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华：“情深谊长”一直唱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50年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一曲婉转动听的《情深谊长》，让演唱者邓玉华家喻户晓。如今，记者面前的邓玉华依然神采奕奕：深紫色的上装配上桃红色的围巾，画着淡淡的眉、轻涂着口红，在采访过程中，邓玉华谈到高兴时，就像孩子般开怀，讲到动情处，眼中闪烁着诚挚的光彩，无论岁月流逝，76岁的邓玉华依然是那个舞台上最灵动热情的“金丝鸟”。

毛遂自荐走上歌唱之路

邓玉华自幼喜爱唱歌，8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收音机中飘来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歌声就被深深吸引了。10岁那年，邓玉华终于鼓起勇气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老师”写了一封自荐信：“我是北京西城区广宁伯街小学的学生，今年10岁，我特别喜欢唱歌，希望参加你们团，请老师收留我。”信寄出去了，可她并不确定能否收到回信，直到有一天被叫进校长办公室。“我当时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要挨训，没想到校长和颜悦色地问我是不是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写信了。原来合唱团的老师真的来到学校听我唱歌，于是在校长办公室里，我就一首接一首地唱了起来。”过了几天，邓玉华和同校的一名学生都被录取了。在合唱团，邓玉华从最基本的音乐理论学起，“我如鱼得水，不久后被分到教歌组，去电台教全国的孩子唱歌，觉得特别有收获。”

1959年，邓玉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附中，在等待开学的那个暑假，她赶上全国各个文艺团体开始招收学员。“我以前不想考艺术团体，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但是一想到可以唱歌我就动心了。”

众多的文艺团体让邓玉华难以选择，正巧一位邻居阿姨在煤矿文工团工作。阿姨告诉她，煤矿文工团常年在基层为工人演出，条件艰苦。但邓玉华觉得“能唱歌就行”，于是她在阿姨的安排下，参加了煤矿文工团的考试。

“考试那天，我把会唱的歌都唱完了，就等着领导的评语。”邓玉华回忆说，她没想到团长当即就“拍板儿”了——让她几天后就来上班。“我当时想这是我报考的第一个团，担心漏掉别的机会，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就脱口而出：‘我还想去考考别的团呢。’团长见状，马上劝我，说好多国家的大演出文工团都会参加，还经常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演出。见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团长又说‘别的演员工资16块，给你18块。别人到月底发半个月工资，我们发你一个月工资。你今天回家我们派人开车送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你看好不好？’我觉得团长特别真诚可亲，也被感动了，就说‘行，那我就来咱们团吧。’”就这样，16岁的邓玉华考进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成为当时首都舞台上年龄最小的专业独唱演员。

周总理的话一直记到今天

文工团的生活，让邓玉华终生难忘的，是到中南海演出。“每周我只要在北京，就会随队到中南海，给周总理他们唱歌。”每次唱完歌，邓玉华总躲在乐队后面，不敢露面。周总理看出她的紧张，一次特意把她叫了过去。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总理问。

“我姓邓，叫邓玉华。”

“唔，你姓邓，真巧，和邓大姐是一家人。”总理一句亲切诙谐的话让紧张的邓玉华“松了绑”，随后总理还邀请邓玉华跳了一支舞。

“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就像我的一个长辈。”邓玉华说，和总理接触多了，她发现很多时候周总理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跳舞上，总是若有所思。一次，周总理把邓玉华叫到身边，向她询问下煤矿演出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吃饭。“在矿区的招待所食堂。”邓玉华说。而总理希望他们能去矿工就餐的大食堂去吃一吃，去了解一下工人们吃得好不好。

矿区有没有浴室？有没有图书馆？矿区正在放映什么电影？邓玉华一一回答了总理的询问。团里的一位领导说，有的矿区条件比较差，文化设施少，有时几个矿工围着一位修鞋师傅看修鞋能看好久。“我记得总理听后，脸色凝重，还轻轻叹了口气。沉思了一两分钟，总理说：‘全国三百万煤矿工人，他们常年在井下劳动，见不到阳光，体力消耗大，很辛苦。可是他们的文化活动受环境限制，不很丰富，很需要你们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希望你们能够经常去矿区为工人同志们演出，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你们送歌送戏下矿，是代表毛主席、代表党和政府给群众送去了温暖呀！’”

邓玉华一直把总理的话记在心里。每次下基层，考虑到工人倒班和食堂、医院工作人员的要求，她每天都要至少演出两三场，最多的时候甚至演出七场。每场演出，邓玉华都要唱上六七首歌，一天就要唱四五十首歌。累病了、嗓子唱哑了、甚至晕倒在舞台上的情况都发生过。医院让她输液、休息，但是每次都是体力稍有恢复，邓玉华就悄悄拔掉针管继续登台。

有一次在宁夏石炭井煤矿，邓玉华去医院为生病受伤的矿工演出。在一个病房里，一位工人正在做牵引治疗。邓玉华走到他的病床前，问他想听什么歌。矿工想了想，说想听《地道战》插曲。“我刚刚唱了个开头，这位矿工就泪流满脸，还没等我唱完，他就拉着我的手说，要是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的人早就被扔进万人坑了，可现在虽然受了伤，党还这样关心照顾他，还能看到演出。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觉得再怎么唱都不累。”

刻骨铭心的“送酒”故事

直至今日，邓玉华依然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是周总理给煤矿工人“送酒”的故事。她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都成了难题，更何况是煤矿工人的习惯——上井以后要喝点白酒，祛祛湿气，来缓解长期在井下阴暗潮湿环境劳作的疲劳和身体上的不适。“但在那三年，煤矿工人断酒了，一口酒都没得喝。我们下基层后，经常能听见煤矿工人们说关节疼，有的年轻工人甚至偷偷地跑到医务室倒一点点医用酒精兑着水喝。”邓玉华看在眼里，心里非常难受。

“回到北京后，团长特意叮嘱：见到总理后，总理问你们基层情况，一定不能说，不能让总理着急。”在又一次到中南海演出后，邓玉华就按照团长教的：总理问什么都说“挺好的”。“总理听完后一摆手，让我坐下，说‘小邓啊，虽然咱们国家现在是困难时期，但是是暂时的，一定会过去，一定要把煤矿里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啊！’”邓玉华再也忍不住了，将实情告诉了总理。总理听到煤矿工人“断酒”了，脸上慈祥的面容突然间变得沉重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违反纪律了，吓得我直哭。”没过多一会儿，总理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国务院各部的领导。总理示意音乐停下，让大家都坐下，然后说道：“同志们，我周恩来可以不喝酒，在座的陈老总也可以不喝酒，我们的部长们都可以不喝酒，但是煤矿工人绝对不能断酒！”听到这话，在座的所有人一下子都哭了，大家一边哭一边激动地鼓掌……和记者述说着那难忘的一幕，邓玉华哽咽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她的眼里都是泪水。

邓玉华说，这件事过了不久，从基层传来了好消息：凡是下井的煤矿工人都拿到了酒票。“我亲眼所见：每个工人从井下上来，脸上黑黝黝的，矿长拿着一瓶白酒，每上来一个人，矿长就给倒上一瓶盖白酒，说：‘同志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的酒啊！’工人哭得稀里哗啦的，一边哭一边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要多出煤、出好煤！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喝完一瓶盖酒，顾不上擦把脸又返身回井下接着干，一干就是两个班、三个班……”

用歌声与病魔抗争

上世纪70年代是邓玉华演唱事业的高峰，也是她最忙碌、最劳累的时期。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煤矿，频繁的慰问演出让她的体力严重透支。1979年，邓玉华的喉部长了肿瘤，无法唱歌，经过手术，瘤子被成功取出。随后的日子里，邓玉华经过极其艰苦的练习，加上去中国音乐学院进修，逐渐恢复了自己的演唱。

1989年秋天，“情深谊长——邓玉华独唱音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邓玉华一口气唱了18首歌曲。让许多老观众惊喜的是，邓玉华的歌喉依然那样圆润甜美，清亮淳厚。“1979年做的手术，到1989年开独唱音乐会时，我的声带机能恢复之后比原来的声音更好了，音域更开阔了。”

2009年，邓玉华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患有严重颈椎病的她意外摔倒，导致颈椎骨折。直到现在，邓玉华的颈椎还是由两颗长钉子、七颗短钉子固定着。当年手术之后，邓玉华已无法行走，“我每天坚持练习走路，每天能多走一步就是进步。我当时就想着，我一定要上台，一定要唱歌。”病榻上的邓玉华给自己立下一个信念：生命不息，歌声不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邓玉华继续唱歌，“我给护士们唱，给我那些病友唱，那段时光也很快乐。”终于，在2010年2月，术后初愈的邓玉华在民族文化宫再一次举行独唱音乐会，音乐会现场，看到战胜伤病复出的邓玉华再次登台，不少歌迷激动得落泪。

然而，这次颈椎骨折对邓玉华的身体和声乐事业影响都特别大，她的上肢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疼痛的状态，双手提笔写字困难，双腿无力，掌握不好平衡。“但我要是不告诉别人，谁也不知道我有颈椎骨折的后遗症。”邓玉华微笑着说。言语之间，让人感受到这位人民歌唱家的乐观与向上。

谈起自己的“养生之道”，邓玉华最大的秘诀就是“放松的心态”：“要学会自己调整，不要有过多的压力，不要总是忧心忡忡的，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学会辩证的去看待，任何不高兴的事情都会过去、都可以放下。”

古稀之年保护歌喉，邓玉华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不能感冒、不能吃辣的、不能吃冷饮、烟酒不沾……虽然已经不能像年轻时每天练声几个小时，但只要有时间，她就坚持练习气息和呼吸。“每次去北戴河，我都会来到海边，对着大海练习气息和呼吸，也是对心情的一种极好的放松。”邓玉华告诉记者，现在自己还能保持着平均每个月7、8场的演出，并且经常为煤矿工人、钢铁工人演出。“作为一个歌唱演员，首先要德艺双馨，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永远不忘用歌唱为人民服务，用你学到的技术、技巧，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地去演唱，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