岁月,尤其当年留苏的那些异国风情,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特别美好?
郭淑珍:“无情岁月增中少”啊!那是1953年,当时我才26岁,现在82了,时光跟水一样就过去了,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第一次出国,来到一个全新的以前不认识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像神话!尽管出国前在预备部学了一年俄语,可真到了那儿还是不成,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那些朋友们就主动跟我交流、给我介绍当时苏联民间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这样我俄语提高得非常快。
特别幸运的是,我后来分配到跟他们那里最好的老师卡杜尔斯卡娅教授学习。瞧,这就是我老师!她是大剧院的演员,人民演员,从20岁就开始演戏,一生演了40部、44个角色,在他们那儿非常有名。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唱了,在大剧院当艺术指导,电台还是经常放她的音乐会录音。她人特别好,对我尤其好!暑假里还帮我学习。看这幅照片,我显得挺憔悴吧?流行性感冒,刚好。那时候教授真跟慈母似的照顾我……后来为了我能回国从事歌剧表演,她还特意给当时的赵沨院长写了信……
京梅:后来您在国际比赛上得金奖也是她指导的吗?
郭淑珍:是,我在苏联5年一直跟她学。
京梅:得奖是哪一年?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郭淑珍:那个时候最大的国际比赛就是“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的比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来参加比赛。规模是最大的,参加的人数最多。我1955年获得第五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三等奖铜牌;1957年第六届,获得古典歌曲演唱比赛一等奖和金质奖章。
京梅:后来您在莫斯科和里沃夫市最著名的大歌剧院连演两大女一号,是不是也跟这次得奖有关?
郭淑珍: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当时唱了两部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艺术家的生涯》。《艺术家的生涯》挑演员时竞争很激烈,最后是我与一位捷克的留学生竞争“咪咪”,谁唱的好由谁唱首演,后来选中我来演。
京梅:那不容易,毕竟歌剧是西方的艺术,作为东方人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外形上表现起来都不占优势。但后来您扮演的塔姬雅娜却被当时苏联的著名评论家叶·格罗绍娃誉为“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式的女主人公”,为此,您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
郭淑珍:为了扮演塔姬雅娜,我当时看了大量普希金的作品,中文、俄文的都看;参观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著名画廊和博物馆……就为找感觉,熟悉角色的文化背景,体察俄罗斯少女追求爱情的那种心理特点,一直到那个天真、纯洁、富于幻想、充满激情的塔姬雅娜在我心里一点点清晰。我想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把塔姬雅娜塑造成崔莺莺……
京梅:曾有评论家评价您的演唱风格是“声情并茂,文质彬彬”,按我的理解就是,高雅而不远离大众的审美习惯,这是否也与您所受的“俄式”教育有关?
郭淑珍:应该说从我学音乐时起,就受到“唱声为唱情”的教育,特别是在前苏联的五年,深受俄罗斯音乐学派的美学观念影响。我觉得美在于能够充分表达作品的内容,合乎当时时代的要求,也与当代人的审美习惯相契合。
京梅:《黄河怨》是您“唱情”最成功的代表,也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请您具体谈一谈相关情况。
郭淑珍:这首歌我几十年前当学生时候就唱,当时声音漂亮,反映也不错。后来“文革”,停唱了七年,1976年,要重新演出聂耳、冼星海作品,让我参加演员选拔,我当时心里没数,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声音。第一天排练之后,赵沨院长无意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他说:“我有一张唱片,法国人唱的当代歌曲,声音一般,但充满了感情。”我回去以后几夜都没睡好,就琢磨怎么才能把《黄河怨》那种愤懑、悲痛的情绪表现出来……后来脑子里突然迸现出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亲哭儿媳的情境,心里一下就知道怎么办了……正式选拔的时候,我就运用了传统戏曲里的“苦音”,完全投入进去,唱完以后整个人手脚都是冰凉的,台下一片静……后来李德伦跟我说:“你把我唱哭了……”
京梅:好像当时有评论说,您是用歌声描绘出一幅民族灾难的图画。
郭淑珍:对!
京梅:“美声唱法”在中国的声乐舞台上,一直都是“阳春白雪”,很多演员用外语演唱觉得还是那么回事,一唱中文就觉得特别扭,是不是西洋歌剧就不适合译成中文呢?
郭淑珍:绝对不是!吐字不清楚、不好听,那是毛病!是功夫不到!要想唱好歌,你首先得把歌词念到非常准确,非常熟练,字正了腔才能圆,一首歌词先念它50遍,50遍不行就100遍!当然用“美声”唱中国歌确实不好唱,这牵涉到中国歌的字和风格与西洋唱法的结合不容易,另外还有意境的不同,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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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梅:恐怕还有一个意识的问题。
郭淑珍:你说得对,搞艺术的人不能保守,对其他的艺术要汲人所长。当年,梅兰芳听我演唱外国歌曲就非常赞赏,他是京剧革新派,西洋的科学唱法也照样吸收。上世纪60年代,李少春拍《野猪林》时,嗓子出了问题,找我想办法,那大段有名的反二黄:“大雪飘,扑人面”,一直到高音区“满怀悲愤问苍天”,我帮着他一句一句往下顺,保证“林冲”的声音不劈不嘶哑,后来过很久他还提起这事,对我一直心怀感谢……
京梅: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郭淑珍:搞美声的人也是一样,不能老觉着我这个是洋的,我这个高雅,你们都老土!音乐是人类一种共通的语言、共同的财富。声乐表演和教学不应该有任何狭隘的民族观念、门派观念,真正高尚的艺术是把全人类的心灵联系在一起的!
最欣慰:桃李高歌、芳菲满园
京梅:京剧《武家坡》中薛平贵有段唱:“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时光如梭,岁月对谁都是一样的残酷。但是我想,您应该是例外的,您的学生一茬儿接一茬儿,不断地在更新,不断地在成长。学生老了,又有学生的学生……
郭淑珍:嗯!我最自豪的就是我这些学生,如今都事业有成,很多已经成了国家一、二级演员、教授、副教授,有的登上世界级音乐舞台,在国际国内大赛上频频拿奖……都成材了,我很欣慰!
京梅:好像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吴碧霞?
郭淑珍:吴碧霞是民族声乐改美声,中国音乐学院保送的研究生,特聘我为她的老师。她素质好、声音漂亮,到我这里观察一段,觉得改成美声很适合。训练一年多,潜质就出来了,开始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连连得奖,迄今为止是中国唯一一个既获国内民族大奖又获国际美声大奖的演员。还有上世纪70年代很有影响的花腔女高音邓韵,也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声乐演员,音色美音域宽,风格很华丽,后来却得了声乐演员最怕的“声带双侧小结”,5次请调工作,别人都不理解。后来她到北京找我,我把她的声部改成女中音,状态一下就调整过来了。后来曾经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签订了13年合同……
京梅:您的这种教学状态,让我想起了上世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被梨园行誉为“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先生,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很多京剧大腕都是他的弟子……所以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如今,我们已无缘探究王教主“因材施教”的秘诀;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教学心得?
郭淑珍:心得确实不少,技术性的不说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老生常谈也不细说了,这方面我总结了几个字“要唱深,通古今。要唱好,中外学养不能少!”我重点说说声乐教学中的“因材施教”。道理很简单,每一个人就是一件乐器,人人都是独特的,所以声乐教师必须研究不同学生的生理、心理特质,才能最终谈到“因材施教”。这其中对学生声部的判断是关键,事实上,一些很有成就的演员都因为声部的错位断送了前程。
京梅:一般来说考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唱了很多年的,突然要改声部,会不会有心理上的排斥?
郭淑珍:排斥也没办法,这是科学!从生理结构上讲,不同声部在声带的长度、质地、咽喉结构、头颈的长短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女中音的声带长而厚,咽喉腔较大,头颈较长。我的学生郭燕愉1974年考进来的时候是“女高音”,实际在那个声部她既没有高音也没有低音。观察了半年多,有一天我把她叫到琴房,我说:“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声音唱,但就是不能用现在这种声音唱,你试试。”她当时愣了,站在那快一个小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着急,我就那么看着她,后来她憋呵憋,憋到最后终于唱出来了——是中音!从改对了声部,她就进步飞快,后来拿到了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一直活跃在美国和欧洲的歌剧舞台上,被美国著名音乐杂志《美国音乐》评为十大优秀年轻歌唱家之一,现在德国曼海姆歌剧院担任主演。
京梅:古人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对此您都是当之无愧的。我也注意到,这些年来,与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您做人是低调的。
郭淑珍:我自幼出身平民,从来就没做过什么豪华大梦!我父亲是一个诚实、厚道的山东人,他的为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幼年丧父被迫离乡,应该说尝遍世情冷暖,但每逢老家来亲戚,可能小时候对他也不是很好,他仍然管住又管吃;跟我母亲结婚后,他一直帮助我舅舅,其实他自己也不富裕,也就那么一口饭!父亲虽不识字,但我认为他很有文化!
京梅:理解,您是说他虽然不识字,却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
郭淑珍:“想当艺术家,先学会做人”!这是我给迈进音乐学院大门的学生所上的第一课。真的,只有做一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谦虚谨慎的人,你才有可能在艺术的殿堂里收获!搞艺术的人不能像商人似的,商人要赚利润,要投机,要冒风险,搞艺术的不行。这个难点你没突破,就得老老实实练,不能说冒着风险“台上见”。为什么人家说“台上几分钟台下几年功”?就是说你必须得很有把握、很有功夫才能上台去演。靠撞大运?这次撞上了下次没撞上,人家会承认你是一个很出色的唱歌家吗?不可能!
教学也是一样,虽然说人犯错误在所难免,但有些领域就是不允许犯错误。飞行员驾着飞机上天,不能犯错误;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不能犯错误,人命关天呢!老师能吗?也不能!人家学生跟着你学,把未来把命运交付给你,你犯错误了,人家的艺术生命可能就完了!老师教学生要有一种永不言弃的执著,如果没有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情怀,你就不要干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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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梅:您认为现在中国音乐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郭淑珍:是浮躁!声乐艺术是一门科学,起步中就充满学问,可如今的现状是:不仅学生急于求成,教师队伍中也存在功利欲强、拔苗助长的倾向。不少学生一门心思就啃一个歌,老师也恨不得一天就把学生教出来,拿个大奖什么的。另外,现在社会越来越商品化,校园之外的诱惑也太多,比如像“超级女声”那样的选秀比赛,对年轻人“一夜成名”的诱惑的确太大。在这儿,我要对所有有志于声乐事业的青年人说一句肺腑之言: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凭实力走得更远”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做人不能做假,什么都不能做假!放录音、假唱,那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耻辱!
音乐大师的“情难了,恩难报”
京梅:从照片上看,您女儿好像年龄很小。
郭淑珍:她长得小,其实也30大几了。你瞧,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照的,她当时正在纽约曼哈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学艺术管理,现在回来了,也在我们学院教书。
京梅:您先生做何职业?
郭淑珍:他是原中央乐团——现在中国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现在在我们这儿兼课。他比我小8岁,人很耿直,在家就爱发牢骚……
京梅:您够前卫的啊,郭老师!“姐弟恋”可是近些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您能称上先驱了!那时候谁先追的谁呀?
郭淑珍:那绝对是他先追我啊!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本科的时候,他念少年班,上海人。当时学院还在天津,我跟她堂哥——钢琴家朱工一的太太很要好,节假日常去他们家打牙祭,一般都是跟朱工七(郭淑珍丈夫)一起,雇上一辆三轮到码头,然后坐轮渡过海河。那时候我们亲如姐弟,但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你想想他当时才14岁,我都22了。1953年我出国留学,5年间我们从没有书信来往,后来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他说淑珍姐,我在淮海路友协的报栏里见到你的照片了,我现在一没事儿就上那儿看去,好像总也看不够……我当时听了就有点感动,后来我回国时他已经到中央乐团工作了,一下班就来找我看电影去,第一个月发工资他买了一个暖瓶送给我……
京梅:毕竟这在当时比较特殊,“社会反应”不小吧?
郭淑珍:那是,没有人看好,朱工一首先反对,他甚至找到学院领导要求行政干预;就连当时我们的赵沨院长也劝我,说他哪点配你,既没政治前途又没本科学历,再说年龄相差那么多,将来能长久吗?!可你知道吧,在这个问题上,人都是有逆反心理,越是反对的人多我们反倒越坚定,我1959年1月回的国,12月中旬我们就结婚了……
京梅:那您觉得您跟朱老师的感情基础是什么?总不会真是一“逆反”就在一块儿过了一辈子吧?
郭淑珍:我觉得最主要是他欣赏我的演唱,他能读懂我的艺术!我前边讲过,我是平民出身,在梦里从来就没有当官太太、享福这些东西,我不羡慕那种生活!这上面我很独立,我父亲从来就没干涉过我的婚姻,一直到后来听说我要结婚,他就说了一句话:“淑珍,咱可比人家大,咱可不能欺负人家啊!”
京梅:这句话您记了一辈子?
郭淑珍:是啊,到今年12月就是我们50年金婚了,想想就像昨天一样。后来学院50年校庆的时候,赵沨院长私下里跟我讲:“我错了,没想到你的婚姻家庭这么幸福,挺好!”……说起来我的这位“朱老弟”也不容易,这些年一直支持我,在家买菜做饭都是他。
京梅:您现在带多少学生?
郭淑珍:去年9月到现在,我教了两名教育部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另外还有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他们的声乐、独唱、歌剧课都由我上;歌剧中心的歌唱俄语课也是我上;另外还有一位博士研究生的声乐、独唱课。
京梅:那您最近就是在全力以赴准备此次演出?
郭淑珍:还有在主持排练歌剧《奥涅金》。
京梅:7月10日的演出有多少高足上阵?演些什么曲目?
郭淑珍:我的学生们都希望来,可只能安排二十多人吧,有歌剧选段、中国歌曲、音乐剧选段等。没有来的也是我的好学生啊!
时间已是下午4点,郭老师学生在隔壁琴房等着她上课。提及社会上对她的一些赞誉,郭老师回答很干脆:对党、对祖国、对(中央音乐)学院我就两句话:一句是“情难了”,一句是“恩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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