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贺典雄的跨界人生

《经济观察网》2011-05-26

“我生命中唯一令我震惊的是，在一条我不想走的路上，走得这么远。”这位音乐界与商界的跨界英雄如此轻描淡写，似乎参与缔造和领导亚洲最伟大的公司之一的经历，仅仅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意外。 

4月23日，81岁的大贺典雄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而未能再一次指挥东京爱乐乐团原定于5月4日的赈灾义演。 

生于1930年的大贺典雄，是一个木材进出口富商的第四个儿子，幼时即痛恨体育运动，却有不错的音乐天赋。16岁时，他成为中山贞一【日本著名音乐教师和歌剧演员】的学生，此后四年，每周从东京附近的海湾骏河湾往返东京学习德语歌剧的经验，这令他日后精通德语。1949年，他是全日本13名考入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之一。大学四年级时，他又接受了盖哈德·胡什【德国著名歌唱家】的邀请，到柏林去做歌唱家的学生——这一道欧洲的游学从1954年夏天持续到1958年。还在读书时，他就已经在一系列歌剧中扮演角色，这些剧目中有很多被制作成广播剧，其中包括瓦格纳和舒伯特的作品。 

如果不是在1950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井深大【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盛田昭夫】，那么大贺典雄将毫无意外地作为一名音乐家度过一生，而不必等到60岁时才重返乐坛——在他决定接受盛田昭夫的邀请加入索尼时，大贺典雄就决定，要在自己年满60时重返乐团。1990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重新开始担任乐队指挥。

井深大将大贺典雄描述为“一个傲慢无礼但精通技术的大学生”。但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他对音乐的了解对他正在研究的索尼磁带录音机技术大有助益，同时他又拥有惊人的雄辩与说服力。

此后，盛田昭夫用了6年时间来游说立志成为音乐家的大贺典雄放弃音乐，选择商业，加入索尼。1953年大贺毕业时，盛田昭夫第一次发出邀请，他甚至不要求大贺全身心投入，只希望他在“精神上”成为索尼的员工；此后在大贺身处欧洲的四年时间中，每周他都会接到忙碌的盛田昭夫亲手写的信件。

终于，1959年4月，大贺典雄成为索尼的一名中层管理者——在当时一个企业员工要用20年才能得到这个职务。1964年，35岁的大贺典雄成为索尼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随后他一步步成为这家亚洲最国际化的公司的最高领导者。

在他任职期间，索尼成为音乐、电影和作为快速消费品的个人电器领域的世界级巨头。他像最挑剔的用户那样，考虑索尼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产品的重量和感觉，金属的亚光黑色，各个功能键的设置，甚至索尼标志的大小”；索尼全球所有的广告标题都由他撰写，甚至连字号、字体和广告位置都由他决定。如果你能意识到索尼正是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苹果，那么你就更能理解大贺典雄取得的成就。

除了那些公司管理、合作与并购（在大贺典雄任内涉及到音乐与电影，CBS与哥伦比亚，迈克尔·杰克逊与山口百惠都是索尼旗下艺人）、市场开拓与销售方面的成绩，大贺典雄为人乐道的成就，还包括他将索尼引入了数字化时代。是他领导的索尼公司和荷兰公司飞利浦一起制定了CD的标准，也是他将一张CD的长度确定为75分钟，因为这个长度刚好可以容纳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全曲，因而也可以容纳下所有最重要的音乐。尽管音乐界的保守主义者们坚定地认为数字化是在出卖音乐的灵魂，但是大贺典雄创造的这一潮流已经被刚刚过去的历史所证实和接受。

和盛田昭夫一样，在公司内部他是个令人颤栗的暴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心细如发，能够觉察到秘书的失恋并给予安慰。他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一流的商人和稳重的指挥家，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个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他曾经驾驶着索尼的飞机飞越航空禁区，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赛车手。

当他决定卸任索尼最高领导者的职务时，他颇为踌躇地为索尼选择了一位接班人。那是1995年一个闷热的下午，大贺在自己位于7层的办公室里单独召见了出井伸之。在不到15分钟的会面时间中，大贺典雄用一贯独断专行的口吻，对被吓得不知所措的出井伸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做我的继任者。”

如果不是因为索尼教父盛田昭夫突如其来的重病——脑溢血让这位史蒂夫·乔布斯最欣赏的商人之一、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子产品“随身听”的缔造者失去了正常的思考与交流能力，大贺典雄原本计划让索尼更加激进地迈入全球化时代。在大贺典雄的计划中，索尼公司将有两个国际总部，在日本的索尼控制着电器、研究和生产，在纽约的索尼控制着世界市场和内容、软件。这种想象中的格局正类似于今天的索尼，斯金格与中钵良一（一位美国人与一位日本人）通过配合共同管理着这家公司。但是盛田昭夫的突然生病，让形势变得无从抉择：大贺典雄必须挑选一个日本继承人。

当出井伸之被任命为索尼的总裁时，公司内部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他。大贺典雄说，索尼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需要一个勇敢的异教徒来带领这家公司做出正确又别致的选择。出井伸之毫无疑问地让索尼更加全球化，但另一些方面，大贺似乎又很失望。出井伸之曾经说：“每次见面他都会向我发难：我创造了CD、微型光盘，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做了什么？你打算做些什么？”他们的关系很微妙。大贺典雄选中了出井，并且庇护着他，但是又尽情宣泄着对出井的不满。而出井伸之也承认同大贺典雄的会面让他压抑，并且精疲力尽，“他总是坐在那儿讲个没完，他不交流，只是宣讲……”

或许没有什么比索尼的衰落更让大贺典雄心痛的，尽管他已经选择了音乐家的生活。他公开表达过对索尼在全世界范围内衰退的失望。当苹果公司因为iPod一举取代索尼成为音乐播放领域的霸主时，在硅谷流传着一则残酷的笑话：“SONY怎么拼？A—P—P—L—E”！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的接班人，无论是谁，终究没能造出媲美“Walkman”和“CD”的产品。

当然，公司的崛起与衰落，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铁律。很少有公司能总是引领时代潮流而不衰。无论是惠普、微软、索尼还是雅虎，甚至更年轻的谷歌都面临着失宠的危险。能够参与将索尼塑造成为20世纪后半叶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最酷的公司之一，已经足以让人自豪。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个专业级的音乐家，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跳跃的人。

曾有人问大贺典雄，如何看待自己在索尼公司的职业经历，他的回答是：“我生命中唯一令我震惊的是，在一条我不想走的路上，走得这么远。”他如此轻描淡写，似乎参与缔造和领导亚洲最伟大的公司之一的经历，仅仅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意外，而没能更多的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才真正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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