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不老的“蝴蝶” 《梁祝》50年

        新民周刊：不老的“蝴蝶”

不老的“蝴蝶”

“两只蝴蝶”——不是那首被唱烂的流行歌曲，而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制造的美丽意象，在春日的艳阳下，向我们翩翩飞来。五十年的光阴在网状的羽翼上刻录下多少悲欢，不止是梁祝这对旷世情侣的生死咏叹，更有无数中国民众的刺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半个世纪后的纪念出于一次隆重的爱情礼赞，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为何，这一支曲式和演奏技巧上不那么复杂的协奏曲能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甚至外国人也誉之为“中国人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或者在“蝴蝶”的注视下，我们还要设问：为何，当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个年轻学生能获得意外成功？

为何，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蝴蝶”能够破蛹而出，飞向花海深处？

为何，外国演奏家演绎《梁祝》往往别有一番韵味，将中国文化的密码破译得无比细腻感人？

为何，两位曲作者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一度割席而走，形同陌路？

为何，五十年后，“蝴蝶”的身影虽说轻盈依旧，却总带着一丝寂寞的哀怨？

“蝴蝶”，你能告诉我吗？(沈嘉禄)

《梁祝》琴弦上的两只蝴蝶

两只披着中国彩衣的蝴蝶，轻轻地飞到小提琴上，在四根银弦上跳舞，这一跳，五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钢说：“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写了一首纯情的作品。”其实，它是一个民族对爱情与人性的盛大礼赞，是“苦难与光荣”共同铸就的不朽神话。

撰稿·沈嘉禄(主笔)

五十年前的那一幕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五十周年纪念日应该在5月27日，但它的预演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比今年的白玉兰开得还早。

2月22日，由陈钢与潘寅林在上海大剧院演出钢琴伴奏版的《梁祝》，3月7日，由俞丽拿演出原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4月28日，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开幕专场上，将有一台纪念《梁祝》首演五十年的庆典演出。在古典乐坛上名声显赫的日本美女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也将专程飞来上海激情演绎《梁祝》神话……

五十年，足够在一个人的脸上划出无数条皱纹。但《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永远不老。作曲者之一的陈钢看上去也相当年轻，说话时辅以大幅度的手势，特别是高声唱出某段旋律时，眉飞色舞，激情澎湃。五十年前的那一幕，历历在目。

陈钢当然记得，1959年5月27日下午3点钟，在兰心大戏院，那是《梁祝》首次公演，是作为参演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上海之春”前身)节目而亮相的。那一天，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指挥系的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那天我们都很紧张。何占豪坐在乐队里拉琴，我躲在侧幕后面，揣测着这首乐曲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陈钢对记者说，当时剧场内600个座位满坑满谷，坐着全国各地主要文艺团体的领导，还有来自各地的音乐家和乐评人。

据陈钢透露，当时与俞丽拿一起排练的小提琴演奏员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她叫沈榕，技巧也相当棒，两个人的组合相当于AB角，后来沈榕去香港发展了。

“俞丽拿的演奏特别投入，非常动人，真是太完美了，她简直就是祝英台，用琴声泣诉，用琴声唱歌，当指挥划出最后一个圆弧后，全场居然没有一点动静，我脑子也一片空白。大概过了十几秒钟，全场掌声乍起，接着是长时间的鼓掌，不徐不疾，不重不轻，没有丝毫的做作。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何谢幕，樊承武领着俞丽拿向观众致谢，一遍又一遍，我看到俞丽拿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了，最后怎么办呢，指挥宣布：再演一遍！这是《梁祝》演出史上唯一一次以再拉一遍谢幕。我看到台上许多观众，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和何占豪也哭了……”

然后，孟波走上台向观众致谢，何占豪从观众席走上台，陈钢从侧幕走出。第二天，全上海市民都知道了三个人：何占豪、陈钢和俞丽拿。

年轻人遇到了好领导

陈钢称孟波是一位“好领导”，话语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与敬佩。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是出于一种纯洁的真诚。很快，学院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之中就有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俞丽拿、沈榕、张欣、朱英等。

陈钢回忆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在报选题时几个成员分别送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组长何占豪因为熟悉越剧，就报了一个《梁祝》，不过他心里也没底。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并没有随大流，就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圈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这么一圈，就没有《梁祝》了。

《梁祝》的创作，是在管弦系领导刘品和丁善德教授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从小在越剧旋律中成长的何占豪，从越剧尹派唱腔中“妹妹啊”以及《白蛇传》中的音调中提炼、发展成爱情主题和《楼台会》主题。但是，陈钢对记者强调：交响音乐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光凭素材和几个旋律，然后按情节来叙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响乐的思维是立体、复合和写意的，而交响乐的结构与色彩又是如此的缤纷繁复，有呈示、有展开、有再现，还要有主题与副题的对比、冲突，以及通过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和感情的升华。而这样的“音乐高层建筑”，决非一个业余组合所能胜任的。所以，当进一步创作遇到这个瓶颈时，院领导就决定派作曲系高材生陈钢与何占豪合作完成这首献礼作品。

陈钢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在酝酿第二年要交的毕业作品，所以一口谢绝。后来我的老师、副院长丁善德教授与我谈了几次话，说这是重要的献礼任务，靠管弦系的业余创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如在时间上有困难的话，毕业作品就不要写了。这样，我才答应与他们合作。我与何占豪用课余时间奋战了三个月，总算完成了这首作品。”

在陈钢加盟后，丁芷诺为了保证作品的完成，自动退出。她是丁善德的女儿，这样一个机会她等于让出来了。

事实上，丁芷诺的风格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陈钢写好总谱后，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学院参加排练，到了学院却发现这个谱子丢在路上了，那可是急死人的事情。陈钢说可以重写，但时间上不允许，已经退出《梁祝》创作的丁芷诺知道后主动提出帮陈钢配器，总谱上“草桥结拜”的那小段快板就是她配器的。

“民族化”的成功尝试

“《梁祝》的令人感动之处在于它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陈钢的回忆忽而激动不已，忽而又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伤感中，“这种感动不是简单地叙述一段爱情故事和民间传说，而是以‘美好的粉碎’和‘悲剧的升华’来喻示人与社会间的共存、抗争与命运的不可预测与无法抗拒，但在地球上受尽磨难的人还是仰望星空，心向月球。人性与爱，是世界上所有艺术共同追寻的最大的命题，最美的主旋律，因而也是最感动人的心灵催化剂。”

他还强调：“《梁祝》的成功还在于中外的嫁接和古今的交融。《梁祝》的音乐素材来自越剧，但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越剧唱腔按情节发展设置的曲调连奏。交响音乐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音乐平台，在创作时首先要用交响思维来统领全曲；而同时也应该具有民族特色，但民族特色首先应该表现在特有的民族神韵与表现手法(如用紧打慢唱造成的戏剧效果)，而不应强调具体的乐器和演奏法上。如在配器时，我曾想在小快板段落用一组民乐弹拨器(琵琶、三弦与月琴)来渲染梁、祝“共读同玩”的情景，但在第一次排练时，什么都听不见了，因为被管弦乐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想突出它，请他们尽量弹响，但听到的却全是噪音，第三次民乐手开会没来，我觉得反而纯粹了，第四次排练时就干脆不要了，用提琴的拨弦代替。所以，我认为‘民族化’的关键不是乐器，民乐在非用不可的时候用才有效果。像《梁祝》中的板鼓就是这样，在表现祝英台‘呼天抢地’的悲恸情绪时，所有的打击乐器都显得无能为力，只有板鼓才能产生直接击打到你心坎上的奇效！”

后来陈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他写道：“尽管我们(指他与何占豪)在文化背景和性格气质上迥然相异，但我们居然合作得如此默契、协调，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之故，也是由于历史的驱使与历史的偶然所致；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首乐曲的创作中，不但具有共识，而且更具有当时青年人所特有的纯情、无私和奉献精神。所以，我们的合作才不是那种表层的旋律加配器的‘凑合’与‘撮合’，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从乐曲的情韵、色彩与结构、语言的高度统一，浑然一体的‘化合’与‘融合’。这样的合作，也许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成功之例，因此，也是值得眷恋和难以忘怀的。”

《梁祝》的初稿完成后，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波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但孟波解释说：“艺术中的流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听了这个意见，实验小组着手修改，很快就完善了，在音乐结构上也达到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孟波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钢说。

1959年5月4日，在学院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钢琴伴奏，在大礼堂里试奏了加入“化蝶”的修改曲。演奏完毕，由何占豪上台代表两位作曲者发了言，陈钢赶回家为协奏曲配器，因为再过二十多天，这部作品就要在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正式首演了。

“蝴蝶”飞出了国门

《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诞生不久就飞出国门，飞到世界各地。第一个将《梁祝》介绍到国外的是著名指挥家曹鹏。1955年，曹鹏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大师列奥·莫列茨维奇学习指挥。按学院惯例，每位学生毕业时都要举办作品音乐会。1959年秋天，临近毕业的曹鹏向老师提出要开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题音乐会，老师表示支持。他听到刚刚诞生并获得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但他手头没有《梁祝》的总谱，就写信给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妻子惠玲，几经周折总算要来了总谱。据陈钢说，那个时候《梁祝》还没有出版总谱，那么估计就是“手抄本”。音乐会的主办方、莫斯科广播电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曹鹏请来了世界顶级的小提琴演奏家——与奥伊斯特拉赫齐名的格里希登。不过曹鹏在研读总谱时又发现，在协奏曲中需要的几件中国民乐器中，唯独板鼓在莫斯科没有，向国内邮购也来不及了，最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格林卡博物馆”里找到这件宝贝，才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番排练，次年2月，莫斯科交响乐团在曹鹏的指挥下第一次完成了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梁祝》征服了莫斯科大剧院内的所有观众。

自此，《梁祝》在五十年里传遍了全世界，在苏联、蒙古、越南、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都有演出。有人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这样的世界级影响是我们在当时不敢想象的。”陈钢说。

1960年，陈钢毕业后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后来他为喜剧电影《球迷》配乐，尝试将戏曲的过门、民歌和西方现代作曲技巧结合起来，结果这部片子被批判，不能公映，陈钢也因此遭到牵连。不久又遭到第二次打击，被送到大别山劳动。十年动乱中，《梁祝》和《球迷》被指责为“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的毒汁”。陈钢被关进学院的牛棚，还被打成脑震荡。孟波呢，因为圈定创作《梁祝》而被“炮轰”，有人批他“比杀人犯还杀人犯”。

十年动乱结束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重回人间无疑是一个春天到来的信号，大约在1978年6月，文汇报上一个小角落发布了一条消息：当天晚上8点钟，《梁祝》将开禁播放。这天晚上，成千上万乐迷或曾经学过小提琴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虽然听的是“文革”前的老版本，但播音员清晰无误地报了曲作者何占豪和陈钢以及演奏者俞丽拿的名字。

两只蝴蝶在漫长的冬眠后终于振翅飞翔了。

其实呢，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梁祝》。

在海外反华势力最疯狂的时代，许多对中国比较陌生的外国人听了《梁祝》后大惑不解：能创作出这样优美的音乐难道是一个“凶恶”的赤色国家？

即使在国内政治运动波诡云谲的形势下，《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也不可阻挡地穿过国界，飞到海外。在海外，老外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只能译为《蝴蝶的爱情》或更加香艳的《蝴蝶情侣》，梁祝的故事催人泪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钢说：“1981年我到美国访问，许多华人告诉我，西方人对大陆改变印象就是从《梁祝》开始的。有两位素昧平生的台湾人请我吃饭，一个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邓玉屏，她告诉我，她对大陆的印象就是从听了《梁祝》后改变的。她的先生也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了，转而研究东方文化。他们还告诉我，《梁祝》在台湾演奏时改名为《殉情记》，有个女士特地摘下戒指鼓掌——她的手都拍痛了。”

1980年，美国冰上芭蕾团在首都体育馆表演，冰上芭蕾明星弗来明以压轴节目出镜，身着透明美丽的“蝴蝶衣”在《梁祝》音乐中翩翩起舞，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后来，美国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华时也听了《梁祝》，真诚地说：“太好了，真美啊！”

上世纪80年代中，《梁祝》连续四年获得香港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又荣获中国首次金唱片奖与创作特别奖。美国卡耐基音乐厅一百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也演奏了《梁祝》。最让陈钢难忘的是，1997年7月2日，时值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碗形露天剧场举行了盛大的音乐焰火晚会，好莱坞交响乐团为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伴奏，曲目就是《梁祝》。

陈钢说：“这是剧场建成七十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吕思清的小提琴还没有夹到下巴，只不过前奏缓缓响起，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完全可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这个场景也印证了这台节目的题目：为中国喝彩！当时我在贵宾席就座，面对此景此情，不禁热泪满襟。那天的节目，你看看：杨丽萍的独舞，孔祥东的钢琴《黄河》、吕思清演奏的《梁祝》……那一刻真是扬眉吐气！”

《梁祝》这只蝴蝶因为赞美爱情，弘扬人性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种族、超越时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鲜亮符号，一张金色的名片。

最美的那只“蝴蝶”在哪里

《梁祝》再次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爱情与人性的思考，对美的事物的向往。特别是在青年人价值观发生变异的今天，它的美学价值和净化心灵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梁祝》解禁后的声望达到高峰，三十年来，上海推出了以《梁祝》为专题的文艺比赛，后来不断有人移植到别的形式中，比如金星创作了现代舞剧《梁祝》，器乐曲方面的移植和改编还有高胡协奏曲、口琴协奏曲、二胡协奏曲、钢琴伴奏版等……

就在前几年，《梁祝》的发行量已逾1000万张(盘)——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还有难以统计的盗版！

而发行量最大的还是日本的《梁祝》，演奏者是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这个美女小提琴家一辈子演奏《梁祝》，获得过多次“金唱片奖”，她演奏的《梁祝》发到800多万张了。在她的住所里到处是蝴蝶的图案，连每次演出时穿的也是不同的“蝴蝶衣”——那全是定做的。

1981年，陈钢在美国访问，到新奥尔良一位音乐教授家里作客，在一张屏风后面听到了主人特意安排的琴声——就是西崎崇子演奏的《蝴蝶情侣》(《梁祝》的译名)，几个月后，陈钢在香港与她合作演出《梁祝》，又跟她讲解了剧情和历史背景及中国戏曲的特点等，本来西崎崇子的演奏要花30分钟，略显冗长，经陈钢讲解后就回复到原来的26分钟，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也越来越精准了，戏剧性得到了加强。1985年，西崎崇子邀请陈钢为她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陈钢就创作了《王昭君》，首演后获得很大成功。1995年有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汇展上获奖后，又在1997年赴美国演出，随后又在莫斯科灌成唱片。

再次品尝成功的美酒后，陈钢的额上飘过一片乌云，“现在的学生很难体会梁祝爱情的真谛和内涵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值得探讨。这些年来，在国内吕思清、李传韵、薛伟、谢楠都拉过《梁祝》，都很优秀，但我认为能将《梁祝》拉得最精准、最出彩的倒不一定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比如西崎崇子，她一辈子拉《梁祝》，再比如夏汉姆，是个犹太人，去年冬天来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精湛的技艺让人服膺，跟我合作过钢琴版《梁祝》和红色小提琴系列的小提琴家潘寅林也认为他拉得最好。”

“《梁祝》是中国的蝴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对生命的礼赞，确定了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抒发了中国人的感情，也感动了整个世界。但我认为，在网络时代，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中国的当下，感动下一代是最最重要的。”陈钢说到这里也动情了，他凝视着窗外，窗外传来一段上音学子正在练习的西方小提琴独奏曲，“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梁祝》，我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更是一种普遍意义的情怀。”#p#《梁祝》:相逢一笑泯恩仇#e#

  相逢一笑泯恩仇

“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撰稿·王悦阳(记者)

五十年前首演的盛况仿佛近在眼前，最后一声和弦在空气中散发的回响若隐若现，“当时，台下掌声不像现在又是叫唤，又是跺脚。”何占豪回忆道，“台下的观众就是默默地鼓掌，这是我最难忘的第一次喝彩，真叫不快不慢，经久不息。”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诚心聆听音乐者都应该感悟得到，这种纯粹的理想化的宣誓才理应是《梁祝》最原始的主旨，而《梁祝》也绝非是让人为名利趋之若鹜的小道具。

如今，《梁祝》已然成为中国的一个符号。《梁祝》谱写了太多奇迹，它见证了“业余”作曲家所缔造的辉煌。可是，《梁祝》毕竟是音乐而非产品，这种符号化的放大，无形中让《梁祝》本身的音乐性渐渐弱化。一晃五十年而过，从昔日的共谱辉煌到今日的恩怨情仇、是是非非，《梁祝》这部国内被称为“民族的交响音乐”，而在国际上更是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实在承载了太多音乐之外的纷纷扰扰。让人不禁感叹：五十年后的《梁祝》太需要“非诚勿扰”了！

如今，何占豪回想起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那些世俗瓜葛形同渺茫沧海中的一抹浮云，“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志气——要把中国的交响乐推向世界，要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新的高峰。《梁祝》来得多不容易！其中所包含着不是我一个人的汗与泪，孟波院长、已故的刘品教授，还有丁芷诺、俞丽拿等这些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成员，包括陈钢和我的名字，都应该镌刻在《梁祝》的里程碑上。民族化并不是简单化，《梁祝》能有今天的成就已足以让我感到欣慰，想到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高高兴兴地庆贺《梁祝》五十年？”

让老百姓听懂小提琴

半个多世纪前，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的一场入学考试，引得全国各地的音乐才子纷至沓来，经过几轮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角逐，何占豪这个从乡下来沪，十六岁才看到小提琴，十七岁才开始学琴的“另类考生”，凭借他出众的才华脱颖而出。

出乎意料地坐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让何占豪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国外的优秀作品，可是，这些课堂上学来的优美旋律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听，下乡进行慰问演出时老乡们也不爱听，认为是西方人故作优雅的“锯木声”，这让何占豪深感困惑。

在当时的音乐学院支部书记、长笛教师刘品先生的启发与引导下，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张欣等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这群年轻人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平日里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业余创作，同时又得在民间音乐的学习方面花去不少时间——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在深夜“挑灯夜战”；瞌睡了，就打上一桶自来水冲一下脑袋……不久，何占豪就根据他熟悉的越剧素材创作了一首被他戏称为《小梁祝》的《梁祝四重奏》。

著名越剧琴师贺仁忠曾提出：小提琴是西洋先进乐器，戏曲中如若使用得当，可以使乐曲更有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何占豪各种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小梁祝》的创作源泉正是融入了这种风格性的演奏手法，在之后的下乡演出时，老百姓终于听懂了小提琴的美妙旋律。

试验小组因此在音乐学院也小有了名气，何占豪他们“振兴民族音乐，小提琴民俗化”的理想也逐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时，对实验小组的创举大加美誉——“小提琴民族化方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请大家再接再厉”。在大礼堂的后台，孟波马上将这席话传达给了何占豪，更使得这群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使中国的小提琴让老百姓喜欢。

适逢国庆10周年大庆，当时闻名于世的十大小提琴协奏曲中又唯独少了中国的一席之地，上级领导便对实验小组布置了更宏伟的要求：“你们这个小组不能小打小闹地搞，要勇攀国际高峰，要写出一个大的协奏曲。”大跃进的思潮让这群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美好理想，在还没有奠定理论基础便自诩为“小提琴民族学派”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豪情万丈地接下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下乡去往温州前线采风的船上，一行人久久不能入眠，在甲板上开会商定创作题材。“娘子军”们很积极，一番热烈的讨论后，马上就有了两个方案：第一是“大炼钢铁”；第二是“女民兵”；何占豪随即又根据领导曾经的指示，补充了最后一个方案，提议用越剧风格为《小梁祝》写个大的协奏曲。

试想，如若没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的理想，甚至是接近“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怎会有如今如此完美的《梁祝》呢？“毛主席提倡‘洋为中用，西为中用’，说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政治服务，为大炼钢服务，错了吗？没错！大跃进是我们的志气，中国人赶超世界人民的一股志气，不能全部否定。我拉小提琴是洋的，但我们要为中用，《梁祝》是谁出的题材？是农民伯伯，本身就是下里巴人的。我写《梁祝》就是要响应为工农兵服务，我何占豪是无心插柳，但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五十年来阳春白雪的《梁祝》的经久不衰，是时代在有心栽花。”正如何占豪的豪情壮语一般，寄托《梁祝》那个关于“托梦蝴蝶”奇妙幻想的不正是大跃进时代年轻人骨子里泛滥的理想吗？

然而，《梁祝》的创作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经历了《小梁祝》、《二泉映月》的创作，肚子里东西都被搜刮尽了，真正开始创作《梁祝》的时候，何占豪却再也写不出来了，一种“我是业余的”的惶恐袭来，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不愿意接下创作的任务。这下可急坏了刘品，他把何占豪喊去谈话，而何却仍旧执拗着不肯写、不愿写、不想写。

在这些日子里，刘品为了做何占豪的思想工作，便与他朝夕相处，甚至连睡都睡在了一起，依着枕头共话音乐。一天晚上，何占豪给刘唱越剧，刘连连赞叹唱得好听，还鼓励着何占豪道，“你不是认为那个是越剧，不是小提琴协奏曲么？难道巴赫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他们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来的。”就这席话顿时让何占豪打开了思路，从而坚定了民族音乐可以化为小提琴音乐的理念，思想上也完成了从“要我写”到“我要写”的转变。

那年的温州正是橘子丰收的大好年头，阵阵芳香随着婉转秋风将何占豪从美梦中催醒，奔波于上海温州两地的“钦差大臣”刘品早不知上哪儿去了。睡眼惺忪的他瞧见床头的书桌上摆放着一盘橘子和一个橙子，下面压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何占豪同学，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为小提琴的民族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组织上相信你，你一定能够为我们民族化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遥想当年在温州那一幕，何占豪还是忍不住淌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时我只是个小小学生，但是从领导到支部到老师都这么重视，我很感动。”

《梁祝》情迷民族化

何占豪克服了心魔，《梁祝》的创作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创作组实行分工的方案——何占豪与丁芷诺这对曾经合作过《二泉映月》等一批优秀的小曲子的老搭档，业已磨合出了默契，因此《梁祝》最初的创作工作正是由何占豪与丁芷诺进行的。

然而，刘品还是有些心存疑虑，便向何占豪提议：这么大的曲子，以前都没人写过，单靠小提琴专业来完成恐怕有些困难，应该找个真正学作曲的。刘品想到了陈钢，当时，陈钢是丁善德院长的学生，如能约他共同参与，《梁祝》的推广不但能得到丁院长的一臂之力，而何占豪他们也可以获得去丁院长门下学习的机会，想到这个层面，何占豪也欣然同意了刘品的建议，立即代表实验小组找到了之前并不认识的陈钢，向他发出了邀请。可是，陈钢却婉拒了何的邀请，一方面陈钢那时正在忙着创作毕业作业；另一方面，相较并非“科班出生”的何占豪等人，陈钢本身骨子里的傲气也使他不愿和并“不专业”的实验小组合作。

得不到陈钢的帮助，何占豪同丁芷诺也只能“自力更生”了，温州采风的一个月里，两人对乐曲构思逐步达成共识。在创作主题之前，刘品先生曾很慎重地向他指出：《小梁祝》的爱情主题虽然有，但缺乏深度。也正是有了刘先生的提醒才促使了何占豪能够重新回到越剧中寻找深情的素材。

于是，何占豪沉浸在了属于他的音乐海洋之中，苦思冥想，连梦境都注满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很快满卷的音符跃然纸上。根据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那声甜美叫唤“妹妹啊”提炼的《梁祝》的主题也油然而生，而活泼的小快板“三载同窗”业已经初具雏形，之后，丁芷诺更对主题旋律作了初步的配器。

1959年2月寒假刚过，丁善德说服了陈钢加入《梁祝》的创作队伍，消息不胫而走，为此，顾全大局的丁芷诺悄然退出了创作队伍，想起当年丁出走的情景，何占豪禁不住黯然神伤，后悔不已，“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提出留住丁芷诺，如果三个一起合作，就更能体现这个作品是整个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或许现在也可以少了许多是是非非。可以肯定，丁芷诺身上，正有着当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吃苦在前，荣誉在后’的可贵品质，令我铭记终身！”

陈钢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先生，当何占豪还在浙江杭州越剧团工作时，就曾得到过陈歌辛热情的辅导，这也拉近了两个陌生年轻人间的关系，因此每次何占豪到他家去合作《梁祝》都得到了热忱的关照，两人之间的合作很快进入了“流水作业线”——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何占豪先写旋律，用小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两人再互相商定，当场修改，而其余部分则由陈钢用钢琴创作，弹奏给何听，经过不断修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再由陈钢配器，两人的智慧才情不断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取长补短、珠联璧合，无数个无休的日夜融化在《梁祝》的每一个音符中。然而，何占豪却不无谦虚地表示，“其实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还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

用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写《梁祝》是陈钢首先提出来的，虽然与原先情节性的构思存在矛盾，但经过两人反复思索，终于将两种思维统一在了一起：充分运用奏鸣曲式中对比、展开、再现等原则使《梁祝》符合了音乐上的逻辑，又尽可能适应老百姓的思维习惯。在《梁祝》的布局结构上也保留了“草桥结拜”、“三载同窗”等以内容命名的方式，这本身就将 《梁祝》烙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正如曲式权威钱仁康教授所言，《梁祝》的确已经“不太像”典型的西欧奏鸣曲式。

当初，孟波促成了“何陈”的联手，在《梁祝》整个创作过程中，孟更是倾注全力。听了最初再现部表现蝴蝶翩翩起舞的那段旋律后，他感觉在感情色彩上还不够鲜明，于是提出要重组这个旋律。为此，何占豪大伤脑筋。突然有一天，何占豪想起当年苏昆演出的《游园惊梦》中“万年欢”曲牌那段旋律极为优美，大可借鉴，于是跑遍了散落在上海街道各处的新华书店，终于在一本辞书中找到了那段曲子，于是立即提笔将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移花接木”，写成了如今那阕让人只闻其声便如临境的“蝶恋蜂飞”之章……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正式首演。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何占豪意犹未尽地谈着首演时的感受，无限感慨发自肺腑，“回过头想想，我和陈钢只是穿着中山装的学生，真是两个学生，纯正的学生。《梁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一个‘纯’字，在一个‘纯’的年代里，两个很‘纯’的青年写了一个很‘纯’的作品。”

何占豪的信箱塞满了来自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写来的信，“他们信上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梁祝》让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时，他们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老百姓听懂《梁祝》、喜欢音乐不正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吗？”那些信件至今仍是何占豪最宝贵的珍藏。

化蝶五十年

《梁祝》留给何占豪无数荣誉，同样带来了劫世灾难。伴随着“文革”的爆发，《梁祝》被打成了“封、资、修”的典型，文艺“大毒草”，被迫遭到了禁演，何占豪也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何占豪与《梁祝》同甘共苦，共同沉浮，在他最困难的、最迷茫的时候，给他最大安慰的却依然是《梁祝》。

“文革”结束，《梁祝》仿佛那只舞动在电波中的斑斓蝴蝶，飘然而至。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利益”欲求的膨胀，“名利”二字忽然变得微妙了起来。一本名为《黑色的浪漫曲》的小说，大篇幅地将《梁祝》协奏曲的创作灵感与陈钢的初恋紧密相连，而此书的作者正是陈钢本人。随后，1992年二胡改编版的协奏曲《梁祝》在美国卡内基上演，节目单上却没有出现何占豪的名字。《世界日报》的推波助澜更造成了两位作曲家首次在海外报纸上的冲突。也因此将两人之间的口诛笔伐推上了又一个高潮。

十年后，陈钢又以个人名义用《梁祝》去申报蜚声中外的美国斯卡莫大奖，这是一项个人荣誉奖，令何占豪愤慨不已，“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就不应该了，为了个人成就而抹煞别人集体辛勤耕耘得来的成果就更不应该了。”

事态愈演愈烈。不久之后，在一场名为“上音优秀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上，当主持人在介绍《梁祝》时，引用了陈钢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中所说过的一席话，将《梁祝》的创作与他的恋爱故事相联系，顿时使何占豪感到非常不满。坐在二楼前排的他愤然地站起，在音乐会现场激动地喊道：“这是虚构的，陈钢的爱情与《梁祝》无关，……我把旋律都写好了，他才加入的……”当主持人表示，这是一个历史话题，可以展开专题研究时，何占豪继续喊道：“这根本不需要研究，当事人都还健在，我们可以当面对质。”最终，在现场观众一片“我们要看演出”的呼声中，演出终于得以继续……昔日因《梁祝》结缘的好友如今几乎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各奔东西，当年《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情不自禁地用略带感伤的语调感慨道：“因为《梁祝》，老何和老陈是从过去吵到现在，从国内吵到国外，真不知道该怎么劝啊。”

然而，就在2007年的末尾，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小提琴家潘寅林的从中斡旋，陈钢竟在何占豪亲自指挥乐队演奏《梁祝》完毕之后，上台祝贺，二人在台上握手示好！昔日的好友尽管并不一定就此彻底放下成见，但却为《梁祝》的五十华诞写下了最绚烂的序章。2008年春天，两人又再度相聚于“俞丽拿交响音乐会”，共同为当年的首演者献花，并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引起台下掌声不断……对于这位相交半世纪的老同学、老朋友，何占豪从不否认他为《梁祝》成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陈钢在《梁祝》的构思上面确实很有作用，他把我们的民族乐段很好地同西方音乐相结合，符合旋律发展规律，因此使得整个布局有了新的突破，新的面貌。比如小提琴和大提琴对拉那一段，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对我的旋律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现在想来，我和陈钢之间的‘蜜月’怎么就不能长过五十年呢？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五十年《梁祝》重的是“含情脉脉”、“一往情深”。许多人或许一辈子都说不上《梁祝》为何人所作，却能永远铭记住玲珑剔透的旋律，快乐时哼唱助兴，悲伤时凭吊情思……或许，只有一双自由的蝴蝶比翼双飞，重新谱写钱塘江畔的浪漫，才能唤起更多人心中的美妙回忆。若得如此，夫复何求？#p#副标题#e#         俞丽拿话蝶

以前小提琴说的是意大利话、法国话、俄国话，就是不说中国话。这些民乐改编成小提琴曲之后，观众很喜欢，我想我们做对了。

口述·俞丽拿 整理·何映宇(记者)

雷鸣般的掌声。

3月7日，《梁祝》首演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俞丽拿重新演奏起这支脍炙人口的乐曲，只是这一回，俞丽拿所用的不是那把跟随了她五十年的国产小提琴，而是一把1647年出产的意大利斯特拉瓦迪瓦名琴。俞丽拿兴奋地说，这是她一位学生的父亲、台湾天禧美术馆馆长吴明宪先生专门为了她这次演出而借给她的，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五十年过去了，舞台上的俞丽拿光彩依然，技艺更是炉火纯青。在这五十年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遭到误解和批判时的心酸，他们这一代中国音乐人，用他们的热烈和忠贞谱写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春天。

梁山伯和祝英台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俞丽拿的音乐则将这个传颂已久的传奇化成了小提琴上灵动的音符，那她记忆中的这个蝴蝶故事又将是怎样的一段往事？

声乐系的学生比我们受欢迎

今年是梁祝首演五十周年，我很庆幸，过了五十年我还活着。第一活着，第二我还在台上。一般来说到了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还活跃在舞台上。今年我虚岁70了，在教育单位，几乎没有什么人还在舞台上表演，我很庆幸我还能为观众朋友们服务。

1957年，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我念书比较早，5岁就进小学一年级，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还不到17岁。那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年代，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虽然比较左，但是老百姓都是非常热情地参与到了历次运动中去，我们5年的音乐教育，有一半的时间差不多在参加政治活动，学习的时间现在看来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大学一年级学乐器的时候，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当我们带着满腔热情，下到农村，做一些普及型的表演时，我们沮丧地发现，声乐系的学生比我们受欢迎。他们唱的是中国歌曲，唱完一首之后，观众总是一个劲儿地鼓掌，热情地叫着“再来一个”，绝对地欢迎。可是相比他们的情形，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因为都是西洋乐曲，所以应者寥寥，掌声也是稀稀拉拉，说实在的，我们心里实在是很不平衡，很不好受。声乐系学生的乐器是声带，他们要保护好这个声带，就需要多注意休息，所以我们早晨6点起床练习的时候，声乐系的同学常常还在梦乡之中。我们觉得我们花的力气一点不比他们少，可是却不受欢迎，当时很苦恼很苦恼。

1958年，我们这些小提琴学生在学校党委的组织下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年轻人口气比较大，要自立一个学派。当然这个小组名字其实也是有来源的，当时都要向苏联学习，向老大哥学习，苏联有一个民族学派的音乐家群体，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其实也是苏联影响下的产物。我还被选入外国专家班学习，这个外国专家就是苏联的音乐专家，学习方法也是苏联的方法，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开始中苏论战，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都是音乐附中升到音乐学院里的同学，但其中有一位是进修生，叫何占豪，他对民族音乐比较熟悉。这个小组成立之初，学校也考虑过，不把我的名字列进去。因为既然是“实验小组”，实验的话，就有可能失败。我的想法是，我学这个乐器就是要让中国人听懂，我都不考虑什么比赛不比赛，国际不国际的问题，如果中国人都听不懂的话，你学它干什么呢？我觉得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接受这个乐器、喜欢这个乐器，所以我打了个报告，坚决要求进入这个小组，我愿意做这个实验的铺路石，即使这个实验失败了，我也在所不惜。看到我这么坚决，学校就同意我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过，我们会在这个小组中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只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开始，我们想，是否可以把中国民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试试看。我们于是把很有群众基础的民乐《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改编成了小提琴协奏，4个小姑娘拉小提琴加一个手风琴伴奏。还有《二泉映月》，现在将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演奏曲没有人会觉得有意义，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需要一种民族化的尝试。正是我们这个实验小组第一次将《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曲，后来北京的吴祖强教授听了我们的版本之后将《二泉映月》改编成弦乐队，这才流传到海外，现在外国乐团到中国来演出，有时候也会加演一个《二泉映月》，就是这样的由来。

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敢做敢为

这些民乐改编成小提琴曲之后，我们想检验一下，这些乐曲会不会受到听众的欢迎。我们选择的“首演”地点是外滩。外滩风大，我们就用晾衣服的夹子来夹乐谱。还没开始演出，我们已经被观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音乐响起时，我们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反应，问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说好喜欢，和之前演出的情形大相径庭。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以前小提琴说的是意大利话、法国话、俄国话，就是不说中国话。我想我们做对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提我和周总理的一段对话。当时，周总理经常因为接待外宾等原因来到上海，我有机会与周总理有过一些接触。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休息的舞会上，总理请我跳舞，我说我不会跳啊，总理说不要紧，我带着你，你跟着我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跳了一支舞，我一边跟着他，一边踩他脚。在跳舞时，我对总理说：“我们很困惑，我们的小提琴中国人不喜欢。”总理没有具体说你们该怎么做，他只是说：“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敢做敢为。你们想怎么做一定能做成。”

过了一年，我在另一个场合和周总理碰面。我那时想，一个青年学生一年前向总理提的问题，总理怎么还会记得？结果总理却问我：“俞丽拿，你不是问过我一个问题吗？现在你们做得很好啊。你们这么做就对了。”我当时特别感动，那么多的国家大事都要他来管，一个青年学生的问题他竟然还记得，并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肯定。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些尝试。很快到了1958年10月，学生全部不在学校里上课，分到了很多省份。我们管弦系的学生到了浙江，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演出，一边创作。那时，我们在考虑，明年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十周年要献礼，拿什么献礼？每年5月，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时候就要拿一批新作品出来，从这些新作品中挑选优秀的节目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当时我们实验小组就在温州到宁波的海船上讨论，我们到底要作什么样的曲子？以前改编民乐的曲子三分钟、五分钟就没了，效果不够大。我们先讨论这个曲子的形式。首先，这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一个人演奏，后面有乐队伴奏；时间呢，有的说是三乐章，有的是四乐章五乐章都有，20多分钟到50多分钟不等，大致定的是这样的情况。

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后，就关系到题材的问题，题材写什么？当时正好是大跃进的时候，口号是“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但都不适合小提琴。小提琴比较人性化，假如当时定了这些题目的话，《梁祝》也就没了。最后报给学校党委书记的时候，我们备了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党委书记孟波拍板定了《梁祝》。要知道，这在当时是要担政治风险的，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当时的那种政治压力，没有一些魄力是不敢这样签字的。

孟波是党委书记、副院长，他是延安鲁艺的老革命，他自己也作曲，所以他是懂音乐的。所以他一看这些曲目，这些年轻人有着很强的革命热情，但是却不切合实际，只有《梁祝》合适。

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

孟波签了之后，才有《梁祝》接下来的创作。《梁祝》能够成功我觉得首先是这个题材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在华人圈中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当时已经有越剧《梁祝》改编成了电影，轰动全国。所以不仅它这个故事有基础，而且在艺术上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另外，我们小组成员何占豪原来在浙江省和杭州市越剧团拉小提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就不知道拉了多少遍，他哼出来的曲子，带有浓郁的越剧味，这都为后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梁祝》的创作，但是这个创作带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全小组没有一个人学作曲，后来我们学校副院长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派了他的高徒陈钢来支援我们。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何占豪不会作曲，直到后来他才学的作曲，而陈钢对于越剧又不熟悉，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无私合作，才能成就《梁祝》这部杰作。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作曲系的教授也来做顾问，还有我们学生，将作出来的曲子作一段抄一段，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抄写员。最后曲子作完，决定小提琴演奏者的时候，也不是大家争得头破血流，而是由学校教研室的老师决定。

当然大家也都没有想过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会一炮打响。何占豪和陈钢曾经在学校的音乐会上演出过一次《梁祝》。那是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何占豪演奏小提琴，陈钢弹钢琴，但是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演奏都是半吊子，我们开玩笑说，一个是胡拉，一个是乱弹，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他们满腔的感情没办法表达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5月27日，在兰心大戏院，我正式演奏了《梁祝》。拉完最后一个音之后，全场没有一点动静，我当时心情有点打鼓，忐忑不安，但是没过多久，下面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就算定了。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指挥、作曲和我都不断地谢幕，可是掌声不停怎么办？我们这次是新作品的音乐会，所以没有准备返场作品，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欢迎。最后没办法，只好再拉一遍。

那时没有电视机，所以首演没有录影，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了排练演出，并由中唱上海公司录制唱片，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李景洪先生。他稍微有点小失误，结果害了我一辈子。他一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俞丽拿”，就误认为这个“拿”字肯定是“娜”字之误，于是大笔一挥，改成了“俞丽娜”，结果我第一张唱片就是以“俞丽娜”的名字与听众见面的。这是个小插曲。

这部作品也顺利地入选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文艺作品。1959年，拍摄了一部艺术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中，舞蹈家舒巧带着观众去看不同的节目，其中就有《梁祝》，留下了当时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虽然《梁祝》首演的时候受到了欢迎，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梁祝》被批判为大毒草，在当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要被归入“封资修”的大背景下，《梁祝》也难逃厄运。“文革”之前，我就被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梁祝》禁演，我也有十多年没有演出《梁祝》的机会，只是样板戏京剧《海港》演出的时候，我在伴奏的乐团里拉小提琴——当时的越剧团和京剧团里都有拉小提琴的。“文革”结束后，《梁祝》也没有马上演出，直到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重新演出，我们才再度迎来了小提琴的春天。

这部作品对交响乐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西方听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个作品现在也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梁祝》翻成英文是“butterfly's love”(蝴蝶的爱情)，再解释一下就可以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听众马上就能理解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许多人喜欢上了小提琴。#p#副标题#e#        《梁祝》为何成绝唱

《梁祝》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出现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恋于当初的形式，应该有新的寻找和突破，没有创新就永远走不出囹圄。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忘却《梁祝》，往前走。

撰稿·周晏珵 钱亦蕉(记者)

说到交响乐，似乎离不开“西方人的音乐”这样的印象。事实上中国交响乐发展已近百年，共有370多位作曲家创作了2800余部作品，其中公开发表的约有1500余部。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拉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幕布，黄自的《怀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音乐始终致力于中西语汇的交融……

然而，留在普通人记忆中的旋律并不多，我们能记住什么？那千余部作品中，是否曾有一串音符敲响你的耳膜、柔软你的心房？唯有《梁祝》家喻户晓，五十年来仍余音缭绕。

集体创作是时代特例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成功综合了很多因素。好的创意，适合的语境以及集体的智慧三者缺一不可。每一个人的长处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叶国辉认为，天时、地利、人和，在时代需要《梁祝》的时候，在音乐学院这样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通过创作者们的努力，诞生了这部传世之作。

“这是一个在特殊背景下，集体创作的成果。”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郭树荟说，“不得不承认，即便后来仍有好的作品出现，也无法超越《梁祝》那样的成功，因为再没有这样的珠联璧合。”50年代的“民族化试验”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集体创作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直到之后的样板戏，也是这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并且现代京剧在随后的十年间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交响乐的创作则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遭遇压制和否定。

改革开放后，大批国外新思潮涌入，作曲家终于摆脱束缚，着手实验和先锋作品的创作，如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景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朱践耳的音诗《纳西一奇》，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等。那个年代人们追逐内心，探索精神世界，照刘索拉的话说，“那像是另一场文艺复兴”。狂潮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散去，纯朴悠扬的旋律和唯美的主题再次被怀念。然而，无论民乐作曲家创作交响或是交响作曲家转投民乐，始终无法做到二者兼顾。格局已然改变——音乐创作从集体回归个人。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作曲家”这个概念。远的不说，近代著名的《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华彦钧)其实也只是以演奏者而非作曲者闻名的。因为中国音乐没有“创作体系”，所有源自民间的音乐都是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的。有人演也有人改，靠口传心授的唯一途径来传播。由于没有真正严格的记谱法，中华民族的艺术确实是群众的结晶，能够留下来的作品更是历史的选择。自从刘天华将西方记谱法植入中国音乐后，个人作曲才成为可能。从此以后，作曲家拥有了署名的权利，作品有了保持不变的途径。一部作品表达了作曲家独一的思想，自然且统一，更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完整性。然而到了《梁祝》年代，情况又突然不同了。在政府的强力号召下，人们怀揣着同样的理想走到一起，集中力量为“民族化”努力。这样高度统一的精神理念，过去不曾，如今也不会再有了。“集体创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方式”，叶国辉说，“个人创作才更符合艺术发展规律。”

交响乐就像F1

如果要解释为何《梁祝》之后再没有一部中国交响乐能够获得如此成功，答案恐怕只有一个：“时代变了”。除了作曲本身因素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事实上，现在即使再创作一部《梁祝》，也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效果。郭树荟这样形容：“现在是音乐盛宴的年代，不像那时候广播里到处都是《梁祝》。现在什么都可以听，好像面对自助餐，没有必要单一地选择。”当生活充斥流行、爵士、摇滚等各种音乐，人们已然无法回到那个被动接受的年代。热爱流行还是热爱古典，这只是一个选择，并非对或错的问题。

西方古典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走出了纯粹欧洲的范畴，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站在本民族的舞台上展现才华，当今乐坛早已不再仅有“德奥”。由此，“严肃音乐”一词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音乐”，涵盖了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一切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交响音乐本就是属于小众的，它的现状只是一种回归”。在这个问题上，身为作曲家的叶国辉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这就像是F1赛车，它永远不可能在马路上与普通车竞技，但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这样的比赛去跟上世界的步伐。”

近年来中国“严肃音乐”作曲家在世界上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不少作品在世界比赛中获奖，但中国听众却鲜少在音乐厅中听到他们新创作的音乐。“这是目前国内的创作体制和演出体制共同造成的问题。”叶国辉透露出一丝无奈，“中国的年轻音乐人的机会太少了。”要知道，当年创作《梁祝》的陈钢只有24岁，演奏小提琴的俞丽拿才19岁，最年长的何占豪也只有26岁，这部作品同时是陈钢和俞丽拿的毕业作品。这放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集体创作回归个体，就需要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成熟的平台来进行创作激励。”当前作曲家创作主要依靠作品委约，而持续创作的源动力则来自作品演出。据叶国辉介绍，目前国内委约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业已成名的作曲家积压了大量的委约要求却应付不过来，造成粗制滥造，而年轻作曲者始终无法得到创作的机会。“而在国外，规定一旦对作曲家给予委约，3年内不得再次委约同一作曲家。而如果2年内作曲家手上已有委约，其他人和机构一般也不会再找他委约。这样的限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使作曲家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演出体制方面，目前中国能够真正获得演出机会的作品很少。“写了，放在抽屉里是没用的。”好比叶国辉在2007年获得德国“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大奖的作品，却一直未能在国内与听众见面。在世界乐团的交流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如BBC交响乐团到匈牙利演出，首先演出英国当代最好交响乐作品，之后是当地匈牙利作品，再有一首是最适合自己乐团表述的作品。但是国内邀请世界级乐团来演出时，却一般不遵守这样的规则。管理高层并未足够重视中国作品在本国的演出，各种国外团体到中国访问演出中几乎没有被要求演奏当代中国作曲家作品的例证。同时，国内演出团体由于考虑到作曲家知名度与乐团表现质量等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跨出上演中国作品这一步。

叶国辉指出：“我们往往低估了听众，有许多人已经提出诸如‘国内交响乐团总在反复上演的作品过于老套，新鲜作品不多’等异议。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多元，于众经典中加入一抹新鲜。在国外，‘世界首演’这四个字对许多听众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他们认为能够亲身经历一部新鲜出炉的作品，是一种荣幸。”

说到演出形式如何尝试突破一些固有的思路，叶国辉提出“非音乐厅音乐会”的概念。其实，近年来也不断传出严肃音乐在音乐厅票房不佳的讯息，但是否每一场音乐会都需要放在音乐厅这样的“高雅环境”里呢？“比如在国外，会把音乐会放在广播电台录音棚，它卖现场演出票(100人左右)，同时现场直播，第三还可以有录音产品，文化资源被最高效地共享。”还有英国BBC交响乐团著名的“逍遥音乐节”。草地，舞台，人群和音响的组合更像是一个户外的大型派对，这样的演出虽然几乎没有收益，但却因其多元化的选择，满足了更多乐迷的耳朵。针对国内新作品知者寥寥的现状，叶国辉也有自己的设想：“我们可以走出音乐厅，比如在大学图书馆的走廊、在教学楼的大堂、在录音棚里，我们都可以去演出，让那些新的声音直接面对听众。最后再将那些被大家认可的成功作品搬入剧院上演。”

这就是一个绝唱

也许我们仍在感叹至今没有第二部《梁祝》这样的作品，或者我们还在寻找契机成就另一个辉煌。

一方面，那些技巧繁复或是深沉内省的作品终不能成为大众音乐。对熟悉单线条旋律的广大普通听众来说，着实对更高层次的音响技术没有过多的要求，能够听得懂的，有简单的旋律音调，并且依靠标题来帮助理解才是好的音乐。另一方面，如果以大众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必须认识到这些年来国人的耳朵或多或少已被锤炼。在听觉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梁祝》这样的作品只能有一部，任何刻意的模仿都将被审美疲劳所淘汰。对此，郭树荟持有自己的观点，“《梁祝》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出现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恋于当初的形式，应该有新的寻找和突破，没有创新就永远走不出囹圄。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忘却《梁祝》，往前走。”

“交响乐民族化”也早已不再是一个口号，叶国辉认为，当下在作曲前考虑是否需要“民族化”是很荒谬的，音乐中使用什么技巧、加入什么元素都是自然而然的。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国音乐人，他一定会在交响乐中流露出自身传统文化的因素。问题是，从最近三十年来看，“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命运远比中国传统音乐的命运要好，所有学前儿童接触的乐器一般都是西洋乐器，而音乐学院的学生了解的西洋音乐的知识也远比中国传统音乐多。对创作者来说，他们缺失的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梁祝》拥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抗争体现了对于爱情的追求，化蝶则成就了生命的升华，这正是人类最为本真的情感，或许也正是这两点铸就了它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同古希腊的“悲剧”一样，观众因为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故事所表述的重点并不是纯粹无尽的哀伤，而是对命运的一种认识。然而和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人在宿命的最后加上了更高升华的体现——化蝶。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曾经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阶段差点被删节的片段，最终被保留了下来，由此也使这部作品遭到种种坎坷却仍被传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国“民族性试验”作品乃至之后中国的音乐创作对人性的表述并未引起太多共鸣。由此看来，《梁祝》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创举。

经典，可能就是这样的令人惆怅。超越总是在理性上体现，却无法在感性上达到。就西方音乐而言，古典主义音乐的完美结构，始终没有磨灭复调音乐在历史上的卓越；19世纪浪漫主义的小品达到唯美艺术的高峰，却没有达到古典主义的严谨与深度；20世纪无论“印象派”还是“简约派”的脚步，终还是回归到了“新古典主义”。从中国音乐艺术来看，虽然没有西方音乐那样流畅的发展体系，但古琴、京昆戏剧这样古朴的艺术形式无论如何都在时代的洪流中存在了下来。因为“经典”是一种对过往的追忆。

《梁祝》已然过去，烙印永恒地留在历史长卷上。也许正是“化蝶双飞去红尘，终曲四寂留绝唱”。#p#副标题#e#        《梁祝》的非典型“蝴蝶效应”

当年，何占豪、陈钢、俞丽拿等人共同造就了《梁祝》，《梁祝》也成就了他们。但谁也不曾料想，《梁祝》这对蝴蝶起飞后，产生了极大的“蝴蝶效应”，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撰稿·沈嘉禄(主笔)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通过“上海之春”这个平台传遍全市以至全国的，当时的媒介主要是电台和唱片，唱片的百户家庭占有量少得可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传播面并不是很广，但在音乐爱好者中，它的出现无疑是一座美丽的高峰，被称作“我们中国自己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上海有十万“琴童”

“文革”祸起，《梁祝》禁演，唱片被砸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提琴与吉他一样，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乐器。

直到运动最纷乱的阶段过后，钢琴协奏曲《黄河》奏响了，弦乐五重奏《海港》也登台演出了，这给人们很大的鼓舞或者说一种借口：原来西洋乐器也可以为工农兵服务的。

于是，在上海这座对外来文化向来敏感和热情接纳的城市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短短两三年里，学习小提琴的人数迅速蹿至十万之众。这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有些按政策必须去外地农村务农的学生，希望凭借一技之长免于沉重的劳役。

我当时在读初中，有几个同学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开始学小提琴的。按政策我铁定留在上海，但经不过他们的蛊惑，也加入了学吹打的行列。

在当时小提琴是稀缺商品，44元一把的“画线琴”要在市百一店里排队买，而且没有琴谱，没有练习曲，琴弦与松香时常断档。后来总算出版了一本《怎样学小提琴》的小册子，简谱本，似乎像蝌蚪一样的五线谱对工农兵形成了羞辱。

我请陈钢猜，我学会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他怎么也猜不出。我告诉他：“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这是一首阿尔巴尼亚的曲子，明显的斯拉夫民歌风格，想必也是借民歌的躯壳重新填词的革命歌曲吧。”

学小提琴必须从练习曲开始，民间流传抄写或晒印的练习曲有霍曼练习曲、开塞练习曲等，倒是正儿八经的五线谱。所以我后来就自学了五线谱。练习曲拉到一定段位后，再将《新疆之春》上手，如小菜一碟。再后来，也能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壮锦献给毛主席》等正宗的小提琴曲了。

此时，小提琴独奏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刚从牛棚里出来的陈钢应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潘寅林之邀请也创作了好几首，比如《苗岭的早晨》、《我爱祖国的台湾》、《恩情》、《恋歌》、《金色的炉台》和《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等，经潘寅林演奏后大获成功，在荒芜的艺术园地里它们无疑是一朵朵奇葩，给劫难中的人们些许慰藉。潘寅林因此名声大振，骑着自行车经过十字路口时，交警也会将红灯翻到绿灯，请他先行。

《炉台》和《阳光》我也是拉过的。但我们对潘寅林首演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特别买账，他演绎得绝对辉煌。这首曲子是阿克俭根据同名花腔女高音独唱歌曲改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充分展现了小提琴的各种技巧。在无法接触帕格尼尼、海菲兹、斯特恩的那个年代，潘寅林就成了我们的偶像。

这类曲子后来被陈钢称为“红色小提琴”，我想这可能是为了界定某个时段而贴上的一枚标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它的涵义。但我觉得，“红色”两字是容易被误读的，不希望它被当作一个卖点。

为《梁祝》殉情的女孩

不过，许多学琴的青少年都埋藏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拉一拉《梁祝》。因为它是如此优美，包含了爱情、叛逆与献身。从技巧上分析，它不如《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和《战斗进行曲》那般花哨，有悟性的人在学琴四五年后就会起野心，希望攻它下来。更主要的原因是被禁演了。禁果的诱惑力是不可抵挡的，也是人类启智的第一动因。

陈钢跟我说起，“文革”中有一年他去杭州，在山洞外听到熟悉的琴声，循声走去，发现原来是几个学琴的小青年在学拉《梁祝》。洞内无光，他们就打着手电筒照乐谱。还有一年他去昆明，得知某大学钟楼这几天来颇为怪异，每天晚上会发出微弱的灯光，好像在向某个方向传递信息。警惕性很高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决定在某夜突击“捉鬼”，入夜后，钟楼果然亮起微弱的灯光，他们模仿《奇袭白虎团》里的志愿军侦察排，紧逼包围，摸索上楼，一个手势后，其中一工人踹起一脚破门而入，众人一拥而入，手电筒打开乱照一气：“不许动！”谁想到，眼前呆若木鸡的竟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从学校的图书馆里搞来尘封已久的《梁祝》唱片躲在这里偷听。一听而上瘾，成了每天的节目。

沪上收藏家杨忠明告诉我，他原来单位里有个同事，小提琴拉得非常出色，能将《梁祝》完整地拉出来。“文革”后期被总政文工团招去，谁料半年后在林彪“三箭齐发”运动中被赶了出来。原因是开后门进去的，而且在部队里还偷偷拉《梁祝》毒害农村来的战友。这个倒霉蛋回到了上海，在一个街道工厂里干粗活。二十年前工厂倒闭，他也下岗了，夹着小提琴到处讨饭吃，有时还去教堂里演奏《安魂曲》什么的，每拉一曲得50元。

当时我们还听说上海某中学音乐老师教他的几个学生拉小提琴，其中一位女学生很有天分，进步神速，有一天她提出想听听心仪已久的《梁祝》。音乐老师给她找来这张胶木唱片，躲在仓库楼梯下的小角落里偷听。不料他们的行踪随即被人发现，那人报告工宣队后。很有点战术意识的工宣队没有打草惊蛇，花了几天时间守候于此。几天后，当他们再次“密室相会”时，破门而入，一举擒获。校方给这个老师捏造了个“引诱女学生失身”的罪名，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隔离审查。

那个女学生呢，在学校里遭到师生的白眼，回到家里则要忍受父母的呵责。在得知老师被隔离后，她偷偷地跑到昏暗的隔离室外，通过窗子碎玻璃的缺口，将两只刚出笼的肉包子递给老师，以示慰问，不料被工宣队活捉。被押送回家后，又遭父亲一顿暴打。第二天，她趁家里没人时打碎一只热水瓶，吞碎玻璃自杀……

这下闹大了，这个老师被送到公安局，关了小半年又送到工厂强迫劳动。

里革委阿姨的《梁祝》

后来，我也终于听到了《梁祝》的唱片，那是在一起学琴的同学家里听的，破窗帘拉得密密实实，大热天啊，赤膊穿短裤听完后大汗淋漓，但绝对过瘾。而且我们永远记住了主旋律。

这位同学姓陈，他是我们几个中拉得最好的。中学毕业前，部队来学校招文艺兵，他去报考了，成绩不错，但最终没被录取。后来得知他曾在家里偷偷拉过《梁祝》片段，正巧被里革委的阿姨知道了，关键时刻去学校揭发。陈同学后来按政策发配到崇明农场，还经常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拉几下。有一次收割稻子时，一不小心被飞快的镰刀割去了一节手指，要命的还是左手中指。回家休养时他悲伤地砸烂了心爱的小提琴。

1978年，《梁祝》开禁的那天晚上，那位政治觉悟很高的阿姨看到我同学正守在收音机旁，异常兴奋地告诉他：“现在你可以听《梁山伯》了，现在政府允许啦，我也要听听的。”后来，这位阿姨看重映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看一趟哭一趟，一口气连看三十多遍，你只要看到她两眼红肿得像一对核桃，就知道她刚从电影院回来。

还有一位同学与陈钢同名，被昆明部队录取，其实他也在家偷偷拉过《梁祝》。也许里革委阿姨没有听到。

前几天潘寅林告诉我，1959年《梁祝》首演时，他在上音附小，是十三四岁的娃娃，老师不准他们拉《梁祝》，因为这里有爱情，“少儿不宜”。“文革”后期，他已经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但上台只能拉“红色小提琴”，《梁祝》好比是一块烧红了铁板，碰也不敢碰。直到1981年他出国后，才在日本与东京都交响乐团等五大乐团合作，先后演奏了六场《梁祝》。优美而伤感的旋律一下子征服了日本听众。

我没有拉过《梁祝》，一没有谱子，二段位不高，故不敢尝鼎一脔。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干的是力气活，手指很快又粗又僵，十年后再摸琴，发现粗硬的手指再也捕捉不到小精灵般的音符了，梦想就此破灭。不过当初躲在暗室里偷听《梁祝》的情景，是每年同学聚会时必定要重提的往事，也是一再确认我们情谊的话题。#p#副标题#e#        爱情的梦想在蝶翅上飞舞

上述向往、寄托了上述理想的故事传说。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并没有彻底窒息青年男女们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也没有彻底窒息民间对于这种爱情的想象与塑造——爱情版的梁祝传说，成为了与这种历史和社会现实相抗争的青年男女们最好的安慰，也是他们不惜自我牺牲以实现上述理想追求的最明显的证明。

祝英台的女性意识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汉民族漫长的历史当中，爱情并非是禁锢中的女子们对于人生唯一的理解与憧憬。正如她们渴望爱情一样，她们也渴望能够像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在爱情主题之中，一直缠附着其他一些主题，譬如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等——其实，已经定型了的梁祝传说，其故事的缘起，并非是一个女子“思春”，而是一个名叫祝英台的女孩子，不满于闺阁绣楼或者后院里的清教徒式的无聊生活，向父母提出要求出去读书，出去见识见识更广阔同样也更精彩的世界。至于这种要求当中是否夹带有祝英台对于外面世界中翩翩男儿们的渴望，这不过是人性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大可不必刻意追究。

遗憾的是，很多民间传说中的梁祝故事，仅仅将祝英台这一极富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追求，控制在一个“爱情故事”发生的情节线索的范围之内，并不努力突出女子受教育权利受到漠视、被彻底剥夺这一社会制度性的缺陷与不公。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不少梁祝传说为了解释祝英台这个女孩子出门读书想法的合理性，提供了种种让人感到好玩甚至好笑的说法，譬如说祝英台从小就是个假小子——读书的想法在男子那里，是一种正当合理的意识和要求，这种性别化的权利与对权利的性别化理解一样，成为上述梁祝传说展开叙述的一个社会言论和集体无意识的基础或者前提。

问题是，假如祝英台从一开始向父母提出来的权利要求、向整个社会提出来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集中在女子的受教育权上，而根本没有涉及到男女恋爱自由(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这个传说的反体制力量和反主流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意义，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也就势必无法回避和压制。或许“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类更接近于自然人性，而受教育是第二位的权利要求。既然两者不可兼得，挑选出来的自然就是首先满足对心上人的追求与选择的权利了。

梁祝传说的历史，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越是接近于现代，女性对于权利意识越是明确强烈坚定，梁祝传说中所包含着的主题意识和主题线索也就越丰富。在民国时期的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已经可以直接就女子究竟是否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与父母据理力争了。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一种版本或者叙述方式的梁祝传说，这个故事的结尾，都是现实无法承受爱情之重，都是抗婚无效、出嫁途中的祝英台在途经梁山伯坟茔之时，跳进了突然塌陷的坟茔。一对生死相恋的情侣，最终幻化成了一对相伴相随、厮守不离的彩蝶！这一惊天动地的行为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将中国式情爱故事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无法落实的悲剧性，推到了极至。而民间对于爱情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追求，对于现实黑暗、残酷和沉重的反抗与控诉，也在这种看似轻盈的“幻化”当中，通过那一对无言又无语的精灵，生生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既然如此，那么，“梁祝”传说是否还会继续流传下去呢？或者，我们究竟是需要一个“梁祝”故事呢，还是一个“祝梁”故事？

这当然要看梁祝传说中所提出的诉求，是否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实。(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梁祝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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