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Overview
“中国第一女指挥”郑小瑛今年整80岁了，观众很少能在电视上再见其执棒的背影，这和身体状况无关，只因老太太揭露央视让其“假指挥”的内幕。除了厦门听众，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也很少能在当地亲睹她的风采，因为老人一手操持的厦门爱乐属性“民办”，并无沪上乐团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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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瑛 Zheng Xiaoying 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 |
2009-04-24 12:31 东方早报 安婧
“中国第一女指挥”郑小瑛今年整80岁了，观众很少能在电视上再见其执棒的背影，这和身体状况无关，只因老太太揭露央视让其“假指挥”的内幕。除了厦门听众，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也很少能在当地亲睹她的风采，因为老人一手操持的厦门爱乐属性“民办”，并无沪上乐团4000万元之巨的政府财政支撑，去趟外地还要她老人家亲自登报筹钱。
上周六，致力于公益演出的郑小瑛从厦门远道而来，登台东方市民音乐会边讲边演，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惊叹“郑小瑛就像有魔法一样，让东方小交响乐团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而在早报记者的专访当中，老太太热情、率真的谈吐，如同她的音乐一样鼓舞人心。
被国际乐坛赞誉为“世界最佳指挥家”的郑小瑛
武汉红区
“我偷跑到那儿,第三次才成功”
武汉红区
被国际乐坛赞誉为“世界最佳女指挥家”的郑小瑛，其演出现场激情洋溢，活泼俏皮，除了几乎每场都要亲自做一番连说带唱的乐曲解说外，有时还放下指挥棒，抄起打击乐器在指挥台上手舞足蹈地参加合奏。她年龄整80岁，指挥交响乐的岁月占去了其中的47年。
出生在上海的郑小瑛6岁开始学钢琴，长大后遵从父母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不过我读了一年就跑到解放区去了。”郑小瑛说，“我是偷跑出来的，前两次让妈妈抓了回去，第三次才成功。”
1948年圣诞节，19岁的郑小瑛逃出了家门，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武汉红区，来到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训练班文工团的团长听说她会弹钢琴，而当时文工团的成员均不识谱，于是就让这个懂音乐的小姑娘来打拍子，郑小瑛就这么干起了指挥。
1955年，郑小瑛是苏联专家挑选合唱指挥学员中的唯一一名女生。1962年，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第一场歌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三年后，她回中国指挥了第一场大型歌剧《阿依古丽》，上世纪70年代末又执棒了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震惊世界乐坛。
中国京剧团
“我以为指挥生涯要结束了”
中国京剧团
1972年，郑小瑛被调到中国京剧团，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一度认为指挥生涯走到了尽头。“当时我非常难受，京剧是什么，我能干什么，都不清楚。我觉得我要永远离开指挥这个专业了。”郑小瑛回忆说。#p#副标题#e#
“文革”时，她带着队伍演出，指挥交响乐《沙家浜》、《黄河》钢琴协奏曲，以及一些为部队写的音乐。虽然觉得压抑，但也学到很多京剧知识。“京剧的锣鼓很有表现力，虽然它的声音是那么简单。有时一句说完以后，那个大锣响一声，啪的一下，非常脆，一点不亚于西方的和弦。再有时那个小锣响一下，把你的心都勾出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美妙。”
“文革”结束后，在京剧圈里磨练了一番的郑小瑛又被调回中国歌剧院，此时的她已50岁开外。那个时候，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访，中国指挥大师李德伦奋力内应，曾使得歌剧和交响乐一度为国人风雅，郑小瑛很是兴奋。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严肃音乐的阵地一再萎缩，特别是高成本的歌剧、交响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为了达成“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目标，郑小瑛将自己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中。至此，郑小瑛有了一个新的称号——“音乐社会活动家”。她和她的朋友们拿起乐器，免费把音乐送到学校里去。
厦门爱乐
“我们是干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
厦门爱乐
1998年，郑小瑛定居福建并创办了厦门爱乐乐团。这是全国第一个民办乐团，不靠政府供养，每办一次演出还必须临时申办演出证。那时音乐厅不景气，对她高抬场租，乐团演一场就要赔一两万元。尽管困难重重，厦门爱乐乐团坚持每天五小时排练，每个礼拜出一套新节目，队伍从一开始的30人发展到现在的70人，已经可以三四天就拿出一部交响曲了。“勒紧裤腰带拼命干，再难也要往前走，我们是干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不是说你们不懂啊，你们该来（听音乐会）呀。我们就这么一直一直地演下去，总有些人会开始了解我们的。”
如今，厦门爱乐每周五定期举行的周末交响音乐会已是一票难求。“我们那个演出厅总共才260个座位，但400个人在门口等。要知道厦门本岛只有不到100万人，十年来，我们还能保持满场，我自己感到很欣慰。”郑小瑛透露她已挖来傅人长作接班人，“原来我看他在你们上海的乐团，不敢轻易来挖墙脚，但是他没有得到重用啊。你想，国内被尊称为大师的指挥家顶多只能任职于欧洲小团，傅人长可是堂堂柏林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每年1月1日都在柏林爱乐大厅里站在卡拉扬当年执棒的指挥台上指挥整台新年音乐会。看没人和我争，我正好挖来让他施展拳脚。”老太太爽朗地大笑起来，“我让他把这里当作实验园地，他很认真地安排了一套套很有想法的曲目单，我让他放手去干！”
乐团里的年轻人都是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毕业生，郑小瑛并不计较出身，“我们曾有一个中专生把一个海龟硕士给PK掉啦。我讲究的是公平，公平才有凝聚力。学历、职称都没用，作品演绎方面，我们还可以"朝令夕改"，不必等什么红头文件批示，这样的体制有利于成长进步。”
惟一让老太太有点发愁的是“出门不易”。“2006年，我们到台湾去演，我在报纸上登了个小消息，后来一个西裤公司来电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为你们提供路费"。”谈到那次筹钱经历，郑小瑛至今心存感激。
“今年我还想去美国呢。”采访的最后，郑小瑛很是兴奋地告诉记者，去年“福建土楼”申请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今年又是中美建交30周年，老太太已在她的博客上撰文“非常希望能够携带刘湲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到加美交流，以"洋为中用"的中国交响乐新作展示我国乐坛的最新成就……”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访问加美，只欠“东风”》，老太太笑称，新一轮的“化缘”又开始了……
上周六，致力于公益演出的郑小瑛从厦门远道而来，登台东方市民音乐会边讲边演，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惊叹“郑小瑛就像有魔法一样，让东方小交响乐团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而在早报记者的专访当中，老太太热情、率真的谈吐，如同她的音乐一样鼓舞人心。
被国际乐坛赞誉为“世界最佳指挥家”的郑小瑛
武汉红区
“我偷跑到那儿,第三次才成功”
武汉红区
被国际乐坛赞誉为“世界最佳女指挥家”的郑小瑛，其演出现场激情洋溢，活泼俏皮，除了几乎每场都要亲自做一番连说带唱的乐曲解说外，有时还放下指挥棒，抄起打击乐器在指挥台上手舞足蹈地参加合奏。她年龄整80岁，指挥交响乐的岁月占去了其中的47年。
出生在上海的郑小瑛6岁开始学钢琴，长大后遵从父母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不过我读了一年就跑到解放区去了。”郑小瑛说，“我是偷跑出来的，前两次让妈妈抓了回去，第三次才成功。”
1948年圣诞节，19岁的郑小瑛逃出了家门，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武汉红区，来到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训练班文工团的团长听说她会弹钢琴，而当时文工团的成员均不识谱，于是就让这个懂音乐的小姑娘来打拍子，郑小瑛就这么干起了指挥。
1955年，郑小瑛是苏联专家挑选合唱指挥学员中的唯一一名女生。1962年，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第一场歌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三年后，她回中国指挥了第一场大型歌剧《阿依古丽》，上世纪70年代末又执棒了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震惊世界乐坛。
中国京剧团
“我以为指挥生涯要结束了”
中国京剧团
1972年，郑小瑛被调到中国京剧团，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一度认为指挥生涯走到了尽头。“当时我非常难受，京剧是什么，我能干什么，都不清楚。我觉得我要永远离开指挥这个专业了。”郑小瑛回忆说。#p#副标题#e#
“文革”时，她带着队伍演出，指挥交响乐《沙家浜》、《黄河》钢琴协奏曲，以及一些为部队写的音乐。虽然觉得压抑，但也学到很多京剧知识。“京剧的锣鼓很有表现力，虽然它的声音是那么简单。有时一句说完以后，那个大锣响一声，啪的一下，非常脆，一点不亚于西方的和弦。再有时那个小锣响一下，把你的心都勾出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美妙。”
“文革”结束后，在京剧圈里磨练了一番的郑小瑛又被调回中国歌剧院，此时的她已50岁开外。那个时候，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访，中国指挥大师李德伦奋力内应，曾使得歌剧和交响乐一度为国人风雅，郑小瑛很是兴奋。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严肃音乐的阵地一再萎缩，特别是高成本的歌剧、交响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为了达成“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目标，郑小瑛将自己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中。至此，郑小瑛有了一个新的称号——“音乐社会活动家”。她和她的朋友们拿起乐器，免费把音乐送到学校里去。
厦门爱乐
“我们是干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
厦门爱乐
1998年，郑小瑛定居福建并创办了厦门爱乐乐团。这是全国第一个民办乐团，不靠政府供养，每办一次演出还必须临时申办演出证。那时音乐厅不景气，对她高抬场租，乐团演一场就要赔一两万元。尽管困难重重，厦门爱乐乐团坚持每天五小时排练，每个礼拜出一套新节目，队伍从一开始的30人发展到现在的70人，已经可以三四天就拿出一部交响曲了。“勒紧裤腰带拼命干，再难也要往前走，我们是干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不是说你们不懂啊，你们该来（听音乐会）呀。我们就这么一直一直地演下去，总有些人会开始了解我们的。”
如今，厦门爱乐每周五定期举行的周末交响音乐会已是一票难求。“我们那个演出厅总共才260个座位，但400个人在门口等。要知道厦门本岛只有不到100万人，十年来，我们还能保持满场，我自己感到很欣慰。”郑小瑛透露她已挖来傅人长作接班人，“原来我看他在你们上海的乐团，不敢轻易来挖墙脚，但是他没有得到重用啊。你想，国内被尊称为大师的指挥家顶多只能任职于欧洲小团，傅人长可是堂堂柏林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每年1月1日都在柏林爱乐大厅里站在卡拉扬当年执棒的指挥台上指挥整台新年音乐会。看没人和我争，我正好挖来让他施展拳脚。”老太太爽朗地大笑起来，“我让他把这里当作实验园地，他很认真地安排了一套套很有想法的曲目单，我让他放手去干！”
乐团里的年轻人都是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毕业生，郑小瑛并不计较出身，“我们曾有一个中专生把一个海龟硕士给PK掉啦。我讲究的是公平，公平才有凝聚力。学历、职称都没用，作品演绎方面，我们还可以"朝令夕改"，不必等什么红头文件批示，这样的体制有利于成长进步。”
惟一让老太太有点发愁的是“出门不易”。“2006年，我们到台湾去演，我在报纸上登了个小消息，后来一个西裤公司来电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为你们提供路费"。”谈到那次筹钱经历，郑小瑛至今心存感激。
“今年我还想去美国呢。”采访的最后，郑小瑛很是兴奋地告诉记者，去年“福建土楼”申请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今年又是中美建交30周年，老太太已在她的博客上撰文“非常希望能够携带刘湲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到加美交流，以"洋为中用"的中国交响乐新作展示我国乐坛的最新成就……”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访问加美，只欠“东风”》，老太太笑称，新一轮的“化缘”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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