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莱布雷希特：中国钢琴梦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钢琴爆炸始于两位流行偶像式钢琴家郎朗和李云迪的成功。

上海前法租界的茶馆里，人们在讨论如何解释梦。不是弗洛伊德式的(也许会有那一天)，而是以一种极为聚焦的中国之道，既思辨又实用。

“中国梦”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去年年底，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之作为新时代的口号提出。语言学家们于是开始讨论“中国梦”到底是笼统的“中国国家之梦”，还是与美国梦相当的“中国人之梦”。人们对这两种概念都进行了透彻的剖析。无论哪种内涵，这个词语都激发了一种集体的渴望，在现代中国，集体渴望能够奏出宏大的和弦。

“你觉得有多少小孩在学钢琴?”一位茶友问我，好像我这个老外能比他们猜得更准似的。唯一值得参考的数字是钢琴的销售数量。去年中国制造了 379746 架钢琴，占全球总产量的 77%，而几乎所有的钢琴都在国内销售。要是算上二手销量，得将这个数字再乘以十，还是远没有达到 6000 万琴童的普遍估计。6000 万可是整个英国的人口，这么多小孩每天晚上要坐在钢琴旁练两个小时音阶。

这一梦想既不便宜，也不容易。买一架新钢琴要花掉一对工薪夫妇几个月的工资，还要付钢琴老师的课时费，买乐谱、唱片，参加考级和比赛。开销没有尽头。但是傍晚时分在上海穿越摩天大楼林立的街区，你可能会听到大声的《月光奏鸣曲》和德彪西的《月光》——月亮在中国传统中代表了渴望，唐代大诗人李白据说是因为喝醉了酒想捞水中月而溺亡的。

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在说钢琴。一个上海高管跟我说她要急着回家监督孩子练琴。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虎妈们不能容忍孩子掉队。在去杭州的高铁上，我碰见一个辽宁来的 5 岁男孩，他正打算去松江参加国际钢琴赛。一个音乐管理行业的年轻姑娘告诉我，她从小学钢琴，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他们年轻时都想学音乐，可惜那个年代没有机会。”她说。

“那个年代”把你直接带到了大规模创伤的根底：“文化大革命”。教师被殴打，音乐家手指被弄断，夫妇要划清界限，以免孩子被送去乡下。这种恐怖持续了十年。

我还记得“文革”结束时的情景。我当时正在香港参加电视新闻制片人的会议，在宾馆房间里无聊地换频道时，突然瞥见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一场交响音乐会。一位指挥家走上台，给出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重拍。那是 1977 年 3 月 26 日，贝多芬逝世 150 周年纪念。我一边在走廊里大喊着“‘文革’结束啦”，一边冲到宾馆吧台，几位老练的中国通面带同情地看着我这个激动过度的新闻新手，直接给我灌了几杯烈性白酒，把我喉咙烧得够呛。

那一周我没有看到关于音乐会的报道。但是我在上海得到的一本中国与西方古典音乐的交流史(《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如何进入中国》)确认了我当年作为新手的直觉——从那一刻起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恢复了。指挥那场贝五的是李德伦，后来他被选中陪伴小泽征尔重回东北的出生地。小泽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重返中国，为伊萨克·斯特恩和耶胡迪·梅纽因的中国巡演铺平了道路。

请注意，这些开路先锋里没有一个是钢琴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钢琴爆炸始于两位流行偶像式钢琴家郎朗和李云迪的成功，他们每个人的海报堆起来都有一层楼高。但实际上，钢琴革命始于古典光谱之外。中国的钢琴启蒙是百万销量的法国沙龙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

1992 年克莱德曼首次巡演，弹了约瑟夫·寇司马(Joseph Kosma)那多愁善感的芭蕾舞曲《秋天的落叶》，也是 1946 年伊夫·蒙当的电影《夜之门》的主题曲。约瑟夫·寇司马是个匈牙利难民，不知怎的把中国和西方对月光的看法糅到了一起。克莱德曼在之后的巡演中邀请孩子上台跟他一起演奏。他在中国总共举办了 200 场音乐会，他的影响在中国的两位超级巨星身上都能看到，郎朗华丽似火，李云迪则更为内敛。

两位演奏家的言行举止都展示了一种教育的维度。他们俩都与观众互动，不论在音乐厅里还是网络上。两人都三十出头，充分利用了中国勃兴的社交媒体，争取更大的粉丝基础。

在世界舞台上，郎朗是胜者姿态。然而回到家，李云迪男女通吃的俊容和梦幻般的眼神吸引了大批年轻粉丝，好比当年的迈克尔·杰克逊和后来的贾斯汀·比伯。云迪最近在中国 40 个城市进行独奏会巡演，只弹贝多芬奏鸣曲。

像今日中国的许多情境，钢琴从禁忌一跃到爆炸，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一现象依然是个谜，但其规模不容置疑。中国正处在钢琴狂热中，如此大型的追求肯定会被历史学家视为 21 世纪的文化转型事件。当西方孩子沉迷手机时，中国孩子弹钢琴。

诺曼·莱布雷希特: 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十余本关于音乐的著作被翻译成 13 种语言,其中包括全球热销的《大师神话》和《谁杀了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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