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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音乐奖 Pulitzer Prize for Music 有影响力的音乐奖 |
2015-05-06 21:07 音乐周报 李瑾
近日,2015 普利策音乐奖在美国揭晓。现年57岁的美国女作曲家朱莉娅·沃尔费(Julia Wolfe)以合唱作品《无烟煤田》(Anthracite Field)获普利策音乐奖,并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该作品于2014年4月26日在费城的一场音乐会中首演,评委会称“这是一出强大的合唱和六重奏清唱剧,唤起人们20世纪初的宾夕法尼亚煤矿生活的关注。” 另外两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最终提名的作曲家的作品,分别是华裔旅美作曲家梁雷的中音萨克斯风与管弦乐队作品《潇湘》和约翰·左恩(John Zorn)为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创作的室内乐作品《贵族》(The Aristos)。
写现实 接地气
朱莉娅·沃尔费现任美国纽约大学斯特哈特学院作曲系主任。她的创作吸收了很多当代美国流行音乐和民间的元素,这使其作品带有很强烈的个性和美国特色。美国媒体《纽约客》形容她的创作是“在古典框架下将简约主义的形式和摇滚的动力性相融合的产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沃尔费表示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斩获这个大奖。但她一直在用平常、虔诚的心态看待自己创作的每一部作品。“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作为艺术家,你必须适应这种竞争的状态,来寻找自己表达的路径。创作就是这样,你将作品送到演出单位,然后就是等待是否首演的裁决。很多时候,我们都得不到相关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的回应。作品能够首演或者获奖,是最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了。我喜欢挑战自己,用音乐来表达自己期待寻找的东西。我感到无比幸运的是,我周围有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我们能够用音乐来表达自己。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我成长地区的故事。”
从题材上而言,《无烟煤田》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品。“《无烟煤田》是应费城门德尔松俱乐部的委约创作的作品。我出生在距离费城市区北部约一个钟头路程的小镇。当俱乐部的艺术总监阿兰·哈勒尔问我是否可以写一个作品时,我就想到了伴随我童年和成长之路的这条路:向右拐通往费城市区,向左拐通往煤城。人们很少走左拐的这条路。我想与其写一部有关费城城市生活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描写煤城人生活的作品。完成这部作品我获得了来自门德尔松俱乐部很多剧院艺术家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剧院艺术家劳瑞·麦堪茨为我提供了很多有关煤城生活方面的书籍。她甚至带领我到一个小型博物馆,这里有很多煤矿工人的工具、器械等。我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来了解煤矿工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采访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下到矿井等。对他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了解,让我有了这个非常强烈的主题。《无烟煤田》是一个有关无烟煤产业和这个产业工人生活的故事。这个作品不是运用直白的叙述方式,而是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反映这个主题。我试图忠实地展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他们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但是这个产业却在支撑着这个国家。”
在音乐的结构上,《无烟煤田》是一个五个乐章的合唱作品。第一乐章名为“地基”,作曲家试图在这个乐章来表达深邃、低沉的声音世界,以此来反映煤矿工人工作的空间和状态。第二乐章名为“碎石者”,用摇滚形式来表达煤矿青年男子的能量状态。第三乐章采用了约翰李维斯的讲演。第四乐章的“花”和第五乐章的“电器具”都是用来表达煤矿工人精神、工作和生活状态的描写。朱莉娅·沃尔费自己撰写了合唱的唱词,试图以形象化和象征性的语汇,来表达当今美国煤矿工人的生活状态,以此唤起公众对这个行业的工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女性登顶塔尖
象征美国新闻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自1943年开始设立音乐奖。美国作曲家威廉·舒曼凭借他的世俗康塔塔《一首自由之歌》成为当年第一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作曲家。此后,历届获得该奖的人士,均为美国作曲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作曲家科普兰、查尔斯·艾夫斯、乔治·格什温、约翰·亚当斯等都曾问鼎普利策音乐奖。
获得普利策音乐奖,对于一个职业作曲家而言,是一件非常崇高的荣誉。2010年以来,一批颇有成就的年轻作曲家纷纷在普利策“榜单”上留名:如2010年获奖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美国女作曲家詹妮弗·海格东,因创作歌剧《白蛇传》而获得2011年普利策奖的旅美作曲家周龙以及2012年以“一战”题材为背景的歌剧处女作《寂静之夜》斩获普利策音乐大奖的70后作曲家凯文·普茨。2013年30岁的女作曲家卡洛琳·肖以题为《帕蒂塔》的八声部作品荣摘普利策奖。2014年问鼎普利策的是约翰路德·亚当斯,他试图以乐队作品《成为海洋》唤醒人们对冰山融化和海平面升高的关注。这些获奖者的创作要么关注当下,要么在创作手法上勇于创新。
1943 年的普利策音乐奖,来源于遵照当年普利策的遗嘱而设立的每年一度的奖学金,随后才逐渐完善成为大奖制度。普利策对于音乐奖的定义是:“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的作品。”2004年,鉴于新作品首演操作的难度,评奖组委会将标准调整“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或录音的作品”。
历经了70年的发展,评论界对于普利策音乐奖一成不变的评委班子颇为质疑。2001年,乐评家克雷·甘就认为:“7位评委中全部为男性,而且这个班子始终不变的成员组合本身就说明该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性别的局限性。这也从根本上与普利策客观、真实的精神相违背。”2003年普利策音乐奖得主,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也认为:为创作成就进行“划界”的单一标准,会导致作曲家为了迎合“学院派”的口味,而忽视了鼓励多样化音乐创作和思想的危险。
尽管,许多评论家质疑学院中心论的评判标准违背普利策的新闻客观和民主精神,但实际上从历届获奖的作曲家职业背景来看,“学院派”的评判标准仍然是当前普利策评判的主要坐标。历届获奖的作曲家作品,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样的当代音乐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经典手法有机结合。
从近几年女性作曲家的创作频繁问鼎普利策也可以看出,这个一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领域,其重心已经开始偏移,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创作领域越发凸显她们的才华和优势。象征美国新闻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自1943年开始设立音乐奖。美国作曲家威廉·舒曼凭借他的世俗康塔塔《一首自由之歌》成为当年第一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作曲家。此后,历届获得该奖的人士,均为美国作曲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作曲家科普兰、查尔斯·艾夫斯、乔治·格什温、约翰·亚当斯等都曾问鼎普利策音乐奖。
获得普利策音乐奖,对于一个职业作曲家而言,是一件非常崇高的荣誉。2010年以来,一批颇有成就的年轻作曲家纷纷在普利策“榜单”上留名:如2010年获奖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美国女作曲家詹妮弗·海格东,因创作歌剧《白蛇传》而获得2011年普利策奖的旅美作曲家周龙以及2012年以“一战”题材为背景的歌剧处女作《寂静之夜》斩获普利策音乐大奖的70后作曲家凯文·普茨。2013年30岁的女作曲家卡洛琳·肖以题为《帕蒂塔》的八声部作品荣摘普利策奖。2014年问鼎普利策的是约翰路德·亚当斯,他试图以乐队作品《成为海洋》唤醒人们对冰山融化和海平面升高的关注。这些获奖者的创作要么关注当下,要么在创作手法上勇于创新。
1943 年的普利策音乐奖,来源于遵照当年普利策的遗嘱而设立的每年一度的奖学金,随后才逐渐完善成为大奖制度。普利策对于音乐奖的定义是:“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的作品。”2004年,鉴于新作品首演操作的难度,评奖组委会将标准调整“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或录音的作品”。
历经了70年的发展,评论界对于普利策音乐奖一成不变的评委班子颇为质疑。2001年,乐评家克雷·甘就认为:“7位评委中全部为男性,而且这个班子始终不变的成员组合本身就说明该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性别的局限性。这也从根本上与普利策客观、真实的精神相违背。”2003年普利策音乐奖得主,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也认为:为创作成就进行“划界”的单一标准,会导致作曲家为了迎合“学院派”的口味,而忽视了鼓励多样化音乐创作和思想的危险。
尽管,许多评论家质疑学院中心论的评判标准违背普利策的新闻客观和民主精神,但实际上从历届获奖的作曲家职业背景来看,“学院派”的评判标准仍然是当前普利策评判的主要坐标。历届获奖的作曲家作品,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样的当代音乐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经典手法有机结合。
从近几年女性作曲家的创作频繁问鼎普利策也可以看出,这个一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领域,其重心已经开始偏移,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创作领域越发凸显她们的才华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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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原附中校友梁雷入选普利策音乐奖最终提名的作品——中音萨克斯风与管弦乐队的《潇湘》,讲述的是湖南潇、湘两江交汇的地方发生的一个悲剧。梁雷在作品中用电声模仿了哭嚎的回音,普利策理事会解释这部作品表达了“将悲痛不幸与兴奋交织在一起的离奇复杂的情感”。
《潇湘》曾于曼谷世界萨克斯管第十五届大会上演由林建宽与泰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又于2014年3月在美国波士顿由波士顿现代项目乐队首演修订的协奏曲版。
“作品的独奏部分并未采用更多的炫技,却刻划了抗议者在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时无力的状况。”梁雷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倒可能更像是一部‘反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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