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泰山：肖邦是一座珠穆朗玛峰

一个秋日的午后，舞台上只摆了一架施坦威钢琴的北京音乐厅略显空旷。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独自待在这里闷头练琴。从他指尖流淌而出的典雅音符，迅速让他身上貌似路人甲的气质荡然无存。同样是肖邦钢琴大赛冠军，这位名叫邓泰山的越南钢琴家虽然没有李云迪肖邦式的外表，但却对肖邦的音乐有着绝对深刻的理解。“肖邦一生几乎90%以上的作品都是在为钢琴而创作。这些钢琴作品在技巧方面也都非常的艰深，对钢琴家来说，肖邦无疑是一座珠穆朗玛峰。当一位钢琴家能够征服肖邦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在音乐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心目中，莫扎特和肖邦两位音乐家的作品是最难去演释好的。钢琴家演奏这两位钢琴家的作品必须完全遵循作曲家的意图，如果过于按照自己的个性去演奏，演奏者就会被作品摧毁，所以一定要忠实作曲家的本意。当你演奏巴赫、贝多芬的音乐时，如果突出个性，你依然是有说服力的，但如果是莫扎特或者肖邦，则正好适得其反。”

六岁开始学琴的邓泰山，为了躲避越战的兵燹之祸，举家赶着一只驮着钢琴的水牛逃入深山老林的防空洞。防空洞潮湿的环境让钢琴成了老鼠的乐园，于是邓泰山每天练琴前的必修课就是先要想办法把老鼠从钢琴中请出来。当我向他本人求证这触目惊心的往事时，邓泰山笑答：“除了老鼠，你还能看到很多更可怕的动物。作为音乐家，在严酷的环境下，相对有着更高的存活几率。”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钢琴比赛的邓泰山，成为荣膺肖邦钢琴大赛的第一位亚洲人，这项殊荣让他的每次回国演出都成为衣锦还乡。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告诉我：“以钢琴为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职业规划。”

谢迪 邓泰山

2005年您获邀担任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评审，并在开幕音乐会中演奏了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Op.25）。当您作为评审时，您对于参赛选手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我只是2005年和2010年肖邦钢琴大赛决赛阶段的评委，预选赛时可能会有两三百位选手来报名，我并不能听到所有选手的演奏，但在我听到的选手中总是会有人演奏得非常独特，充满个性。我记得在2010年那一届比赛中，有一位叫泰森的选手，当然不是拳王泰森（笑），他的演奏非常传统，特别有二十世纪初的钢琴演奏特征，也非常有沙龙时期的气息。这种演奏风格在今天已经很不多见，但是他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钢琴家类型并不是那些通常意义上把作品演释得完美无缺的人，而是那些存在争议、但是具有才华的钢琴家。像波戈莱里奇那样独特的音乐家在今天已经听不到了，或许即使有的话，在比赛一开始就被淘汰掉了。

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李云迪先生不久前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评判一位钢琴家的优劣不能以练琴时间的长短、掌握曲目的多少、专业人士的认可度、合作乐团的水平、音乐会的场次作为标准，您是否同意？您心目中的标准有哪些？

当我们评价一位职业钢琴家的演奏生涯是否成功时，我们可以去参考上述标准。但一个钢琴家能否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除了天赋，还要取决于他个人的活跃程度以及他个人是否喜欢抛头露面的生活。想出名就必须非常擅长去经营自己，这样才有机会和非常好的经纪公司合作。有的钢琴家非常出色，但不愿意去宣传经营自己，比如格里高利·索科洛夫（Grigory Sokolov），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钢琴大师，是一段传奇，但现在又有几个人知道他？据我所知，索科洛夫本人非常不喜欢与商业相关的东西，他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除了各自对自己事业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以外，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出色的钢琴家即使想出名也没有遇到让他们出名的机遇，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这就好比我们在生活中听到的众多品牌，其中有的质量并没有那么好，但宣传推广很好；有些真正好的品牌，却未必有人知道，这就是生活。

您觉得包括肖邦钢琴大赛在内的各项音乐类比赛对于一位有志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学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因为像霍洛维茨这样的钢琴大师并没有参加过比赛。

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与霍洛维茨那个年代已经产生了太多变化，他那个年代并没有太多的钢琴比赛可供选择。而现在据我所知的钢琴比赛，在全球范围内就已经有一千多个！现在的乐坛大多数音乐家都是通过比赛来获得知名度的，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子，比如王羽佳。不过即使你赢得了大奖，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你能获得一个好的钢琴演奏生涯，因为随着钢琴比赛参与人数的激增，你通过这种途径成名的概率也在降低。但包括肖邦大赛、鲁宾斯坦大赛在内的几个少数重大钢琴赛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崇高的，不过也有历史悠久但地位与影响力逐年下降的比赛，比如玛格丽特·隆钢琴大赛。

我在一篇访谈中看到您说过当年因为自己与乐队合作的经验匮乏，所以在决赛时选择了演奏时间相对短一些的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尽量把失误的概率降到最低。您还有哪些比赛的实战经验可以分享给未来的参赛选手吗？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当年我并不缺乏与乐队合作的经验。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能进入最后一轮，所以就选择弹一首短一点的作品。现在的比赛越来越难，演奏水平越来越高，你仅仅弹得好已经没有用了，尤其对亚洲人来说，因为有太多的亚洲人具备非常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仅凭高超技巧你很难脱颖而出，你需要具备独特性、创造性，这些我们称为音乐性。所以如果一位技巧高超的选手被淘汰了，他不必抱怨，因为可能同期被淘汰的三十位选手中有太多和他水平一样高超的，而进入决赛的五位选手往往就赢在他们拥有的独特音乐性上。我建议想参加钢琴比赛的同学尽量演奏得自然，遵循自己的内心去演奏，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理性的人，却故意弹得很感性，那听起来会很奇怪。如果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那就去挖掘作品中具有哲理性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你就去挖掘作品中的情感部分，让音乐听上去更加动人，这样评委就会比较喜欢。评委不会喜欢那些故意掩饰自己本真性格的演奏。不少选手会自作聪明地刻意从作品中选择一些所谓感人的元素，但这种演奏在评委面前会很危险，得到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选手可以选择很多种诠释音乐的方式，但都必须是建立在真诚的前提下，虚情假意的演奏会被评委一眼看穿。 这就像一位足球运动员，他很难在每场比赛中都保持最佳状态出场。我想无论是参加钢琴比赛的选手还是舞台经验丰富的职业钢琴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如何尽量在音乐会中保持良好状态？

所以开音乐会之前我都会去查查星相，看看自己今天是否幸运（笑）。音乐会前一定要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状态都很了解。我会尽量减少自己的活动，去调整作息，对饮食要注意。不要喝酒，避免在舞台上弹着琴突然去上厕所。我还会刻意在音乐会之前不去查收电子邮件，因为你不能保证自己收到的每一封邮件都能让自己开心。

舍巴诺娃是一个非常不幸运的人

莫斯科音乐学院当时选拔了您和波戈莱里奇、舍巴诺娃（Tatiana Shebanova）三位同学参加比赛，您和舍巴诺娃包揽了冠亚军，波戈莱里奇虽然中途被淘汰，但他在比赛中遭遇的不公被媒体不厌其烦地提及。您能否说一下您眼中的这两位演奏家？

我和波戈莱里奇曾经住在同一层的宿舍里，彼此非常熟悉。在生活中他是非常热情的一个人，但是在他的老师面前，他总是戴着一副面具。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内心受过很多伤害的人，他很早就来到了莫斯科求学，遭遇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对他心灵造成了一定的创伤。当他遇到他的老师后，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很多正能量。客观地讲，我觉得他对某些音乐作品的演奏非常具有天才性，但有些演奏我个人也很难接受。所以他的演奏让听者形成两极：爱得爱死，恨得恨死。比如我完全不能接受他对肖邦和柴科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的处理，但他在比赛时演奏的肖邦《第三钢琴奏鸣曲》和夜曲都是非常杰出的诠释。总体来讲，我能在他的钢琴声中感受到他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是在用音乐复仇，尤其他在妻子去世前后的状态反差特别大，他现在变得非常自我，对音乐作品诠释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舍巴诺娃（Tatiana Shebanova）的演奏风格与波戈莱里奇相比完全是南辕北辙。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学术型钢琴家，她的演奏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钢琴学派的特征。听她的演奏我有时觉得非常好，但有时觉得有些无聊。她的职业生涯不是很幸运，她嫁给了一位波兰人，随后一起迁居华沙。但当时苏联政府与波兰的政治立场势同水火，她在波兰受到歧视，钢琴演奏生涯举步维艰。以舍巴诺娃的音乐造诣，她理应取得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她的性格比较低调，一直从事教学工作，结婚生子，直到2011年3月1日不幸去世。我非常惋惜，她是一个非常不幸运的人。

作为一位来自越南的钢琴家，您的求学经历同样非常曲折与励志。您获奖回到苏联时也曾因为把比赛奖金寄存在波兰而遭到苏联当局叛逃的质疑。您如何评价一个像苏联那样保守却培养出了大批卓越的音乐家的政治体制？

你怎么知道奖金的事儿？（笑）我认为真正的天才并不一定是出生在和平时期，他们往往出现在一种困境中。他们的天才使得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依然能够绽放。也许和俄罗斯出名的严寒有关，在严寒中成长的俄罗斯人能够战胜拿破仑、战胜希特勒，都是因为漫长的冬季。越是残酷的环境越能够激发一个民族强大的生存意志。“我要生存下来”是那里的人们最强烈的信念。作为音乐家，在严酷的环境下，相对有着更高的存活几率，因为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语言。

那按照您的逻辑，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天才音乐家来自朝鲜？

我不知道。但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隔壁宿舍就是一群来自朝鲜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学生还赢得了卡拉扬指挥大赛的大奖。但当他荣归故里的时候，他就神秘消失了。

我曾经在纪录片《美国人在平壤》中看到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访问平壤时，询问当地音乐学校的学生是否愿意去美国学习，那位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最好的古典音乐教育在朝鲜！”

我相信她的话是很真诚的，因为政府的宣传非常厉害。

我对赚钱很迟钝

音乐史上有很多作曲家既会作曲又具备高超演奏技能，比如帕格尼尼、李斯特、肖邦、拉赫玛尼诺夫。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二十世纪的钢琴家们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

我觉得是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作曲才是一个音乐家的主要技能，演奏并不像今天这样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现象。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音乐也像其他行业一样，经过了各项专业的细分，演奏家逐渐通过专业的演奏技巧独立出来。十九世纪的作曲家在演奏时其实更多是在宣传自己的音乐作品，是在证明自己的作曲才华是多么的杰出。在十九世纪仅靠演奏是难以生存的，十九世纪的音乐教学并不像现在这样独立与完善，比如李斯特又要作曲，又要演奏，还要教学生。今天，我们在作曲、教学、演奏等各个方面都拥有了独立而专业的音乐家。即使在演奏家当中，也是非常细分，有的人专攻室内乐，有的人专攻独奏，有的人专攻伴奏，在独奏家里又有人专攻古典时期、浪漫主义等不同风格的作品，现在我们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您是否也认为不应该以演奏家是否会作曲来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或者认为是一种艺术水准上的退化？比如伯恩斯坦的作品非常流行，富特文格勒的交响曲就鲜为人知，但他们都是伟大的指挥家。

这只是他们各自的选择，我不认为当今的演奏家非要通过作曲来证明自己，但一位演奏家如果可以指挥乐队，肯定对自己的演奏会有很大帮助。

据说您听到的第一张钢琴唱片是阿格里奇演奏的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1），您首张唱片的出版过程也很曲折，齐默尔曼帮了很大忙。您本人是否喜欢录音？在中国很难买到您的唱片，您能否介绍一些您的唱片以及未来的唱片录音计划？

我对赚钱很迟钝，所以我对未来的唱片录音也没有太多的计划。我只知道我的唱片在十年前大部分都是由日本的一家唱片公司发行，我不清楚现在是否还能买到。我还有三张唱片通过肖邦学院发行，但是希望你不要去免费下载。 我自己收藏了一千多张正版唱片，我从不非法下载古典音乐。

你有时间把这么多唱片全部听完吗（大笑）？

您是否经常回越南开音乐会？越南的古典音乐教育与普及情况如何？中国目前至少有几千万的钢琴琴童，您有什么话对他们讲的？

我经常回越南演出。前不久我在河内与当地的交响乐团用了两个晚上演出了贝多芬的五首钢琴协奏曲。2013年12月我还会在河内举办一场协奏曲的演出以及开办大师班进行教学。我本人对越南的钢琴教育现状很不满意，越南在我1980年获得肖邦大奖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新的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家。虽然和我那个时代相比，越南的经济环境以及教育环境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但在我求学的年代，政府会支付我前往苏联的费用，可是现在的学生想留学就需要自己承担昂贵的学费。尽管现在越南的政治环境宽松了许多，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却没有人去管孩子们的音乐教育，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知道在中国虽然有上千万的琴童，但是他们在学习了一些基础钢琴知识后，并没有选择走上专业学习钢琴的道路，这种情况在越南也同样存在。在越南，家长们总是认为如果以钢琴为终身职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规划，收入也不会很高，所以还不如去干点别的。

最近有家中国内地的媒体披露了一段中国钢琴教育泰斗周广仁先生批评李云迪先生的采访录音，周先生认为李云迪对贝多芬奏鸣曲的诠释十分草率，对此您怎么看？您对郎朗、王羽佳这些从中国走向国际乐坛的钢琴家了解吗？

现在的钢琴家所处的时代与我们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政治环境。在我们那个时代，一位钢琴家想去很多国家都不太容易，现在的音乐家有更多便利的条件去成就自己辉煌的演奏生涯。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很危险，在面对商业的诱惑时，需要保持和艺术之间更好的平衡。现在的年轻人在金钱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金钱可以很轻易地把一位钢琴家的才华摧毁。你可以很有钱，也可以很有名，但是一定不要在钢琴艺术上作出任何妥协。并不是每位年轻人都能意识到金钱的危险，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在欧洲、美国甚至亚洲的一些地区你都看不到这种现象，但是在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成长，当他们面对改革开放的自由以后，对物质的向往就会非常旺盛，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钢琴家中我非常喜欢郎朗，我在十年前听过他的演奏，他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清醒的钢琴艺术家，他掌握的音乐会曲目也越来越广泛，我希望他今后的钢琴演奏事业越来越好。

所谓时势造英雄，您是否认为如果霍洛维茨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时代，也会去出席商业活动？

（大笑）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本人。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自己是否幸运？

我当然可以选择让自己去赚很多钱的生活方式，以及通过钢琴演奏去获得更高的声望。但我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我非常感激父母给我的教育与价值观，让我能坚持走到今天。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觉得除了名与利以外，依然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让自己开心。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