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聪谈音乐人生

见到傅聪先生，是在2004年的圣诞节前夜。那时我带了巴伦博依姆《生活在音乐中》一书的译稿，去上海一家出版社商谈该书的出版事项，第二天刘元举先生也正好来上海，我建议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听听傅聪在那里的大师班讲座，没想到他去听了之后，一定要我设法让他当面采访一下傅聪。

我知道傅聪一向不大喜欢接受采访。他曾对想去采访他的人说，没什么好采访的，去听他讲课就行了。对于一些“肤浅”的记者，他也常常不假辞色。去年美国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为庆祝他70大寿，邀请他进行一系列巡回演出，首站是波士顿，然后是纽约、多伦多及温哥华，最后一站是上海。10月5日，纽约华美艺术协会在假日饭店为傅聪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傅聪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喜欢记者招待会。”当场让有些不了解他的记者为之一怔。

因此对于刘元举的要求，我真的觉得有些为难，他写过几百万字有关钢琴的著作，其中有《中国钢琴梦》、《钢琴时代》、《学琴生涯》，那本关于郎朗的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更是家喻户晓，能够让他当面见一见傅聪，这个机会实在难得，但是傅聪不但以他独特的琴音而闻名于世界乐坛，而且也以他那“真人不说假话”的直率个性而著称。让一位与他素昧平生的人找上门去，很可能会没有收获。幸好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周铿知道了情况，爽快地答应，安排我们在平安夜与傅聪共进晚餐。在轻松的气氛下一起叙谈，这个安排太好了。

七时左右，身穿深蓝色唐装，戴着黑色无指手套的傅聪先生来了。

傅聪的名字对我们这一代学琴的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我们刚刚坐上琴凳的年代，正是他在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消息传到国内之时。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大赛中获奖，而且他还同时获得了惟一的“最能体现波兰之魂”的玛祖卡演奏特别奖。在国外多年，我更了解到，他不但在六、七十年代在国际乐坛上有过一段辉煌的演奏经历，而且那时候他在伦敦家中的客厅，也成为欧洲音乐界出类拔萃之辈的汇聚之处，年轻的巴伦博伊姆在那里，首次遇见他的第一位妻子，天才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巴伦博依姆说过，他这一辈子衷心佩服的音乐演奏家只有两位，一位是梅纽因，另一位就是傅聪。而有关这段辉煌的历史，我翻了所有有关傅聪的访谈录，都没有见到他自己提起过。

听我这么讲，傅聪认为，“人不能吃老本”，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人应该不断追求进步。”我说起至今我还保留着几张他在六、七十年代录的肖邦与斯卡拉蒂等黑胶老唱片。他说“现在再听那时的录音，经常感到惭愧，因为对艺术的追求是人生一辈子的目标”。但是他建议我去听一听他与梅纽因一起录的那张重奏唱片。

傅聪已经70岁了，但每天还要练上八小时的琴，练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说他弹钢琴起步较晚，缺乏“童子功”，只能以勤补拙。“艺术家生涯不容易，生命是很苦的，当然乐也在其中”。他的生活完全为音乐而专注，“我曾经说过我是音乐的奴隶，所以必须战战兢兢，它永远是一座高山”。“每次音乐会都不完美，但每次都有新鲜的东西。因为音乐与人都是生命”。

“音乐与人都是生命”这句话的意思与巴伦博依姆在他的那本书里所说的那些道理是何其相似。在巴氏书中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章中，分别以《音乐的生命》、《生命中的音乐》、《音乐与生命》为标题，系统地论述了音乐与生命的关系。傅聪与巴伦博伊姆不但在音乐演奏上互相欣赏（傅聪说他很喜欢巴伦博伊姆弹的莫扎特），并且在音乐艺术的观点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提到郎朗，傅聪说郎朗的天才是无限的。这一评价与巴伦博伊姆去年五月对我说过的话是完全一样的，他俩都使用了“无限的”（巴氏说的是“unlimited”）这一评语，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傅聪非常喜欢郎朗的演奏，夸他才华横溢，天分甚高，什么条件都具备，手指又柔软至极。“郎朗的手简直不像人的手”，他说：“我自己的手笨得要死。现在年轻的一代幸运得很，童子功好得不得了，基础打得很稳固。”但是他接着指出郎朗的弹奏中有民间艺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强烈的自发性，从另一方面讲，还没有达到像昆曲那样的高雅趣味和境界。

说到趣味，他担心郎朗在美国那样一个文化趣味不高的国家里会影响精神境界的升华。他希望郎朗能从巴伦博伊姆等老师们那里学到更好的东西。他认为趣味是可以后天培养的，而郎朗那么年轻，学东西又那么快，因此他对郎朗充满期望。我们问他对李云迪的印象，傅聪说，他没有听过李云迪现场演奏，不过听他最近的录音，那几首肖邦的诙谐曲弹得非常棒，比以前又有长进。

曾经有一位多伦多的记者问傅聪，他对中国年轻一代钢琴家的印象，他说：“他们的技巧非常好，但外表动作太多了，他们应该记得，他们是弹给听众听的，而不是弹给观众看的。”

刘元举问傅聪，中国现在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或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傅聪的回答发人深省：“一批光彩的手指。”他认为，中国人在演奏技巧上好得不得了，音乐感也无与伦比，但要领悟西方音乐的精髓，谈何容易。好的艺术只有千锤百炼，他认为年轻一代的演奏家都是在糖水中长大的幸运儿，人要在苦水中浸透，才能领会音乐的真谛。

说到音乐的品味，傅聪显然是欣赏欧洲的高雅趣味，而不喜欢美国文化中的商业化倾向。与巴伦博伊姆一样，他也不喜欢霍洛维茨的演奏风格，认为他过分迎合了听众的趣味。确实，对霍洛维茨来说，音乐会的现场效果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多年以前，曼哈顿音乐学院的系主任康斯坦斯·京曾经弹琴给霍洛维茨听，她弹了那首极难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降e小调前奏曲》，弹完之后，她期待作为拉赫玛尼诺夫好朋友的霍洛维茨会提出独到的批评性意见。“太棒了”，霍洛维茨说：“不过在乐曲结尾处你应当加速。”京问道：“为什么？拉赫玛尼诺夫并没有在乐谱上作这样的指示。”霍洛维茨微笑着悄声说：“噢，为了好的卖座率。”

一种是音乐至上，一种是听众至上，在这一点上，钢琴家可以分为两类，而傅聪与巴伦博伊姆在音乐的理念上是一致的。即使在钢琴演奏的具体问题上，他俩讲的话有时也是惊人地相似。傅聪在2002年《钢琴家》杂志的访谈中说：“音乐要求每个手指高度的独立性，你的每个手指就像兄弟一样，五个兄弟在这只手上，五个兄弟在另一只手上。”而巴伦博伊姆在他的书中写道，钢琴弹奏“就十个独立的手指而言，可以是十个个体。”

也许正是这种在许多观点上的一致性，造就了傅聪与巴伦博伊姆这两位大音乐家之间的友谊。然而他们的交往却因为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而中断了多年。那是在1967年春季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身为以色列公民的巴伦博伊姆为了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杜普蕾、斯特恩、祖宾·梅塔等一批犹太裔音乐家去以色列演出，他邀傅聪同行。没想到被傅聪一口回绝。傅聪说，“当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在哪一方还不能确定的时候，我怎能跟你去以色列？”傅聪的话不但得罪了许多犹太裔的音乐家，也给巴伦博伊姆高涨的爱国热情浇了一瓢冷水。傅聪是性情中人，真诚坦率，不平则鸣，为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表示同情，他不但中断了与朋友的友谊，也差点断绝与儿子的关系。他视儿子在这一观点上的态度为大逆不道。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他父亲傅雷嫉恶如仇的个性，他记得，“1956年离开上海时，父亲临别赠言：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做钢琴家。其实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做人的基本精神价值。”

巴伦博伊姆后来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听我的同学张立国说他几次主动接近傅聪，想修复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次巴伦博伊姆带领芝加哥交响乐队去伦敦演出，他筹备了一次中餐聚会，想邀请傅聪去，可是没联系上。又有一次他去欧洲演奏，给傅聪送去了音乐会票，才恢复了暌违数载的友谊。

我说，巴伦博伊姆现在几乎成了巴勒斯坦的代言人了，傅聪欣慰地说：“他在这个观点上已经完全转变了。”我告诉傅聪，巴伦博伊姆一直将傅聪视作是他自己的大哥，傅聪掰着手指头说：“他比我小八岁，我的第一个妻子比我小一岁，然后是祖宾·梅塔又比她小一岁，然后是……。”他圈子里的音乐家朋友的年龄正好是一个挨一个。他问我，巴伦博伊姆上次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受的伤，“你让他来找我，我给他介绍我的气功师，一定能治好他的伤。”傅聪是重情谊的，但是他更重视他做人的原则，他受他父亲影响最深，“就是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和有思想的人。有了文化修养，弹琴就一定有品味。”

在这一点上，傅聪永远是傅聪。

（原载于《钢琴艺术》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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