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指挥家郑明勋：我为音乐服务

核心提示：今年4月初，郑明勋指挥的韩国首尔爱乐乐团与古典唱片公司DG国际签订了一份长期合约，到2015年为止，DG将以每年两张唱片的速度，为首尔爱乐出版10张唱片。业内，DG公司以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欧洲主流交响乐团密切合作而著称，此前，它从未与一个亚洲的古典音乐乐团签过此种性质的出版合约。

郑明勋

“实话说，亚洲好的交响乐团并不多，唯一拥有国际水准交响乐团的国家是日本。”郑明勋说，“而能够录音的机会则更稀少。”

首尔爱乐能够获得DG认可，无疑要归功于郑明勋。他被看做小泽征尔之后一代亚裔指挥家的代表。今年8月，首尔乐团在DG的第一张专辑出版，曲目正是郑明勋一向擅长的德彪西的《大海》，拉威尔的《圆舞曲》、《鹅妈妈》。这几个曲目在去年郑明勋带领首尔爱乐在欧洲巡演时，得到《柏林日报》等当地媒体的评价是，“声音层次透明，韵律精微”，“童话般精巧”，“被声音的回响震惊”。

郑明勋长年旅居欧洲，8、20、30这三个数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简要概括。出生在韩国首尔，8岁时举家迁往美国，一住20年，在美国获得了完整的音乐教育，并开始了职业的指挥生涯。在三十而立时，为了兼顾事业与家庭，在巴黎定居，迄今30年。最近几年则因首尔爱乐的缘故，在法国和韩国之间来回跑。

他的声名主要建立在欧洲的古典音乐圈中，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他与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生前过从甚密，被认为是梅西安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而他的指挥风格被认为是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尼的传人。2005年，当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斯卡拉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后继无人时，意大利媒体曾纷纷猜测郑明勋是否会出任，理由是：“他简直就是朱利尼再世。”

然而，“我从未想过自己不是韩国人”。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郑明勋在专访中对本刊记者笑道。他说，成名后他总是想返回故土。1997年，他组织了亚洲爱乐乐团，成员都是亚裔，平时供职于芝加哥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伦敦交响乐团、柏林爱乐等西方知名交响乐团。每年8月初，在欧美古典音乐季之外，这些音乐家们返回亚洲，在郑明勋的指挥下合作一场音乐会，迄今已经15年。2001到2010年，他在任法国广播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余，担任东京爱乐的特邀艺术顾问一职长达10年。

三联生活周刊：你7岁第一次公开演出便是和首尔爱乐同台，2005年开始出任该乐团总监，40年的音乐历程恰好又回到了你出发的地方，你对此的感受是什么?

郑明勋：亚洲有很多优秀的个人音乐家，但是亚洲的交响乐团普遍缺乏好的指挥。如果我们能有更多好的指挥，将会出现许多水平比现在好得多的乐团。我们一直在寻找有潜力的年轻的优秀指挥，指挥既和才能有关，也和年纪有关。现在人们都称我为“大师”，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成为“大师”，你需要时间的积淀。

我在首尔爱乐，主要工作是为乐团备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举办音乐会与之相比反倒在其次了。事实上，今天的交响乐团已经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总监”了，每个人都想在最有名的乐团里现身一下，短时间内名声大震。一个交响乐团中，最重要的合作无疑是音乐家和指挥之间的合作，但是在今天，这种合作越来越少了，指挥们都变得像客座指挥。我则希望能够在我的乐团上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音乐家们更深入地互动和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许多西方评论家说你指挥的声音特质是“像空气一样轻灵”，你自己偏好什么样的声音?

郑明勋：我喜欢的声音是非常温暖的、充满人性的声音，我不喜欢强力迫使出来的声音。我不喜欢交响乐团仅仅以“力量”来演奏，我也不喜欢轻飘飘的声音。那种充满自然感情的人声我想是大多数音乐家都致力追求的。

因此有人会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质去界定一个交响乐团，比如“德国式的声音”、“法国式的声音”，不是不可以这么说，但这种思维有危险之处。因为音乐是世界共享的，伟大的音乐尤其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作曲家服务，而每一个作曲家都有其独特的人格和音响特点。我不希望我指挥出来的所有作曲家的声音都是“轻灵的”、“法国式的”。

而我同时也要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声音特点，都是其文化造就成的，不仅仅和音乐创作相关。听法国和意大利音乐，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声音和他们吃什么有关，和他们怎么说话有关，和他们的知识有关。音乐反映了整个生活，德国、奥地利……也都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考虑到你早年曾和朱利尼共事的经历，可以说你最开始的指挥风格是意大利式的吗?

郑明勋：我非常被朱利尼吸引，不过我们之间并不能称共事。我那时才是一名洛杉矶爱乐的助理指挥，在那里待了3 年，因此我得以有很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他，聆听他的许多排练和音乐会。这段经历毫无疑问是无价的。然而，朱利尼从来没给我上过所谓的“课”，我们之间也不存在师徒关系，事实上，我和朱利尼甚至从未谈论过音乐。

形成某种指挥风格和方式并不是要坐在教室里授课，也没有必要固定跟着某一位老师学习。指挥和其他许多事情不同，并不只关乎音乐，它关系到一个人整体意义上的全部生活经验，以及他如何将这些经验整合起来。这中间没有程式，因此你需要去听许多不同的指挥家如何处理，在我看来，专门跟随其中某一位反而是危险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朱利尼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郑明勋：最重要的影响，我想是他真正接近了声音。对于一个交响乐团而言，声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利尼向我表明了，一个指挥应该能迅速地从一个乐团身上激发出他自己想要的声音。

其次，是他的人格魅力。我刚开始转学指挥的时候，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复杂了，非常不自然，因为你是台上所有音乐家中唯一不发出声音的那一个人。你既不演奏，也不歌唱，只在那里挥手，而交响乐谱本身又是那么复杂。而朱利尼，他把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简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指挥家以一种如此简单和纯粹的方式工作。他别的什么因素都不添加，只有音乐。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纯粹的音乐家。他的世界无关商业，无关政治，只有他对音乐和音乐家的爱和尊重。我们都为作曲家服务，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服务者。

在我看来，唯一能称得上比朱利尼伟大的人是作曲家梅西安。朱利尼是一个牧师，而梅西安是一个圣徒，因此你能够先后得益于一位牧师和一位圣徒，这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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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明勋与韩国首尔爱乐乐团在DG发行最新唱片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钢琴成绩当年也非常出色，为什么会放弃钢琴转学指挥?

郑明勋：问得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我犹豫了很多年，大概花了10年才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并不太喜欢指挥，你知道，它太复杂，细处问题太多。但是作为一个钢琴家，无论达到多么伟大的造诣，你都无法在钢琴上演奏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不能在钢琴上重现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种伟大到不可思议的曲目太多太多，都是钢琴无法完成的。音乐史上的天才作曲家有多少?至少 100位。而交响乐团本身又是一件独特的乐器，上百位音乐家，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汇集出一种独特的人类创造出的音响。因此我说，音乐是必须被演奏出来的。人们问，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为什么要演奏莫扎特、演奏贝多芬?因为他们的音乐是最好的。过去1000年中，你再找不出第二个莫扎特和贝多芬。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善于诠释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著称，指挥他们的作品大概也有上百次了，你如何一直保持你的指挥新鲜感?

郑明勋：是的，我指挥过上百次了，不过那还算不上多。测试一个作品是否真正伟大就是你是否真的从不对其感到厌倦，以及你是否总觉得你还能做得更好。

因此我一直在学习。这次在国家大剧院我们演奏了马勒和贝多芬，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可以说贯穿了我的音乐生涯，我对他们学无止境，因为他们比我伟大太多，我无论如何钻研也不可能将其穷尽。当我看着谱子的时候，我想象着这些声音，在指挥时我试图让乐队的演奏效果接近我心目中的想象。这种心智练习要耗费许多个小时。有时候我在钢琴上弹奏一下，但是更多时候，我只是看着谱子。而许多时候，我已经对这些伟大作品的乐谱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不用再看，我只在我的心里演奏着音乐。

而我也几乎是一个除了音乐之外对生活中的事情一窍不通的人。我知道怎么用信用卡付酒店账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花钱。一年两次，我需要给我的太太买礼物，我非常想悄悄买好，给她一个惊喜，可是事到临头，却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怎么买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太太为我打理好了一切，过去25年，我从未买过衣服，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穿的是什么，每天我把她叠好放在那里的衣服穿上身而已。从这一点上说，我太太帮助我能够集中注意力，从而我最终选择了以指挥为业。

三联生活周刊：在西方，古典音乐在年轻观众群中的衰落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你对此怎么看?

郑明勋：在亚洲，古典音乐受众的年龄很多都在30岁以下，而在西方，许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区别的确是非常明显。

欧洲和北美拥有许多水平非常高超的交响乐团——美国所有大的交响乐团，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再希望能做得更好。它们仅仅希望自己的水准不要下降，继续保持，而它们的发展问题不仅在观众、资金，还在于体系本身。无论如何，它们不可能做得更好，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相当出色了。

这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我记得大概20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被任命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新闻，他在采访中说：“我希望我不会把这个乐团带领得更糟糕。”这是说没有希望让乐团更好吗?那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工作呢?那就应该做客座总监。对我来说，音乐总监的职位就意味着要把乐团变得更好。如果什么时候停滞了，我的兴趣就会减少。我喜欢成为一件正在不断向前进的事情的一部分，我不喜欢停滞。■

供图/韩国首尔爱乐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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