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大师远去 音容笑貌依然清晰

　　本期人物：李德伦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挥教员，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副主任、指挥。建国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指挥。1953年入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学习。1957年回国，历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艺术指导、副团长，北京交响乐团指挥，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音协第二、三届理事和第四届副主席。曾在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捷克斯洛伐克交响乐团以及歌剧《蝴蝶夫人》的演出中担任指挥。

做客嘉宾：李鹿(李德伦长女)

父亲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也许在女儿的眼中，父亲只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是在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会被世人铭记。

“父亲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音乐。”透着碧螺春的茶香，李鹿若有所思的对我说。是啊，大师将他唯一的职业做了一辈子，大到万人礼堂，小到几十个人、几个人的教室，他都在不厌其烦的讲述，讲述交响乐对一个人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讲述交响乐对一个民族来说有多重要。如今，当我们找到中山音乐堂里那个印刻有“李德伦专座”的字眼时(好像没有这个专座)，真想发自肺腑的跟天堂里的大师说一声：您一辈子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如今的交响乐已经扎根中国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换言之，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将一件事做好。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蹉跎岁月，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大师将不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

谭利华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多少年前，在大师的身边始终跟着一位年轻人，父子一般年龄的差距，每次演出回来，在大师家中的饭桌上，始终能看到这位年轻人在仔细聆听着大师的指点与讲述。多少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了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的名字叫谭利华。

“有一次，我奶奶得病了，就是谭利华从家中背起奶奶一直跑到医院的5楼病房。他已经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他年龄比我小，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如今，师傅走了，徒弟心中少了一只宽阔的臂膀，遇到问题我该去找谁请教？再也听不见饭桌那边的那位老人的谆谆教导，再也不能帮师傅他老人家拿包了！也许在谭利华的心中，每隔一段时间去师傅家中坐坐才能化解自己对老人家的思念，因为那个家他曾经是如此的熟悉，屋子中间的钢琴，阳台上的盆花，墙上师傅的书法······一切还依然如故。

“父亲在世的时候，一场音乐会，经常是谭利华指挥上半场，父亲指挥下半场。”多少年前的谭利华在指挥台上镇定自若，因为背后有自己的师傅，有了他，就有了一片天；多少年后，谭利华在指挥台上依然镇定自若，因为师傅在天堂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心中这片天依然还在。

“谭利华对父亲非常崇敬，当初谭利华已经决定去国外深造了，甚至连签证都办下来了。当时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祖国现在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去国外算是锦上添花，留下便是雪中送炭了，希望你能留下。’结果谭利华听了父亲的话，决定留在中国。”也许，只有父亲的话才具有如此的份量；也许，对父亲才能如此言听计从。

　　如今，大师走了，他的学生还在，他的指挥艺术还在，并且会永远延续下去。

我们家是个“大弄堂”

大师的家是个什么样子？富丽堂皇？清净优雅？李鹿却用“弄堂”来形容。

“许多年前，因为父亲是中央乐团的指挥，国家给父亲配了电话，那时候电话非常稀少。所以乐团里的许多人都来我家打电话，来来去去的就跟自己家一样。至今我还能想起胡松华躺在父亲的小床上打电话的场景。”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午后，顺着暖气管道轻轻的敲四下，几分钟后，住在四楼的歌唱家郭淑珍来了，不一会，一位乐团的同事顺着前面根本不上锁的阳台后门走进来，拿起桌子上的水杯一饮而进，见大师不在，又顺着楼道的前门走出去了。这样的场景在李鹿的脑海中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习惯。大师的家中从来不锁门，谁来都可以直接进来，喝杯水，打个电话，又匆匆而去了，碰上饭点，所有乐团的人也会毫不客气，加一副筷子就一起吃，就如同在家中一样。

“如果说父亲在艺术上的造诣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他的为人所有人都为之钦佩。”宽阔的胸怀，与人为善，大师身上的这些优秀品格也都延续了下来。名门之后的李鹿没有一点架子，穿着朴素，言语和善。“父亲在艺术上的成绩是我们远远不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为人处世。”

父亲走时，他们嚎啕大哭

大师别世多年，他走时，没有大的追悼会，只在家中摆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在众多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两个人看到大师的遗像嚎啕大哭，没有人忍心去劝慰他们，因为他们曾经授恩自大师，曾经授谅自大师。

在那场十年浩劫的运动中，大师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和挤压，因不满大师的一些正直做法，“四人帮一伙”选择了威逼利诱一位中央乐团的同事去列举“李德伦的27条罪状”，谁曾想到，在“四人帮”正准备向大师下手的时候，正义的号角吹响了，“四人帮”迅速覆灭了，但是这些所谓的罪状却由当时的文化部转交到了大师的手上。“父亲并没有责怪那位同事，还时常去他家开导他。在父亲走的那天，我们商量好的，谁也不准哭，但是那位同事见到父亲的遗像便嚎啕大哭起来。”在大师的心中没有仇恨，没有隔阂，有的只是一颗宽厚的心。

在中山音乐堂的工作人员中，你会发现有一位略带陕北口音的姑娘，她原先曾经是大师家中的保姆。“父亲一辈子都没走过关系，包括我们这些子女，他从来都没因为我们工作的事求过别人，但是这一次却破例了。”在大师病重住院期间，他托朋友安排家中的农村姑娘小兰子到音乐堂去工作，朋友问父亲原因，他只说了一句话：“做保姆在北京不好找对象。”最后这位陕北农村姑娘不仅在音乐堂上班，而且还成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李鹿说着，眼角开始湿润了，从她的眼中，明明看到了父亲伟岸的身影。

父亲的影子

“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李鹿默默地吟诵着父亲墓志铭上的话，似乎与父亲正在进行着攀谈，聊音乐，聊人生，聊未来······

“父亲的墓地比较远，在河北的一个地方，但是母亲每次隔一段时间便要求我们带她过去看看。每到这个时候，我知道，母亲是想念父亲了······”李鹿哽咽了。父亲走了这么多年，那份浓浓的情感仍在。

在女儿眼中，父亲走了，但并不是永远的离开，而是好像去了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迟早会归来的。在妻子眼中，丈夫走了，但不是无言的离开，在某个远远的地方，还可以走过去和他攀谈，说说家中的近况，说说乐团的境遇，说说他一辈子所呕心沥血的交响乐事业。在女儿与妻子的心中，这个影子始终都在，始终都挥之不去，在所有爱乐人的心中，这个影子始终都在，始终在深深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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