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 创造能存活于记忆中的事物

马友友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带来跨界新专辑《圈羊四重奏》，这是一场音乐的历险，也是一场游戏。Jeremy Cowart 摄

　 　10月17日，马友友跨界新专辑“The Goat Rodeo Sessions”（中文版名为《圈羊四重奏》）全球发行，刚刚获得美国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的大提琴家这次的合作对象是低音提琴家埃德加·迈尔、曼 陀林手克里斯·席尔和小提琴家斯图尔特·邓肯。之前，马友友在伦敦接受本报专访，65分钟里畅谈友情、人生与文化观。下月，马友友将来北京参加中美文艺论坛，而明年3月，马友友的“丝路计划”中国巡演也将再次启动。他对记者透露，希望再录第三遍巴赫无伴奏组曲，也许还有贝多芬奏鸣曲。 

心态 看年轻人成功是种幸福 

新京报：多年来你启动过不同形式的音乐项目，这次有何新意？ 

　 　马友友：其实很简单：四个音乐家，因为相互的友情走到一起来，彼此的信任到达了“我家即你家”的地步。没有了“自我”太大的问题，大家自在随意，互相批 评，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就连唱片公司也不会指手画脚说“拜托，做得商业化一些吧”。我的这些同伴们，个个都是乐器多面手，还都擅于即兴。我倒像是客人： “来啊，加入我们吧！”

新京报：你同时进行不同的音乐计划，如何助你反思音乐和社会？

马友友：随着我年纪越大， “老人”很快就会被年轻人替代。这时我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我想，看着年轻人获得成功是一种幸福。“文化”在我心目中的定义是“发自人类最内心的表达”。 文化的重心所在，并非被创造出来，而是活在人心里。作为表演者，我要做的并不是将一段乐曲演奏得天衣无缝，而是要确认聆听者也投入并喜欢这段曲子。无论是 演奏音乐、和人交谈还是教书，道理都一样。教育和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回事：创造能存活于记忆中的事物。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成功”呢？

马友友：独立的个体应感觉到自己是人生的建筑师，并设计出对自己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对成功有不同的定义，但核心在于：你能做到与你的世界相契相连；你所到达之处，比你初到之时更好。

探索 我还是那个好奇小孩

新京报：在进行音乐跨界探索时，是否忧虑过走马观花、流于层面？

　 　马友友：直到今天我还是那个不停提问“为什么”的好奇小孩。与我的好友艾曼纽·艾克斯不同：他倾向于在同一段乐曲中越钻越深。而我之所以对古典音乐感觉 日益加深，正来自我对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过程中我感觉离“人”更近。比方说，勃拉姆斯、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创作中加入吉卜赛的传统音乐；想想吉卜赛人在 一千年前被赶出印度，这么说今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都有着印度音乐的根。

“文化观光者”这个词，只适用于止步于窗前、缺乏互动的人。跳下水去就好了。好比你把我请到你家做客，如果我不懂规矩，你会以柔和的方式纠正我。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互联网时代这好像更容易了。

　 　马友友：互联网时代，我想，让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能意识到各自所受的冲击、并作出反应很重要。许多传统在慢慢消失，我们有需要为传统“保鲜”，让70亿 人找出相处的理想方式，分享自然资源。文化和教育，实质上就是要教会人类去换位思考，看到“原来你的世界是这样子的，过去我并不知道。现在好了，让我们的 对话重新开始吧”。今天一切都日新月异，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身份 我的选择是不选

新京报：作为奥巴马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成员，你的角色是什么？

马友友：一年半以来，我们都在起草“艺术及其社会角色”的文件。我们想请教育工作者、决策者以及投资者共同分享经验。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

新京报：艺术家若介入社会事务，理想方式是怎样的？

　 　马友友：我纯粹投身于文化领域，我身不在政治。我清楚，政治是一记沉重而巨大的棒槌，只着眼大事件、大趋势，难免会遗忘掉一部分人。人类只有通过对文化 的理解，才能驱动人类生活三大引擎：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运行。三大引擎之间需要彼此认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是不可衡量的。文化的角色就是去 尝试阐释这一切：内心、感情等。这些感官知觉将为人类定位记忆。有了记忆与现实一起，才有想像力的产生；因而才会有激情；那样人们才愿意冒险。肯历险，才 能激发出创造力，最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没有捷径。

新京报：多文化背景对你的自我身份感有什么影响？

马友友：我 就是一个“人”。小时候法国人跟我说法国最伟大，父母则说中国最伟大，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到7岁时，我想获得具体的答案，慢慢开始思 考。我们常见一种思维：相信特定的文化会偏心某种价值观。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我的选择是不选。

感悟 深信有同情心的想像力

新京报：你人生中有过“恍然大悟”的转折点吗？

马友友：最重要的时刻是成家、生子，自此后，我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完全改变。忽然间，“一切都是动真格的了”，不能再流离浪荡，要负起责任来。

　 　还有柏林墙：7岁时我以为那会三百年不变。第一次去参观柏林墙时，看到每隔几步就有纪念逝者的鲜花，我觉得心悸，也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有多幸运。我出生 时虽然离二战结束不远，但二战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不明白。“文明”到底是什么？如何改变人类互相残杀的天性？受伤的人如何面对一切，鼓起勇气上路这一切都 太难了。

新京报：今天的音乐家大都有充足的养分、稳定的成长，但历来伟大艺术多源自残缺的人生。

马友友：我想， 就算没有破损，人生本身就已是一场悲剧。我们通过艺术去描述生与死的过程。在生命旅程中，我们眼见许多死亡和悲剧的发生。我不相信未经历过集中营就不懂得 那种悲凉，我深信有足够同情心的想像力，加上你读的书、你去看过的地方、接触过不同的人，离真实的经历也很近了。这个问题，我思考了一辈子。

新京报：你有偶像吗？

马友友：音乐家之中，我想念艾萨克·斯特恩，虽然作为人他算不上完美。我景仰伯恩斯坦跳出常规的思维，他全情投入的自我表达和他生活的方式极具启发。还有我早期的一位榜样卡萨尔斯，他说：“我首先是人，其次是音乐家，再次才是大提琴家”。

特约记者 张璐诗 发自伦敦

记者手记

春天，北京见

在英国“古典调频”电台的专访后，马友友迎出来，感谢我老远赶来，嘘寒问暖。对话中，我咳嗽几声，他登时起身去找热水、端茶杯。

他的琴音总翱翔于高处，大伙儿因此昵称他为“老鹰”。但与他65分钟的深谈，我的感觉是冬日靠着一面壁炉。

　 　除了音乐，还聊书，聊人生。早年，马友友为讨太太欢心，会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感觉人生已像小说：每演绎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都要步入并全心相信一个 他人的、虚构的世界。近年来，他爱上阅读科学家安东尼奥·达玛西欧，如《笛卡尔的错误》。对于理查德·福尔摩斯笔下18世纪的《奇迹年代》，“诗人与科学 家彼此认可，彼此影响”、“花两年去丈量太阳”的浪漫主义年代，马友友心驰神往。

约好了，明年春天，北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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