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亿多观众在听 杨成绪：让维也纳音乐会进中国

嘉宾：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 杨成绪

时间：11月27日10：00

简介：收看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很多中国百姓每年春节的保留节目，而它最初走进中国却不是一帆风顺。面对费用，转播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说了一句很打动话主办方的话，他对奥地利电视台台长说“一旦在中国转播，那观众就是10亿以上......”今天让我们顺着杨成绪大使的思绪感受奥地利和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中国网]: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网，这里是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我们中国访谈已经陆续邀请了几十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些大使优秀的职业素养、渊博的谈吐和丰富的知识给我们带来了一期又一期精彩的节目。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杨成绪大使，杨大使在奥地利有过四年的驻外经历，有很多的感悟和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杨大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1973年在德国开始外交官生涯

[杨成绪]:

我很高兴到你们这里做客。

 [中国网]:

我很期待和您的对话。我知道很多的大使当初会走上这个职业道路的时候，很多都是服从国家的安排需要。我不知道您当时的职业生涯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起点？

[杨成绪]:

我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学德文的，毕业之后在上海外办工作。当时因为给上海市长陈毅和其他的市长、副市长担任过翻译工作，所以工作了几年以后，北京有一个记者协会，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到北京工作？”我想我更愿意当记者，所以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也是多年一直从事记者的交流工作，和对外国记者、组织交往。同时，我们有一个刊物，是一个外文刊物，我在里面担任编辑。

[杨成绪]:

到了1972年的时候，我们和西德建交。因为我过去有一个学德文的历史，我是从中学开始学德文，一直学到大学。所以外交部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到德国使馆工作？”我去过德国，东德、西德都去过，但是我终究没有常驻过，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42岁了，但我还是愿意去。所以我在73年年初，在德国使馆，从最低级的外交官，从随员当起。我在西德8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使我从一个职业换到另外一个职业，同时有了8年的外交工作经验。

[中国网]:

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心里的职业蓝图更加清晰了，我就是想成为外交工作，做一名外交官？

[杨成绪]:

当1972年外交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这时我就决定我愿意当外交官。

[中国网]:

这个职业对您的吸引力在哪里？

[杨成绪]:

作为外交官，一个是可以更多的了解外国的情况，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外文、德国文学、德国历史、德国哲学，我想有机会更进一步的了解德国。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第二，作为外交官代表一个国家工作，是很光荣的事情。尽管我过去没有做过，而且年纪大了一点，但是我愿意从头学起。这样抱着这种信念，我就在德国开始了我的外交官的最初生涯。

[中国网]:

开始职业转换，开始从事外交官工作，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没有想到的困难和挑战？

[杨成绪]:

总的来说有一点困难，但是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因为我多年从事外交，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民间外交”。因为我做翻译和各种国际交流工作被认为是“民间外交”。当外交官是“官方外交”，而且我在使馆的时候是负责调查研究工作，我以前从事记者的工作打好了基础。

作为记者的角度，现在又变成了外交官，从外交官的角度进行一个国家的调查研究、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关心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在最初的时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了解这个国家，这对我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

[中国网]:

那个时候国家对外交官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杨成绪]:

当时强调的是纪律性，你到大使馆要听大使的话，要听参赞的话。

[中国网]:

所以说从事外交工作的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有这个说法。

[杨成绪]:

“文装的解放军”。周恩来总理过去讲“你们是文装的解放军。”就是说你们组织纪律的要求要和解放军一样，确实也是如此。当你出去讲话，不管你的职务是高是低，是大使、参赞还是秘书，人家都会说是中国的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官不是你个人，你的背后是国家，因此你说错了别人就对你的国家产生误解。如果说好了，就是对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宣传，通过你的讲话来体现中国的外交。所以那个时候经常告诉我们“外交无小事”，每件小事都是大事，所以这一点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音协会员身份让坐在包厢听新年音乐会#p#副标题#e#[中国网]:

我知道杨大使在80年代开始到奥地利做驻外大使，奥地利的音乐闻名世界。我们想通过您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所感受到的这座“音乐之都”。

[杨成绪]:

我小时候就对古典音乐很爱好，当我们国家任命我为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奥地利是“音乐之乡”。我去了以后经常在街头散步，发现它确实不同于其他国家。您走在街上，到处都会看到施特劳斯、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的塑像。但是有一天，我到一个城市公园，我看到约翰·施特劳斯塑像，我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塑像。因为他是拉着小提琴，一只脚在前面，好像是欢迎大家来到音乐之乡奥地利一样，带着微笑。通常我们知道，要树立一个塑像，这个塑像应该是在沉思，好像在考虑一个问题，在向远方望去，在考虑未来，显得一个人的伟大。但是这个塑像很随和，我就想这是不是奥地利人的性格。所以我很有感触，当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写了一个短文，也写了这一段。

[中国网]: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当时杨大使写给《香港大公报》的，名字叫做《维也纳的夏夜》。

[杨成绪]:

很有意思的是，几年以后，有一个奥地利广播电台的人找我，他说我们觉得你会讲德文，我们有一个节目叫《斗智会》，你是不是愿意参加？节目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由我和一个女编辑对话，讨论相互感兴趣的问题。

[中国网]:

那个节目的形式在今天来说是不是有点对话的意思？

[杨成绪]:

就是两个人你提个问题，我提个问题。她说“你到奥地利来，你认为奥地利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约翰·施特劳斯，他在城市公园的塑像使我太感动了。”我就讲了那个塑像给我的感觉，好像他是在欢迎各国人到奥地利。我讲完以后现场有200、300个观众，他们听了以后就热烈的鼓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奥地利人的感受。

[中国网]:

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塑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通过中国大使的角度，让他们感受到了。

[杨成绪]: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网]:

您在那里也是因为音乐结交了很多朋友吧？

[杨成绪]:

当然。比如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团长，他都是我的朋友。我再讲一个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前任大使对音乐也很感兴趣，所以他那个时候成为奥地利音乐协会的会员。有了这个会员身份，可以在演出的时候专门的位置听新年音乐会。我去了以后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每年都可以坐在包厢里听新年音乐会。

一旦在中国转播 就是十几亿人在听

[杨成绪]:

对于新年音乐会，现在中国人都很感兴趣，每年都有中央电视台转播。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奥地利的时候，我见到奥地利的电视台的台长，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讨论，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转播。但是现在因为究竟要交付多少费用的问题还谈不下来。”后来我说：“依我看，你的费用应该低一点。为什么？现在奥地利的电视台只是在欧洲转播，也不过是三四亿人口。一旦在中国转播，那就是10亿以上的人，如果在中国转播能够成功的话，就是十几亿人在听你的音乐会，你的影响要大多了，你的失会比你的得少的多。”后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起到了作用，不管怎么样，后来中国电视台很快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开始转播了新年音乐会。

[杨成绪]: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金色大厅很感兴趣，国内的很多音乐家，很多交响乐团都在金色大厅演出，大家差不多每年都在看新年音乐会的转播。这个大厅又和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金色大厅实际上在1873年的时候，这一年是清朝同治十二年，这一年维也纳举行了国际博览会，当时中国是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这个博览会。奥地利人为了招待中国代表团，他说我们在金色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他就问中国人，“你们听什么音乐？”中国人说我们听的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杨成绪]:

可能当时在奥地利来讲，古典音乐，像贝多芬的音乐等等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是贵族、上层人士享受的音乐，皇亲国戚享受的，而圆舞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从这个事情来看，奥地利人很灵活，他们说中国人爱听这个音乐，就在金色大厅给你演奏。尽管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金色大厅演奏过，但是现在我给你演奏圆舞曲。实际上那是第一次演奏，从那次演出以后，隔了很多年，从历史上记载，是在小施特劳斯一百周年寿辰纪念的时候，为了纪念小施特劳斯，他们开始演奏了圆舞曲。这也可以说金色大厅第一次演奏圆舞曲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杨成绪]:

那时是什么年代呢？是1925年。可以看出，奥地利刚刚接受华尔兹舞，作为大家可以共同欣赏的音乐，放在金色大厅来演。到了1945年，金色大厅每年举办新年音乐会。到了54年，开始在欧洲转播。所以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金色大厅，这段历史也很有意思。

[中国网]:

您刚才讲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奥地利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他们的性格中有很随和的一面，是这样吗？

[杨成绪]:

是这样的。

奥地利人家庭很容易组成四重奏音乐会

[中国网]:

您刚才说，在音乐之乡到处可以看到很多塑像，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氛围。在他们的孩子和人民的身上，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音乐细胞呢？

[杨成绪]:

奥地利人是很喜爱音乐的。比如有的家庭里面儿子拉小提琴，爸爸弹钢琴，或者还有一个孩子拉大提琴，他们很容易在家庭当中组成一个四重奏音乐会。

[中国网]:

这样的家庭多吗？

[杨成绪]:

给我的印象是不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全家是不是可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组织一个家庭演奏会，在我的家里喝酒、吃饭。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形式很有意思，反映了整个奥地利人的音乐素养比较高，音乐对他们来讲像中国人打乒乓球一样。他们的音乐学院接待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学生，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日本往那里派的学生很多，很多日本的女孩子愿意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p#副标题#e#[中国网]:

您觉得很多家庭会有家庭的演奏会，整个家庭都是练乐器的，是不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这种音乐细胞潜移默化的在孩子的身上？

[杨成绪]:

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经常看歌剧，看音乐会，他们对音乐是非常尊敬的，怀着崇高的心情。像我们平常说明天去看音乐会，很随便。他们不一样，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订票。

[中国网]: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杨成绪]:

对。如果一年没有听几次音乐会，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他们的音乐水平很高，我觉得是出乎意料的。我讲个故事。

有一年中国有一个乐团到奥地利演出，这个演出是由一个意大利的老板资助的。他就提出一个要求，所有的费用我来负担，但是我希望我可以登台弹钢琴，他弹了《黄河》。你可以想象他不是专业的，他演出了一场。结果第二天我看奥地利的音乐评论对他抨击的不得了，他们觉得这种人怎么还上，有很多问题，不能让他演出，而且赞扬了中国的乐团很出色。

[中国网]:

他们对音乐的态度很严谨。但是因为有音乐相伴，是不是可以理解奥地利人的性格总体来说是比较快乐的，而且整体的文化修养是比较高的？

[杨成绪]:

可以这样看。他们的音乐比较愉快，不是那么的严肃。有的时候往往不是特别的严谨。外交官是很遵守时间的，但是在奥地利就稍微随和一点。他们参加一个招待会或者举行一个集会的场合，在一刻钟之内不算迟到，就是早到、晚到一刻钟没有关系，不像有的国家很在乎。

[中国网]:

您刚才讲有的家庭会邀请做大使的您听他们的家庭演奏会，我相信这样的活动会很多，您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奥地利的朋友。您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杨成绪]:

奥地利人很随和，他们很愿意和中国大使交往，可能是中国大使代表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大使交朋友是一种荣誉，所以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中学老师，还有医生，特别是医生。医生在奥地利来讲是收入相当丰厚的一个阶层，而且他们的文化修养很高。我们认识的不少医生都会弹乐器，欣赏音乐，而且他们很关心时事，愿意和你交谈。

[杨成绪]:

比如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医生夫妇邀请我们夫妇到他们家里度周末，到周末的别墅里过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随便交谈。他们通过这种接触，对中国都产生了兴趣，有的到中国来。他们慢慢的变成了在这个国家了解中国的一部分人，一旦报纸上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生气，他们说不对。他们说我到中国很多次，我知道中国和你们的记者报道的不是一样的，他们往往为中国说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通过他们介绍了中国，也有利于大家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和一位平民总统的友谊

[中国网]:

他们有没有一些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是对中国有一些误解的地方，来请大使您解答呢？

[杨成绪]:

也有，我们平时在交谈的时候，因为这种场合很随意，听音乐、散步，所以可以和他们详细地讲一讲我们的外交政策，讲一讲国内的发展，这样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

[中国网]:

这是您和普通百姓交往的故事。您在做大使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和很多外国的领导人打交道，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您也经常会回忆吧。

[杨成绪]:

当然。我和奥地利领导人的交往，从奥地利当时的总统基希施莱格说起，他是一个平民总统，非常的随和。我去的时候是1985年年底，他正好是访华回来，他说我觉得这次访问太好了，非常的成功，非常的高兴，现在又欢迎中国的新大使来，很愿意和我交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

[中国网]: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杨大使在当时的照片。这一张是在杨大使和夫人在奥地利，大概是在1985年左右，拍摄的非常美，杨大使当时非常的年轻，意气风发。总统对您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杨成绪]:

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在1974年作为外长访问了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领导人和我谈话的时候说现在的形势很紧张。”总统当时就表示，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话我们就谈到此为止，我们领导人也没有和他进一步的辩论。到了1985年他成为了总统，再一次访问中国。当时是邓小平同志接待他。邓小平一坐下来就和他讲，“你上次来得时候我们讨论过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问题，我现在想告诉你，现在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经过全世界人民的努力，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杨成绪]:

他回来的时候就和我讲这一段故事，他说我很感动，中国领导人和我讲的话，几年以后他认为形势发生了变化，修正了他的看法，而且和我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统谈这个问题，也确实说明中国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总统，不管是大国的总统，还是小国的总统是很诚恳的，使我很感动，我真正和中国交朋友了。

[杨成绪]:

这个老总统给我的影响确实是深刻的。他是一个平民的总统，我在任的时候，他就不当总统了。按照奥地利总统的规定，他在下台以后可以有秘书和汽车，但是他拒绝了。他在不当总统的时候，他自己手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杨大使，我们过去交谈很有意思，我非常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到我的家里喝杯咖啡，我的夫人会做蛋糕，请你的夫人也来聊聊天。”后来我应约去了，他的家是很普通的家庭，而且他的夫人自己做了蛋糕和咖啡，请我们品尝。当然我们谈了很多当前的国际形势，问我怎么看，他有很多看法和我交换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杨成绪]:

在奥地利其他的国家领导人我也有比较多的接触。我愿意讲一个人，克莱斯基。他在我没到奥地利之前是奥地利的总理，这个人是非常能干的，他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体系当中，他和当年西德的总理是同名的，是作为社会党国际当中一个最有名的领导人。他为什么有名呢？他当时担任外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出兵占领了奥地利。所以在战后，奥地利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一个是说你被希特勒占领之后，你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因此战后你是战败国。对德国来讲，被四国占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占领了德国，将德国分成四个占领区。同样，奥地利因为当年也属于德国的一部分，也是四个国家来占领你。但是他当外长的时候他就想了各种办法，改善和美国、英国、法国的关系，加强和苏联的接触，最后他说服了这四个国家，他说奥地利要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不倾向任何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四国都从奥地利撤军，所以从此他就很有名了。

[杨成绪]:

我是在一个招待会上看到他的。我说“克莱斯基先生，你在我的心中早已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非常高兴能见到你。”他反过来说，“你这个中国大使怎么会说德文呢？”我说“中国大使为什么不能讲德文呢？”他说，“我以前没有见到过，你还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会讲德文的。我现在也不在政治中发挥任何作用了，我很愿意和你聊天。你是不是到我家，我们喝咖啡，经常见面。”

[杨成绪]:

后来我到他的家里，他在3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初是支持中国的北伐，支持国共合作，支持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说话是比较随便的，他当时确实讲了一些话。比如中苏分裂的时候，他说“不要相信他们会分裂，他们终究是共产党国家，不知道哪一天又走到一起了。”我知道这个背景，他给我看他当年发表的文章，也是要说明他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其实我在和他的交谈当中，他确实对中国是非常崇敬的。中国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几年了，特别是取得这样的成功，他在讲话当中表示愿意到中国来看一看。我很理解他的话，我也愿意请他来，我向国内做了报告，但可惜后来因为他身体不好，一直没有来成，最后他就逝世了。

[中国网]:

他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吗？

[杨成绪]:

是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想这样一个人，他在国内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尽管不在位，但是到中国来看一看，再回去发表一些讲话，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以增进中国和奥地利相互的了解。#p#副标题#e#[中国网]:

我知道在80年代初的时候，您刚到奥地利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看中国怎么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等。您在做大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为消除这些误解做一些努力？

[杨成绪]: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怎么正确认识中国，在西方世界是存在问题的。在他们看来，中国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理解你采取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意味着你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在的时候是85—89年，也就是在苏联巨变，苏联解体的前夕。他们认为，中国很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是一个带头羊，所以对中国很重视，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称兄道弟，他们对你的理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有一定的差距。

[杨成绪]:

当然在这种场合当中，我一般都是要全面的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有的时候应记者的采访，全面的阐述这个问题，也有的人问我很多问题，我都做了答复。但是我也肯定一点，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比如欧洲的法制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所以对他们怎么正确认识中国，作为外交官来讲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或者说你怎么讲他们也是半信半疑的。外交官的难处就在这一点。

保持和奥地利朋友的友谊

[中国网]:

刚才我看到照片是您和夫人在奥地利的合影。我们知道作为外交官有很长的时间在国外工作，要和亲人分开。您做外交官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长时间和妻子、孩子分开，他们现在能理解您吗？

[杨成绪]:

我刚才讲，我在42岁的时候到了德国，当时和孩子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孩子很小，我记得是上小学和中学。他们很想念我，希望我不在国外。后来我做奥地利大使的时候，我的孩子上了大学。当时中国的潮流，这些孩子也希望到国外学习。我记得我作为大使的时候，曾经和维也纳的大学校长有过来往，他说“你的孩子在哪里？”我说“我的孩子在国内念大学。”他说“为什么不到维也纳来呢，我们这个大学不收学费，而且你作为外交官，我们是欢迎的。其他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他们的孩子都在这里学习，不仅是大学，中学、小学都有。”我真是无言以对。

因为对中国来讲，85年到89年，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近10年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有很多孩子到国外去学习，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国内不断的对外交官进行教育，听说有的人因为通过做一笔买卖，和外国商人结识，外国商人负担他的孩子在外国上学的费用，当时认为是不正之风。所以我们觉得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不愿意让孩子到维也纳来学习，这一点对孩子来讲，他们往往难以理解，他们觉得既然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能让我去。

[中国网]:

我想说，可能他们对您有一点不理解，但是他们和同学、朋友谈起来的时候，可能是特别的自豪，我的父亲是外交官。

[杨成绪]:

可能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大使但也是普通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孩子确实这样想，他说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杨成绪]:

所以做外交官很不容易，在外面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还要兼顾自己的家庭。我采访很多大使的时候，谈起要离开驻在国的时候，那一点都会舍不得，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我不知道杨大使在最后要离开奥地利的那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杨成绪]:

离开的那一天，我觉得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年，这是一个音乐之乡，有这么多好朋友，有一点依依不舍。但是在国内我有新的工作要做，我也带着比较兴奋的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回到国内接受新的任务。

[中国网]:

您在走之前有没有把自己想去再看的地方一个人再走一走，看一看？

[杨成绪]:

奥地利有九个州，按照它的规定，你上任的时候要到九个州拜会州长，我没有完全的拜会。在走的时候，按照道理来讲，要到九个州向他们道别。但是我做了一些，到了一些州去，见了一些州长，和他们告别。奥地利是一个旅游国家，可以说有700、800万人口，十万多平方公里，但是因为阿尔卑斯山在这个国家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风景很美丽。到现在为止，按照一个国家的人均计算，旅游收入是最高的国家。所以在走的时候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觉得风景太美了，使人产生依依不舍的心情。

[中国网]:

您怎样来总结自己这四年的大使生涯在整个外交生涯当中占的分量和比重？

[杨成绪]:

对我来讲，我以前都是做秘书，公使参赞，都是第二把手。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外交官当第一把手，代表一个国家，我觉得使我要更严肃、更谨慎的考虑自己的言行，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大使来讲最大的体会。

[中国网]:

现在有没有想法，就是带着夫人再回奥地利看一看，拜访一下以前的那些朋友？

[杨成绪]:

在这期间我多次回去过。感受非常好，他们觉得你又回来了，对我们都很亲切。

[中国网]:

现在和朋友怎么样维持友谊呢？

[杨成绪]:

都是通信来往，现在有了电子邮件之后更方便了。有的时候他们到中国来，总是会找我们，我们请他们吃饭，大家都很愉快。

[中国网]:

刚才聊天的时候提到您参加《斗智会》的环节，好像因为《斗智会》之后，杨大使在奥地利就已经声名鹊起了，能这么说吗？他们对您的认可度更高了。

[杨成绪]:

可以这么说吧，很多人一看我说“杨大使，我们听到了您的讲话。”所以我觉得新闻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中国网]:

我相信很多听过那期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年后都还会记得，有一位很风趣、幽默的大使参加了这个节目。

[杨成绪]:

是这样的。

[中国网]:

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生活的状态吧？

[杨成绪]: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不久外交部就任命我为政策研究室主任。工作几年以后，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所长，比较晚退休。我概括我的一生，很粗略的讲，是三分之一当翻译，三分之一当外交官，三分之一是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现在的工作是比较充实的，还是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的学委会委员，经常出席一些会议。现在出席国际会议少一点，但是国内的研讨会比较多，也经常在报纸刊物上和电视台上写文章，发表讲话。对我来讲，这已经变成了生活的要素了，离开它就觉得太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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