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室内乐经验成音乐学子短板

从郎朗到李云迪，从黄蒙拉到秦立巍，中国青年一代独奏家在国际乐坛上已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可一但涉及室内乐演奏，专业表现不仅难与独奏人才的鼎盛成正比，甚至可用“乏善可陈”来形容。近年来许多国际比赛在第二轮都设置了室内乐比赛，拥有骄人独奏成绩的中国学子往往就此败下阵来。

很多乐迷至今惦记着上世纪80年代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起飞的“上海四重奏”，他们远赴重洋后在美国站住脚跟，有了很高的国际知名度。难道中国音乐土壤就那么不适合室内乐发展吗?对于室内乐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的“战略”，乃至中国室内乐的发展，是否已经成为国内音乐院校专业音乐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对此，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方蕾没有掩饰她的忧虑。在全国九大音乐院校聚首的第二届巴洛克室内乐大师班开幕当天的校长论坛上，她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始终陶醉在以往独奏人才音乐技巧培养的成功中，那么中国的音乐教育将固步自封，音乐人才将难以登上世界艺术的最高殿堂。”

舶来品水土不服吗

国际大赛和个人成绩无疑是目前中国音乐教育的重要立足点。不少音乐院校在独奏人才的培养上倾注心力而有意无意地将室内乐学习置于脑后。然而孰知，做着独奏家美梦的青年才俊们走出学校步入现实时，乐团往往才是大多数人的归宿，此时室内乐经验便成了他们的短板，也成为乐团难以跻身国际一流水平的软肋。

起源于欧洲宫廷的室内乐是一种在室内演奏的家庭式音乐，渐而引申为较小场所演奏的音乐，主要指重奏曲和小型器乐合奏曲。“西方室内乐具有自身的文化传承，数百年的积淀使乐团成员在相互交流与合作上显得顺其自然;对于重视个人独奏才能的中国学生来说，这种颇具‘社交’性质的‘舶来品’，对音乐教育传统意义上的 ‘独生子女’(独奏培养方向)的学生，带来严重的不适应。”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学科带头人李捷教授这样认为，“室内乐需要演奏者相互聆听、相互配合，国内的学生从小主攻独奏，长期以来的教学也以一对一模式为主。一碰到室内乐，问题就暴露了，把握不到整体的节奏，不懂得倾听、合作，常常只顾自己，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另外，欧美国家室内乐的民间土壤丰厚，兄弟姐妹便可以组成三重奏音乐会，这令他们的室内乐更容易被习乐者所接受。室内乐在中国则属于阳春白雪，几乎很少有“家庭乐团”的概念，室内乐组合更是未曾在中小学普及。

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校长蔡宇提出室内乐“水土不服”源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室内乐教学，我们‘家底’太薄了。现有室内乐专业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开设室内乐课程实在‘有心无力’。”李捷对此有相同的忧虑：“国内室内乐土壤贫瘠，室内乐教学却又强调重奏经验，如果教师本身就从零开始，那么即便教也教不得法。”

音乐教育怎能急功近利

“室内乐长期以来在‘参赛为先，急功近利’的气氛中处于辅修学科的地位，个别教师甚至以影响专业课为由阻止学生参与室内乐的训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娜木拉的话更为一针见血。她认为，中国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心态需要端正。“教师和家长的抗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成长，追求‘明星’模式，更加会使学生产生偏离集体合作的意识。”

今年获得埃内斯库国际音乐节大提琴比赛第一名的26岁青年田博年是娜木拉的弟子，这位德国科隆爱乐乐团终身大提琴首席，从小就喜欢室内乐演奏。对室内乐的热爱不仅没有影响他的独奏水平，在娜木拉看来就是室内乐训练使得他的琴声更丰厚、技艺更完美——田博年先后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金奖、达维多夫国际大提琴比赛第一名及特殊艺术成就奖等独奏殊荣。“独奏训练与重奏训练是相辅相成的，享誉国际的优秀独奏家通常也是杰出的室内乐演奏家。”娜木拉坦言室内乐较之专业课更应成为基础课程，“室内乐的学习是专业音乐演奏者基本能力的训练，如同素描之于绘画是基本功一般。室内乐不仅可以鼓励学生倾听、尊重同伴，也能使学生更具客观的头脑和控制能力。后者恰恰是顶尖独奏家的魅力所在。”

室内乐教的是未来

正因为室内乐重视的是倾听与合作，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和多年的合作才能显现成效，绝非培养明星之路，也很少有一夜成名的例子，所以，“室内乐教学不可能是快餐式的，教与学都要耐得住寂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王绍武说，“要认识到我们正在教‘未来’而不是教‘现在’。”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张子辉建议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改变并扩充专业教师对室内乐教育的认识，让学校重视、教师支持、学生喜欢，从而使室内乐教育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室内乐既是器乐演奏的最高形式，又是交响乐发展的基础。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享誉世界的交响乐团都拥有自己出色的室内乐重奏组。反观国内，至今没有一支职业化生存的四重奏组合，对乐迷来说，大型交响乐和独奏音乐会也许更受欢迎。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国的室内乐发展仍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报实习生 包慧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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