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节：期待走出“宅”门

每年度举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加之“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和国家大剧院自创的五月音乐节。古典音乐节似乎在中国风头正火。

   不过，相较于门庭若市的户外流行音乐节，以古典音乐为主的这几个音乐节，要“走出家门”却步履艰难得多。一批流行音乐节诸如北京朝阳公园的流行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和上海的复兴公园爵士音乐节、世纪公园的音乐烟花节等均是在户外展开，以巨大的人流量和热闹非凡的现场场面著称。可古典音乐节虽然年年乐评人都发出“露天”的呼吁，相关音乐节每年也将户外活动斗志高昂地放到来年的规划中去，终究却年年不得实施。

   内地主流的两大音乐节无非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前者进入第12个年头，后者则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一同迎来五十周年华诞（1959年的“上海之春”，当时叫做“上海音乐舞蹈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次公演，铸就了一个经典的诞生）。

   北京国际音乐节历来以音乐厅为据点，从2008年第11届起设置了与歌剧相关的舞台制作和后台参观项目，此外也首次尝试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播放音乐节内容，算是朝户外目标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于4月28日开幕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历来主题之一为新人新作，但在户外演出的往往是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和挂名在音乐节下的爵士音乐节，主流内容依旧很“宅”。而国家大剧院推出的雄心勃勃的五月音乐节，也均在大剧院设施内演出，尚无走到户外的设想。

   京沪两地作为内地古典音乐演出滩头阵地，小家碧玉似的音乐节规模实在与城市肚量和人口数量相去甚远。值得一提的是，两地其实都有古典音乐户外演出的成功案例，户外古典音乐演出在后勤保障、安全护卫和公安审批上均有先例可循。

   1998年北京的太庙版《图兰朵》由张艺谋执导，曾一度引起全球关注；2001年，紫禁城迎来“三高”音乐会，为申奥助力；2001年和2003年，大型景观歌剧《阿依达》分别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和北京工人体育场亮相。2004年，超大型景观歌剧《卡门》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头戏，登陆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有意思的是，这些户外案例无一不是以视觉系的“歌剧”制作和“景观”作为卖点，户外版的交响音乐会几近绝迹。

   而一些世界知名的夏季音乐节，其实为户外古典音乐演出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参考依据。

   全球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伦敦逍遥音乐会，于1996年设立“公园中的逍遥音乐会”项目，每年定期在伦敦、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和斯旺斯的公园露天举行，下午5点半开场至夜间结束。此外，音乐会也在英国各大城市市中心竖立大屏幕现场直播公园演出。

   奥地利布雷根茨音乐节的水上舞台，也许是欧洲与意大利维罗纳和法国奥朗日并举的最负盛名的露天舞台。2007年音乐节上演的《托斯卡》，由于出现在了最新一部007电影《量子危机》中而声名大噪。

   香港管弦乐团每年也有在维多利亚海港边的户外演出。甚至全球最为保守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都于2008年首次在拜罗伊特市中心广场设立大屏幕，现场直播在节庆剧院内演出的歌剧。

   而最为著名的户外音乐会，则当属柏林爱乐乐团的森林音乐会，每年都会吸引数万名听众，入场券采取30欧元的单一售价，先到者先就座。北京音乐台等中国的广播电台已连续数年转播该音乐会。

   美国阿斯本音乐节高级主管兼日本演出事业协会会长茂田雅美先生，于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2009中国交响乐峰会”上，作了题为《社区音乐节的重要性》的发言。社区音乐节——笔者的理解是能够吸引到最大量听众参与的音乐节。因此户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联系到当下中国大肆修建剧院和音乐厅蔚然成风，茂田雅美进而指出希望中国不要步日本后尘，将资金耗费在硬件上。日本现拥有3000多座音乐厅，大量音乐厅如今处于生存线边缘的闲置状态。

   日本的前车之鉴和中国本土户外演出的制约性，其实抛出了国内户外音乐节当前面临的难题——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巧妙结合。在形式上，可采取户外现场演出或室内演出户外大屏幕直播的方式。在场地方面，不妨选择风景优美、安静空旷的户外场地，而不是位于闹市的体育场或者标志性建筑。在内容上，可尝试以本土乐团和艺术家为主，gala形式呈现（注：gala指明星汇集的方式，这种演出形式在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与韩国都已行之多年），采用单一价格制门票，往往晚餐前入场而不是常规的7点半开始，中场休息留出1个半小时游园和消费时间。

   中国各大古典音乐重地其实都有宜人的户外演出场所，诸如厦门滨海大道的音乐广场、上海松江月湖雕塑公园的露天舞台和观众席，以及浦东的滨江大道、青岛的五四广场、北京中关村的阶梯式广场和圆明园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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