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神童”陶康雷：我讨厌天才这个标签

文/蔡宸亦

陶康雷

　　身高1. 55米的陶康雷看上去虎头虎脑，嘴唇上刚冒出些细软胡须。他弹钢琴时喜欢摇头晃脑，行谢幕礼时则神情腼腆、身体左右摇摆不定，咧嘴一笑，满嘴牙箍泛出“银光”。虽然只有13岁，但陶康雷习琴已十余年了。6月上旬的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汇报演出上，他与学院的乐团合作了普罗科菲耶夫的《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陶康雷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出生于芝加哥的他，18个月时就会在钢琴上弹奏儿歌，父母发现了他的天赋，急忙请教老师。由于当时手掌还太小，陶康雷先学小提琴，3岁半才开始学钢琴，4岁起举办钢琴独奏会，并常加演小提琴独奏曲。7岁时，他谱写了钢琴曲《侧影和倒影》，一举成为BMI音乐奖最年轻的获奖者。8岁时，他在WALGREENS美国小提琴协奏曲比赛中获奖。9岁时，陶康雷连续第4次获得ASCAP MORTON GOULD年轻作曲家奖，作品《两个钢琴奏鸣曲》在2004年颁奖大会上演奏。他创作的首部钢琴协奏曲，已于2007年10月在美首演。

尽管爱看电影，喜欢《朱诺》中女主角的扮演者阿利恩·佩奇(Allen Page)，但从今年2月起，陶康雷就再也没进过电影院。在去年5月签约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后，他的演出合约排得满满的，根本无瑕顾及音乐之外的其它兴趣爱好。相比同龄人，这位“音乐神童”的童年生活显然远离“自由自在”。

然而，与传说中天天闷在家里，疑似“自闭”的天才儿童相反，陶康雷绝不孤僻。在接受采访时，他滔滔不绝，印证了母亲口中“很爱说话，和谁都能交上朋友，并且老中青通吃”的描述。陶康雷表示，自己讨厌别人称他为“天才”，因为这个标签会阻止别人从音乐上来判断他的真实水准。为了推翻常人眼中“天才一定是缺乏社会性的怪人”的偏见，陶康雷说自己尤为重视学科学习：“虽然很困难，但我坚持每天7点半起床，没人要求我这样，但我觉得起晚了会有罪恶感，白白错过了清晨。”虽然长着一张小孩脸，说话也显得稚嫩，但陶康雷十分自律，“其实，我花在学科学习上的时间占很大的比例，每天有4、5个小时，练钢琴也才花上4个小时，有空再拉拉小提琴，每天都排得很紧凑，但我觉得很舒服，很享受”。

此外，他常到学校演出，与自己的同龄人沟通，推广古典音乐。他表示，在中国演出普罗科菲耶夫，也是出于这份责任心：“就俄罗斯作曲家而言，拉赫马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可能已经被中国观众所熟知，所以，我想让大家听同样伟大的普罗科菲耶夫。”此次来沪演出，让早已听说却从未亲眼目睹其才华的家中大小亲戚如愿以偿，陶康雷也感到非常兴奋：“演出后，我将同谭盾一起吃饭，另外，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长学姐们一起旅游，也让我感到很兴奋。”陶康雷的中文词汇量很有限，仅仅能听懂部分，反而是同美国的同龄人在一起，让他更有归属感。

9岁那年，陶康雷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学习，并举家从芝加哥移居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招收5-17岁的孩子，在那里，他交到了不少同年龄的朋友，他说：“我的同学都很优秀，我们常常一同出访演出，另外，茱莉亚的教学完全改变了我的音乐道路，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人会把你当一个9岁的孩子’。”

　　弹着弹着，陶康雷发现自己与生俱来地热爱现代音乐，“我是慢慢地摸索着找到音乐上的最爱的，而不是来自老师的硬性要求。我喜欢伯恩斯坦、科普兰、约翰·亚当斯等美国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另外，陶康雷视演奏活着的作曲家的作品为己任，“我相信，这种音乐的传承是每一代演奏家的责任，我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现代曲目”。如果遇到曲目理解上的困难，陶康雷更愿意自己解决，因为早晚只能靠自己。

7岁时，陶康雷开始在小提琴上随意地拉出一些曲调，但却不知如何记下来，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马修·哈戈(Matthew Hagle)成为了他的启蒙老师。如今，陶康雷在纽约师从克里斯托弗·提奥法尼迪斯(Christopher Theofanidis)学习作曲。陶康雷说，作曲似乎更多是凭感觉，有时候很吃力，但结果写下来的往往比预期要好。老师们也很鼓励他，教学更像是在互相探讨。他规定自己每天作曲两个小时，不一定要写，但一定要在书房里进行研究。

尽管母亲曾透露他热爱阅读，但谈及最近看过的书，陶康雷只能很努力地回忆起一本“关于一条狗”的小说，故事似乎很有后现代色彩。不过也许是遗传了父母的理性思维，相比美国儿童热衷的科幻小说、漫画，陶康雷称自己更喜欢非虚构类作品，比如历史人物传记或自然科学。

出人意料的是，陶康雷的父母都不是搞音乐的，甚至极少接触古典音乐。他的母亲丁敏芳在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学系教书，据她回忆，怀上陶康雷时，她刚去哥大，正是最紧张的时候，根本没空进行什么胎教。当陶康雷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是“音乐天才”时，他们都惊呆了，“‘天才’竟出在我们家”。然而培养“天才”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陶康雷到世界各地演出，父母必有一人得跟着，因为根据美国法律，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出国需要父母陪同。丁敏芳说：“虽然现在经济上已经有回报了，但是培养一名‘天才’，必须付出无与伦比的心血，就怕耽误了他。”

作为具备“特殊技能”的天才儿童，陶康雷的童年生活无疑与众不同。除了周六去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学习音乐理论，并跟随学院大学部钢琴系主任尤希维德·卡普林斯基(Yoheved Kaplinsky)女士学习钢琴外，大多数时间，他必须独自呆在家里自学，靠上网进行远程教学，并定期在线考试。记者问陶康雷母亲他的日常安排，回答却是“不知其详”，“陶康雷5岁就开始接受这类非常规教育，但从小就很会安排时间，平时他在家干嘛，练什么曲子，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作曲，我们也不太过问”。与大多数野心勃勃的中国家长不同，陶康雷的父母似乎更倾向于“放任自由”。和茱莉亚音乐学院主席约瑟夫·波利希(Joseph W. Polisi)一样，丁敏芳也表示：“最重要是他能在音乐中得到快乐，我们不会逼他，现在唯一的担心是怕演出压力太大，让他有精神负担。”

不过，陶康雷自己似乎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演出完在沪逗留的几天里，他没有急着去爷爷奶奶家拜访，相反却是早早起床，带着琴谱到大剧院的休息室练琴，一天也不愿落下。被问及为何不给自己放个假，陶康雷笑着说：“其实今天已经比平时起得晚了，已经很幸福了。”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负担，因为陶康雷显得很陶醉。结束采访后，他甚至按照记者名片上的联系方式发了一封邮件，表示很高兴能彼此交谈。这份成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13岁孩子所能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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