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音乐学院 授艺培德音乐大家辈出

摘要：星海音乐学院是我国华南地区唯一的高等音乐专业学府，是全国九所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之一，也是唯一进入大学城“双生态”系统的单科音乐学院。

冼星海纪念馆，这座白色建筑从外面看有点像一架钢琴。

琴房面积都不大，一架钢琴或者扬琴，再加上一桌一椅，就是一个音乐小天地。

冼星海的大理石半胸像，微蹙的眉头，深邃的眼神，正是人们心目中的“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人民音乐家形象。

大学城校区的音乐厅抽象出一个标志性的“海浪”造型，规模和设施都可与二沙岛的星海音乐厅相媲美。 资料图片

纪念馆二楼是资料展览馆，那些黑白照片和发黄的文字似乎在娓娓诉说着音乐家冼星海光荣的一生。

琴房大楼被设计成圆柱形，仿佛一首流畅的乐曲。

提名辞

星海音乐学院是我国华南地区唯一的高等音乐专业学府，是全国九所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之一，也是唯一进入大学城“双生态”系统的单科音乐学院。

索引

星海音乐学院创办于1957年10月，初建校名为广州音乐学校。随后历经数次搬迁、易名，于1985年12月，为纪念广东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正式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星海音乐学院立足本土，逐步形成了“根植传统沃土，传承岭南优秀音乐文化”和“依托地域优势，开放兼 容，创新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特色，并以培养高素质音乐人才为己任，积极服务广东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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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

工字楼怀旧

所有来舍下造访的海外老同学，几乎总邀我陪游星海音乐学院在沙河顶的老校区。作为陈迹，则仅余寿龄已近花甲的“工字楼”。对远道归来的老同学而言，或许新校区的宏富早在意料中，而相形之下，这幢已被众多新厦所簇拥的旧舍，却每让重游者心旌撩动。

一位老同学曾蹙然相告，说他考了三年，才接到录取通知书，那种兴奋劲，令他三天都无法安寝。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就因为后面那句话，它再次撩起我30年前一段足以感铭终身的旧忆。

故事也发生在这幢大楼，它决定了我的生命取向。

经过两轮专业考试，我与其他考生一道，于指定医院参加了例行的高考体检，当所有人都怀着理所当然的舒心走出医院大门时，我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因为，体检证书上赫然写着：“高考体检不及格”。问题出在我的视力。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我第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又过了一个星期，在绝望之中，试着给音 乐学院作曲系写了一份有生以来最长的申述信，陈明我的职业状况(其时我已工作了6年)与应对读写的能力，并恳请学院考虑入学资格。这本是侥幸之想，宛如溺 于海上者，期望偶然航过的舢板。然而，两周后，我意外地收到作曲系领导的一封回信，通知我按约定日期到系办公室接受一项非专业性的“考试”。

带着怯懦的心绪，我又一次走进了这幢工字楼。

我想，这该是一次旷古的考试，“考题”仅是读出黑板上临时书写的粉笔字，与视唱袖珍总谱中的旋律片断。在我的人生阅历中，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 为庄严的氛围。在场的十几位老师早已肃然围坐于桌前，但没有人给我以难堪的压力，整个办公室充满着怜爱。“考试”十分顺利，之后各位老师还与我交谈良久。 自此一个多月来为阴翳所笼罩的我，才得以信心重燃。最后，系主任苏克教授当众宣布同意接纳我，并告知将向招生部门提出破格录取的申请。

30年过去了，“考场”中那批曾让我绝处逢生的教授已悉数退休，而我的日常工作也早已随众迁往大学城新校区，但老校区依然是我的眠食之地，每天 从工字楼擦肩而过。每到寒暑假之夜，我总想独自在工字楼内拢的空庭中徘徊，因为，寂静而又气息空灵的大楼，总会引领我感怀那些值得回味的岁月，重温那些久 违的怜爱。

我想，一所学校能给予学生的，显然不仅仅是那些先进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作为日后安身立命工具的专业技能与学术素养，它更应将自身视为一个培育心 灵、塑造人格的无形精神场，并通过那些堪以垂范后人的教师，给受教育者施以温煦的沾溉。虽然这不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但其价值却是永恒的。就今天的教育 环境而言，它仍然知易行难。

邓希路(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副教授)

现场传真

星海音乐学院的名气很大，学校却很小。

我在沙河顶下车，沿着先烈东横路一直往里走，由于这一带是广州有名的服装批发市场，一路上随处可见拉货的大卡车、小面包，三轮或平板车，我几次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一边走一边寻找当地的老伯伯老阿姨问路，一直把先烈东横路走到了尽头，还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星海音乐学院。一位身披绿色军大衣的 保安叔叔用手一指，“就是那里。”

我将信将疑地按照保安大叔的指点穿过斑马线，上坡，左转，终于看到了几个背着乐器的学生，“肯定没错，就是这里了。”就像刘索拉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们的脸“全那么年轻，光光的”“衬衣雪白，胸脯笔挺”。

密封的钢琴 价值两百万

事实上，星海音乐学院是建在一处小山丘的上面，这就使它有了那么一点“超然世外”的姿态。

大门很普通，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根刻满了五线谱的大柱子，走进去，迎面就是江泽民亲笔题写馆名的冼星海纪念馆，这座白色建筑从外面看有点像一架钢琴。纪念馆一楼是一间荣誉展示厅，里面贴满了星海师生获得国际国内重大专业比赛奖项的奖状。

星海音乐学院有两座音乐厅。沙河校区这个音乐厅的规模较小，里面能容纳六百多个观众。音乐厅门口那两架三角钢琴被放置在密封的玻璃房内，一个巨 大的皮套把琴身笼罩得严严实实，据说这两架钢琴价值两百多万，平时要放在恒温的空调房中，不能冷着了也不能热着了更不能磕着了碰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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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榕树下 练琴声飘扬

绕过星海纪念馆，拾阶而上，可以看到冼星海的大理石半胸像。

大理石雕像的右边有几栋三四层高老房子，这就是被称为“工字楼”的神奇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工字楼”是因为几栋楼房的排列形状恰似一个大写的 “工”字，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把这些老房子罩得严严实实，据说有些榕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经常会有学生把扬琴、黑管、小号拿出来，在花坛边、浓荫下旁 若无人地练习。

大理石雕像的左侧是综合办公大楼与琴房大楼。刘索拉在《你别无选择》中把琴房描述为一个可怕的地方，“满楼道的轰鸣，充满了像狼一样的嚎叫，琴房发生的噪音有时比机器噪音还可怕。”

从狭窄的楼门进去，是环形的走廊，走廊一侧是一间间蜂巢一样的琴房，房间的墙壁都由隔音材料做成，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小孔，这样能够起到很好的 吸音作用。每一间的面积都不大，一架钢琴或者一架扬琴，再加上一桌一椅，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音乐小天地。从琴房的小窗口一路看过去，有一种很强的镜头感。

免费音乐会 常现大学城

说起星海音乐学院，不能不提到星坊60，很多高校的学生在毕业以后还会选择在学校旁边安居或者乐业，星坊60也体现了音乐人对星海音乐学院的尊敬和眷恋，这里已经成为广东流行音乐的一个小基地，乒乓空间、方奕音乐工作室等都在业界小有名气。

沙河老校区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而大学城校区则是全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这里的音乐厅以《黄河大合唱》结束部分的“八声部合唱及气吞山 河的澎湃涛声”为设计灵感，抽象出一个标志性的“海浪”式造型，这里的规模和设施都可与二沙岛的星海音乐厅相媲美，音乐厅有很多免费的音乐会，你可以不花 一分钱就欣赏到高水平的演出。

史记

广东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1932年由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马思聪、陈洪先生创办的广州音乐院。

1957年10月，广东省政府创建了广州音乐学校，使得这一地区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得以延续，这就是星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1958年改为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1965年初与广东舞蹈学校合并为广东艺术专科学校

1969年又与广州美术学院合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搬迁至美院现在的地址。

1978年3月，广东省委批准广州音乐专科学院复校，又搬到沙河校区。

1981年6月升格为广州音乐学院，

1985年为纪念广东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易名为星海音乐学院。

2004年，星海音乐学院正式进驻广州大学城，成为全国唯一置身于多科大学结构中的单科音乐院校。

校友录

“别的学校没有我想学的这个专业，考了也没有用。”

———2005年超级女声亚军、实力派小天后周笔畅在高考时考出了681分的好成绩，以这个成绩完全可以读更好的大学，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星海音乐学院)

视唱练耳、流行音乐演唱、西方音乐史、西洋声乐演唱，音乐美学等课程的开设大大促进了学生们主动、自主学习的态度。在星海，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学到自己所想要的知识，不管是专业还是做人等方面。(陈奕宁 音乐学系2007级学生)

在这个大学里，它给了我们很多展现自己的舞台，让我们的人生增添了许多精彩。例如每年都会举办艺术节和社团活动、每个系在音乐厅都会举办音乐会等五彩缤纷的活动。(罗凌嫣 艺术管理系2007级学生)

雨淅沥地下着，我撑着伞，独自徘徊在校园内。曾几何时，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处处都是悠扬的琴声。(谭效 管弦系2006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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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校长

给学生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

◎发言人：唐永葆 星海音乐学院院长

广州名片：作为星海音乐学院院长，你如何看待星海音乐学院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内核？

唐永葆：学院在长期的办学积淀中，铸就了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开放创新的办学精神。不管办学的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学院历史行进的每一步伐都踩着 时代脉动的节拍，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念始终不变。作为现任院长，我在星海音乐学院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星海优良的精神传统感触颇深。老师们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孕育出“育人以德，授艺以道”的教风，培养学生“重传统，重个性，求创新”的艺术品格。这种精神已凝聚成 “求真、尚美、崇德、敬业”的校训，学院的师德学风陶冶了一代又一代星海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音乐人才。

广州名片：星海音乐学院有何优势与特色？

唐永葆：星海音乐学院的发展始终与广州这座城市相依相伴，汲取着它的精华，秉承着它的人文气息。岭南音乐作为古代百越文化、外江文化和海洋文化 融合交汇的成果，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一枝奇葩，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形成了通俗性、兼容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使之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在岭南音乐文化的孕 育、浸染下，曾造就了冼星海、肖友梅、马思聪、李凌等一批影响中国现代音乐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著名音乐家。作为华南地区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星海音乐学 院在50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坚持把弘扬、传承岭南音乐文化当作责无旁贷的任务。在这方面，我院不断加大对经费的投入力度，集聚岭南音乐文化研究、创作、表 演、教学的各路人才精英，收集、抢救和挖掘岭南地区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建立了“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和“岭南音乐展览馆”，并注重将相关成果 转化为我院特色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构建成岭南音乐文化理论研究、创作、演奏、教学四位一体的操作结构，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岭南音乐专门人才。

广州名片：对星海音乐学院的未来有何发展规划？

唐永葆：坚持内涵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遵循音乐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同时，更要研究文化艺术市场化进程的新情况，准确把握音乐精英人才 和音乐普及人才成长规律的内在特性，以超前的眼光来设计当下的教育教学行为，使为学生建构的素质、知识与能力结构不仅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而且更有利于他 们长远的自我超越和再生发展。

学·位

雅俗共赏 理论与实际并重

●罗小平(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

星海音乐学院与其它的音乐学院相比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广州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三大基地之一，最早的音乐茶 座、歌舞厅也是在广州出现的。南方的文化氛围比较自由，学生们去参加比赛、选秀的时候，系里的老师都会支持他们，旷课虽然在所难免，但大家都能够互相理 解，学生也比较自觉，缺了的课会自觉地补上。但是岭南文化往往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当然，广东流行音乐的式微也与人才的流失有关，不少歌 手都去“北漂”了。

很多人了解星海音乐学院都是因为流行音乐，其实星海在音乐研究、音乐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影响，这里专家多、学科齐，囊括了音乐创造与 实践层面的一度、二度、三度创作(作曲系和声乐系等六个表演系、现代音乐系)，涵盖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与形而下的应用操作(音乐学系、艺术管理系)，雅俗共 存(钢琴系和流行音乐系)，中西并置(管弦系和民乐系)。

星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不多，一个专业只有几个，但老师都把硕士生当博士生来培养，每周都会与其见面、讨论。

名人堂

余其伟：第三代高胡传人

余其伟，1972年-1975年在星海音乐学院主修高胡，先后师从黄日进、刘天一、朱海等名家，后随赵宋光教授进修音乐理论。那时候的星海音乐 学院还叫广东人民艺术学院，上课的地点也不在沙河顶，而是在海珠区的美术学院。余其伟曾经担任过广州乐团和广东歌舞剧院独奏演员，广东民族乐团团长等职。 现任广东省音协副主席、中国民族管弦乐学理事、《中国民族民间乐器集成》广东卷编委、广东民族乐团艺术指导。余其伟先生的琴艺，继承了中国古典音乐崇尚风 骨神韵的传统，发挥了广东音乐华丽抒情、轻灵活泼之特色。音乐界评论余其伟的演奏“富于诗意的幻想与哲理的深沉，境界优美而高远”，“开拓了中国高胡艺术 的新格局”，“继吕文成、刘天一之后的广东高胡第三代传人”，美国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齐佩尔先生称余其伟为“一位具天才技巧和深刻艺术思想的音乐家”。

易剑泉：国宝级音乐大师

1927年某日，西子湖畔、柳流闻莺。如画景色中有一儒士，借景抒情作一曲《鸟投林》，绘述当时如幻如涛的景色。此曲后来成为广东音乐传世之作，这位儒士便是广东音乐大师易剑泉。

易剑泉创作了一百多首欢快或悲怆的乐曲，形式新颖，既有广东音乐色彩，又继承了民间“锣鼓柜”的演奏风格，并巧妙地采用了各种民族乐器、和声及 合奏等，他还创造了以“健全乐”为代表的大型广东音乐合奏形式，创造了低音乐器，首先运用了和声方法并丰富和运用了各种打击乐器，对广东音乐的发展起了很 大的作用，许多创新项目沿用至今。易剑泉于1958年调任广州音专(星海音乐学院前身)民乐系主任至终年。

黄锦培：教授中的教授

在广东音乐领域，黄锦培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这是因为许多成名成家的音乐家都出自他的门下。黄锦培、祖籍广东惠阳，出生于新加坡，在四川、上海都待过很长时间，后来又远赴东南亚，1950年归国后，一直任教于星海音乐学院，到了晚年，还在加拿大开班教学。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音乐领域如果要做一些比较高水准、大规模，或者较为复杂的民乐作品，毫无疑问会选择黄锦培。1962年和1963年， 他几乎同时为两部中国电影史上的标志性影片《南海潮》和《七十二家房客》制作了音乐，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山乡风云》配乐也出自他的手。而且作曲、配 器、指挥一肩挑，为广东音乐增添了一批极富代表性的作品。黄锦培不但技法了得，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理论，长期的国外生活又让他掌握了流利的英语，熟悉了 西洋乐的一些配器和整合方法。这都让他成为当时广东音乐界中无可替代的“第一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许琨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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