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典音乐的“梅百器时代”

梅百器与学生合影，左上角为其寄语

梅百器指挥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梅百器

1919年，一位意大利指挥家来到上海，接手了当时不很景气的上海公共乐队，用仅仅几年的时间将其发展成为远东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他就是意大利著名钢琴家和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

今年是梅百器在上海去世70周年。梅百器1878年生于佛罗伦萨，8岁开始学习钢琴，10岁进入那不勒斯一家音乐学校学习，11岁举办了公开演奏会。虽然母亲奥古斯塔热爱艺术，但父亲特莱马科却是个严厉的人，一想到儿子长大以后无非是一个“平庸的音乐家”他就感到害怕。所以，他不让小梅百器成天学音乐，坚持让他继续正常的读书生活，希望日后儿子能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梅百器却下定决心献身音乐。14岁那年，梅百器卖掉了他的书籍和他唯一值钱财产——“一只古老的怀表”，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了罗马，拜他梦寐以求的钢琴家乔瓦尼·斯甘巴蒂为师。斯甘巴蒂慧眼独具，梅百器出类拔萃，17岁那年便因赢得五年一届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得到公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欧洲巡演。这次巡演成为梅百器音乐生涯的转折点。正如他自己所述，“就在这些地方，我第一次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交响音乐会，接触到了伟大的指挥家。突然之间，我感觉我的钢琴作为一种音乐表达方式，实在太贫弱了。”凭借一封普契尼的介绍信和一曲演奏绝妙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梅百器考进音乐学院，并服务于米兰的3家歌剧院，向包括托斯卡尼尼在内的指挥家学习。

毕业后，在用了一年时间指挥交响乐团在意大利巡演之后，梅百器决定回到他“纯粹的钢琴音乐”中去。那时，他在爪哇岛狂热地爱上了一位比他大10岁并有2个孩子的有夫之妇伊丽莎白·麦肯基，决定落脚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首都巴达维亚，并把这座城市当作在亚洲各地巡演的起点。伊丽莎白·麦肯基几年后不幸坠马丧生。后来，一位年轻美貌的荷兰女士萨拉·海伦征服了梅百器，女儿佛罗里亚的降生终于使梅百器开始寻找安定的生活。

1918年圣诞节过后第三天，一艘从香港开出的大英轮船驶近上海港。梅百器应斯托克之邀来到上海，准备在奥林匹克大戏院举办几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但华东地区的严寒把他击倒了，医院告知梅百器患上了严重的肺炎，需要留在上海卧床休息。

1919年初，康复后的梅百器在上海举办了3场音乐会，大获成功。特别是第3场音乐会，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并以钢琴兼指挥的风采赢得了听众的心。在公众的强烈呼吁中，梅百器被任命为上海工部局所属交响乐队的指挥。从此，“吉普赛式的生活已经过够了”的梅百器，与妻女一同来到上海，并开启了上海古典音乐的“梅百器时代”。

1919年至1946年，梅百器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27年，将他职业生涯中的黄金时代献给了上海。他对西方古典音乐和专业音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演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是梅百器和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为中国本土音乐家的成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世纪20年代初，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慕名前来参加了几场音乐会，他认为上海工部局乐队比日本或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乐团都要优秀，堪称“远东第一乐团”。上海工部局乐队声誉大振，上海也成了世界著名音乐家巡回演出的必经之地。1923年，全球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弗兰茨·克莱斯勒与乐团一起在沪演出。1924年，叶夫列姆·津巴利斯特紧随其后抵沪，而后是1925年的美国小提琴家雅沙·海飞兹。其他独奏家或独唱家要想在上海演出，都会跟梅百器和乐队进行合作，包括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费奥多·夏里亚平、波兰籍美国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爱尔兰男高音歌唱家约翰·麦科马克等。

随着乐团发展的日益完善，梅百器在演出曲目中增加了当代音乐作品数量。一份被称作“俄罗斯与法国现代作曲家”的节目单，列出了穆索尔斯基、斯克里亚宾、里亚多夫、格拉祖诺夫、丹第、杜卡斯、弗雷和夏布里埃的作品；另一份题为“现代主义与印象主义”的节目单，包含了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作品。

1925年，梅百器给工部局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允许中国人出席上海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要么他辞去指挥的职务。正是在梅百器的力争下，中国听众步入了交响乐殿堂。也是在他的努力下，1927年，小提琴手谭抒真成为第一位在乐队中演奏的中国音乐家，而后，黄贻钧、陈又新、徐威麟等陆续成为工部局乐队中的首批中国演奏员。从1930年开始，梅百器指挥的工部局乐队开始与包括马思聪在内的中国独奏家合作，首次演奏了中国作曲家黄自的交响乐作品《怀旧》，并与近300名中国歌手组成的“雅乐社”合唱团一起，在中国首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1927年11月27日，中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院在上海建立，工部局的很多乐手都成为音乐院的兼职教员。

1942年日军控制了租界的文化生活，将上海工部局乐队重组为“上海爱乐乐团”。为了说服梅百器继续担任指挥，竟然把他带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在作为严刑拷打和刑讯逼供中心的桥屋监狱关押他24小时，但梅百器仍然拒绝接受职位。“从那以后，日本人就把我当敌人。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上，甚至连我的学生开音乐会，也不能对外宣称是我的学生。”

在1945年6月梅百器67岁生日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他被55个学生簇拥着，除了8个外国人，其余的都是中国学生。其中的傅聪、巫漪丽、吴樂懿、周广仁、董光光、杨嘉仁、林俊卿等等，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代独奏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

194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去跟朋友们打牌。朋友发现他要吸烟时，却把冒烟的那一头塞进了嘴里，这是中风的征兆。当朋友们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半身不遂。3天后的1946年8月3日，梅百器去世。他的葬礼于8月5日下午4点在虹桥公墓举行。

那年，缅怀梅百器的活动持续了整个秋天。当时的《文汇报》刊登了一位贺女士在梅百器去世前不久对他的专访。当贺女士问他为什么背井离乡在中国一待就是几十年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相信在中国做一个音乐先驱者要远好过在我自己的国家，因为我自己的国家并不需要我。”

英文的《大陆报》是这样讲的：“毫无疑问，梅百器大师对这座城市贡献巨大。尤其对华界，他用西洋音乐启蒙了民众的耳朵，可谓居功至伟。他激发了许多中国学生，向他们传道授业，让他们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音乐家。对千千万万中国人而言，他打开了通往音乐史上最伟大大师们不朽之作品的大门。”（蔡金冬 斯坦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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