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春：寒冬的访问——访问刘雪庵记录

梁茂春（音乐史学家、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采访说明

一、寒冬拜访刘雪庵

我和俞玉滋老师一起去采访刘雪庵先生的具体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晚冬。所有的联系工作都是由俞老师负责的，因为她和刘雪庵是老熟人，20世纪50年代她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习声乐时，就访问过时任副院长的刘雪庵。“文革”中他们又一起被发送到天津的军粮城农场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刘雪庵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谱写的爱国歌曲《长城谣》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谱写的艺术歌曲《飘零的落花》《红豆词》《追寻》等曾被广为传唱。他的音乐创作才华横溢，在人们口头传播甚广的黄自“四大弟子”（指黄自在20 世纪30 年代带的作曲学生刘雪庵、贺绿汀、江定仙和陈田鹤）中，刘雪庵也是佼佼者。俞玉滋老师和我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采访刘雪庵是我们强烈的愿望。

50年代俞玉滋那次对刘雪庵的采访之后不久，刘雪庵就跌入了政治的深渊—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刘雪庵被错划为音乐界的“大右派”，被剥夺了创作和教学权利长达20多年。

刘雪庵的“右派”问题是1979年3月获得“改正”的。我们登门采访他的时候，距他被“改正”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到高压政治的长期摧残，刚刚获得“改正”的刘雪庵，还没能从“冰冷”的状态下完全“解冻”，这从他谈话的谨慎小心可以感觉出来。但那时他已经开始“复活”了，还在1979年10月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见到了老朋友贺绿汀，还一起照了相。当他将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作为采访者，我们的思维也还没能从固有的模式（即“阶级斗争史学观”“为政治服务艺术观”等）中解脱出来。就我来说，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在20世纪的60 年代。当时，音乐史上的刘雪庵就是“黄色音乐作者”“国民党御用音乐家”“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刘雪庵的“右派”问题虽

然已经“改正”了，但是那些被批判的“坏作品”，它们都能够变成好作品了吗？

因此，我们的采访大体上还处在一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语境”之中，是备受思想束缚的采访者和备受政治摧残的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采访者带着同情，也带着疑虑；受访者战战兢兢，唯恐话有闪失。一问一答之间，相互之间心存隔阂、言不由衷。半天的交谈中，刘雪庵先生没有提到一句他的历史委屈，有的只是淡然和超脱。

今天重新整理这次采访记录，可以回顾发生在30多年前的“1980年当代史”，可以回味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心有所感，我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寒冬访刘雪庵

噩梦刚醒暖还寒，陋室拜望刘雪庵。

卄年枷锁刚卸下，半世心缰尚酷严。

惊弓之鸟惮鸣唱，覆巢之卵难有全。

幸有匆匆一探访，乐史真迹留一斑。

二、乐史真迹留一斑

1980年初，当我和俞玉滋老师应约按时来到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时，只见这里平房低矮、屋里水泥地面凹凸不平、窗户的光线黯暗。当时已经75岁的刘雪庵先生满头白发，脸上刻满沧桑，动作显得有点迟钝，眼力也明显不济。语言表达还算清晰流畅，但是记忆力有些下降了。对于30 年代一些作品的创作时间，他常用“大约写于35、36 年吧”来回答。我们询问《中国组曲》的创作时间，他的回答是“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一个很宽泛的回答。有些稍微牵涉政治的问题，他常用“记不清了”作托词。

即便如此，我们的这次采访还是有重要收获的，因为通过这次采访，对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所提到的在法国出版的《三歌曲》《中国组曲》，在日本出版的《四歌曲》等事情，是我们原先所完全不知道的。这次采访的三年之后，刘雪庵即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无法再进行像这样面对面的采访了。这是一次我们与刘雪庵的“面对面”，又是“刘雪庵谈刘雪庵”，是真正意义的“抢救”。这次采访五年之后，刘雪庵就与世长辞了。我和刘雪庵先生仅此一面之缘。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俞玉滋老师带我去采访刘雪庵先生。应该说，这次采访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第一，刘雪庵对他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和四个乐章的内容、形式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使我们对这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钢琴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前，我们对这部作品是知之甚微的。刘雪庵的亲口所述，对分析、理解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刘雪庵创作《流亡三部曲》的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他是如何在上海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为什么要以《松花江上》作第一部，又在去香港的船上和江凌一起创作了第二部《离家》，然后又完成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我们就对《流亡三部曲》的全部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了解。

第三，刘雪庵在谈到《长城谣》时说：“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这个说法和我们原先知道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指出《长城谣》与河北通县民歌在音调上有密切的联系，并说安娥曾经指出了这一事实。这对我们分析《长城谣》的音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刘雪庵在谈到《何日君再来》时是一带而过的，但是他提到了后来蔡楚生导演的进步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电影中，还将歌词改

成了“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就使《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带上了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色彩。这也是不久之后（1980年底至1981年初）在《北京晚报》《北京音乐报》（今《音乐周报》）展开的一场对《何日君再来》的大争论的原因。

最后，我们请刘雪庵提供他的生平简历，原因是我们当时很难找到关于刘雪庵生平的准确资料，他已经完全被历史封存了。

刘雪庵亲口告诉我们，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为了证实他自己的话，他还找出了他的户口本给我们看，这是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的重要证据。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介绍刘雪庵的文章，大多说刘雪庵出生于1905年11月7日，误差与他本人所述有五天。不知道这个误差是如何产生的？而我则相信刘雪庵本人的口述和户口本的记载。

这次难得的采访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刘雪庵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艺术歌曲《追寻》《枫桥夜泊》等都没有来得及请他细说创作经过；有一些当时被认为是“黄色歌曲”的代表作，如《弹性女儿》等根本都没有提及，那是怕重提这些作品，又会引起老人的惊恐与不快。

还有一些歌曲在当时仍然是很敏感的问题，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因为《巾帼英雄》的词作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桂永清，《空军之歌》歌颂的是国民党领导的空军。这些作品都是刘雪庵被证明曾经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例子，是属于“国民党线上”的歌曲。一提到这些作品，刘雪庵都以“记不清了”来回避。

话到嘴边留半句，事逢麻烦绕一圈。这是我们采访者和受访者当时的真实心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冷静地对待历史问题了，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与国民党军队有关的歌曲，也是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

访问记录

时间：1980年1月23日

地点：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

采访人：俞玉滋、梁茂春

记录整理：梁茂春

问：很高兴见到您，我们有一些关于您的作品的问题想当面向您请教。请您谈谈您最初的歌曲创作情况。

答：大约在1936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过我的《四歌曲》。这本《四歌曲》中包括我的四首歌：《采莲谣》《早行乐》《飘零的落花》和《菊花黄》。《四歌曲》是东京龙吟社音乐事务所出版的，是通过齐尔品介绍去的。在这之前，我还在法国巴黎出版过我的《三歌曲》（约在1935年），也是齐尔品介绍的。《飘零的落花》是我在“音专”上学时写的，最迟不超过1935年。这首歌是先写曲调，后写歌词，是蔡绍序最先唱的。曲调委婉、抒情，抑扬起伏，合乎练声曲的需要，常被当作声乐训练的教材使用，以上行的曲调为主。《采莲谣》可能是《音乐》上用了的歌词，黄自先作了一首曲子，我又用相同的词（韦瀚章词）谱写了另一首，曲调与黄自的不同。《早行乐》曲调的骨干音是“re—fa—sol—do”，音乐风格和一般的歌曲不同，我是受西北民间音乐风格的影响，创作时间与《飘零的落花》相同。《春夜洛城闻笛》写作时间比《飘零的落花》早，可能是1933年。该曲选用李白的诗，是为《音乐》编选时作的曲，为中学生的音乐教材而写的。这首歌传唱得很普遍。

问：请您详细谈谈您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

答：《中国组曲》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是受到《牧童短笛》影响而创作的。由《头场大闹》《傀儡舞踊》《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四段音乐组成。模仿四川锣鼓写的《头场大闹》是第一首，像是开场锣鼓。第二首《傀儡舞踊》是映射满州国的，其中的皇上就是傀儡。我用了四川民间木偶戏的音乐素材和节奏，以表现滑稽的形象和可笑的动作。江定仙在上海实验话剧团演《武则天》的时候，曾经用了《傀儡舞踊》的音乐来做这部话剧的配音。当年是郁风演的武则天。第三首《西楼怀远》，音调上我用了西北、西南风格的音调。以“fa”音起，模仿琵琶古曲和西北民歌的特点。事实上是用琵琶古曲的音调“凡五六凡尺上”—“fa—la—sol—fa—re—do”。黄自看了这首曲子后，觉得曲调很怪，因为从调式上讲，的确与别的调式不同。我不想走老路，而想走新的路子，尝试一下新的调式，用“fa—sol—la—do”结束。三个声部的复调手法，是受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复调手法的影响。最后第四首是《少年中国进行曲》，音乐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受舒伯特的进行曲影响。但是曲调是中国风格的，表现新的中国。苏联的音乐家曾经把这一段编成管弦乐，列宁格勒出版社1956年出版了这首器乐曲。这套《中国组曲》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全部乐谱，章道尊手上有这套乐谱。在国内由吴乐懿演奏，并出了唱片。

问：请您谈谈出版《战歌》的情况与创作《流亡三部曲》的经过。

答：《战歌》一共办了十几期，是我和“上海音专”的谭小麟等几个人办的。在上海办了四期，后来转移到汉口继续出版。《流亡三部曲》发表在第六期上。华北平津流亡学生来上海唱了《松花江上》，是江凌拿谱子来给我看的。我是1937 年底看到谱子的，谱子上没有写作者是谁。曲调非常好听，但是歌词有一点颓废。我觉得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倒下，我想把悲愤改成悲壮的情绪，于是就开始构思《流亡三部曲》。当时我正参加上海救亡协会的工作，和江凌一起坐船经香港再到武汉去。在船上，我叫江凌同志写的歌词，总的是希望改为让人振奋的，在第三首歌要表现复仇的情绪。在船上还碰到了郭沫若同志，他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工作。他说：“要悲壮，不要悲伤。”郭老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们在船上就写出了《流亡三部曲》的第二部《离家》，郭老对此非常欣赏。正好郁风在船上，也帮我们出主意。不久之后，我们又写出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以《松花江上》为第一部，以《离家》《上前线》为第二、三部的《流亡三部曲》完成了。完成的时间是1937 年12 月。最近我有一篇文章给了《文艺报》，回忆《流亡三部曲》的创作经过。

问：请您谈谈《长城谣》和《红豆词》等歌曲的创作情况。

答：《长城谣》是潘孑农词，周小燕唱的，是一首抗战歌曲。写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1937年）已经发生了，诗的背景是反映时代的，是对日本侵略华北有感而写的，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长城谣》写出来之后，记得有一次安娥和我谈过，说我的这首歌是和一首通县民歌的旋律有联系。她是通县人，所以对通县民歌非常了解。我在创作的时候把句子引申开了。《长城谣》在当时很受欢迎，一半功劳要归周小燕，由于她的歌唱，歌曲才引起了轰动。这一时期我写的歌曲还有电影《何处不相逢》的插曲《湖上轻舟》，我家里还有这首乐曲的乐队谱。还有电影歌曲《满园春色》《思故乡》《如此繁华》等，以及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配乐、为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1938年）写的插曲等。《何日君再来》是1937 年创作的，是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1939 年蔡楚生导演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了电影里，内容改成：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事是项堃告诉我的。电影的配乐是我创作的。《孤岛天堂》中还有一首同名的主题歌，是蔡楚生作的词，我作的曲。这是一首男女声二重唱。

1940年我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当时音乐院办在青木关。1942年郭沫若写了话剧《屈原》，我为该剧写了配乐。杨仲子解聘我以后，我就到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副教授，在那里教音乐。

《红豆词》是1943年在重庆谱写的。当时朱彤写了话剧《红楼梦》的剧本，戏中曹雪芹自己弹琵琶，自弹自唱《红豆词》，曲调带着幽怨感。实际上，正式上演的时候剧中没用《红豆词》，但是这首歌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因此单独流行起来了。当时我在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工作，我是根据曹雪芹原诗的意思体会出这种音乐风格的。

问：请您详细说说《空军之歌》和《巾帼英雄》的创作经过。

答：记不清楚了。

问：请您谈谈抗战胜利之后，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音乐创作情况。

答：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搬到苏州，我随之到了苏州。

1946年在西安出版的《诗歌与音乐》月刊里，有专门介绍我及我的作品的文章。1953年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1956年根据琵琶曲《平沙落雁》改编了钢琴曲《飞雁》。钢琴曲《飞雁》的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由金石演奏的。谱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也发表过。同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由顾圣婴弹奏过。

问：请将您的生平简单和我们说一说。

答：我的简历如下：1905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四川铜梁县，铜梁县在重庆西北百余里。这是我的户口本，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在铜梁上小学，听老师讲过岳飞的《满江红》。小时候我学过吹笛子、箫，因为我的大哥、二哥会吹，跟随他们学的。在铜梁上县立中学，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到楚南会馆教音乐课。1926年我进入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音乐，学的是小提琴、钢琴，还学唱昆曲。学了一年半回到铜梁县当小学校长，并办了“戴帽子”中学。1923年我开始写作儿童歌曲。1928年写了《春天来了》。1930年我到上海进入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是陈望道，田汉也在这所学校教书。我与田汉等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我在中华艺术大学学戏剧，洪深在这里教戏剧，学音乐是挂名的。1931年春转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作曲，我与贺绿汀同班，跟随萧友梅、黄自学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我回铜梁，半年后又回“上海国立音专”复学。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已写过一些电影歌曲。1936年7月我从“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毕业，江定仙、陈田鹤早我一年毕业。1937年我是自由职业者，给电影写音乐。1938年到武汉参加“三厅”工作。1940年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1942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副教授，教音乐。1946年到江苏苏州文化教育学院任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53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教授。1956年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副院长、教授。196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附 记

我把采访刘雪庵的记录整理好之后，曾寄给俞玉滋老师过目，请她提出修改意见。2012年1月6日我接到俞老师的电话，她说：“你的《访问刘雪庵记录》我看了，很好，没有意见。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先拿出户口本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他家庭出身在是‘小土地出租’。他刚刚参加了‘文代会’，和金山、贺绿汀等人照了照片，还给我们看他们的合影照片。我们一起采访他之后，我又一个人去找他核实过材料，他还是回避问题。因为不久后《北京晚报》又批判他了，他又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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