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的荣耀与尴尬

今年是德国作曲家舒曼逝世160周年，也是莫扎特诞辰260周年；去年则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诞辰150周年。相比莫扎特和西贝柳斯的诞辰纪念活动的轰轰烈烈，舒曼的纪念活动似乎冷清了许多。欧洲乐坛有否动静不清楚，反正我们这里的乐团好像没听说有哪家要举办纪念音乐会或其他活动。

舒曼当然是德奥音乐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曲家。暂且不论他在作曲领域取得的成就，舒曼在音乐评论上的卓越建树，就非常令人敬佩。他一手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一扫当时陈腐的艺术空气，大有“文起八代之衰”之风范，对促进浪漫派音乐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发掘并向公众推介了不少音乐新星，他们日后都成了彪炳乐史的杰出作曲家。比如，舒曼这样介绍柏辽兹及其《幻想交响曲》：“我已经浏览了无数次柏辽兹的交响乐，开始时我非常惊讶，然后恐惧，最后是惊叹和敬慕。”他独具慧眼地阐述肖邦作品的价值：“如果北方最强大的独裁统治者能够知道在肖邦的作品中，在玛祖卡的简单旋律中，潜藏着危险的敌人，他会对音乐发布禁令。肖邦的作品是鲜花丛中的炮火。”（舒曼所提北方最强大的独裁统治者，指的是当时统治波兰的沙皇俄国。）他不顾精神疾病的折磨，在搁笔十年后重新拿起笔，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把青年勃拉姆斯推向大众：“我想，在这样良好的开端之后，一定会突然出现一个把时代精神加以理想表现的人物……这人果然来了。他是一位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青年，从襁褓中就是在艺术女神和英雄的守护下成长起来的。”

舒曼拥有作为音乐家的敏锐细腻的艺术感觉，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这些文采斐然的音乐评论，以及他扶持的那些作曲家，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从而证明了他艺术眼光和见识的卓尔不凡。舒曼做的另一件永垂史册、并屡屡为后人所称道的事，是在舒伯特去世多年后，发现了他的《C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使之重见天日。在《舒伯特的C大调交响曲》一文中，舒曼讲述了自己与舒伯特的弟弟相识，从他那里意外地获得珍宝——拿到舒伯特交响曲手稿时高兴得发抖的情景，然后就是对《伟大》交响曲这部杰作不遗余力的赞美：“这部完全独立于贝多芬交响乐的交响曲再一次表明了男子气概的根源。在此人们能正确和明智地看到舒伯特自身的天才如何得到了体现。”明珠虽沉埋，幸有识宝人。正是在他的鼎力推荐下，门德尔松指挥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首演了《伟大》交响曲，从此，这部交响名著可与贝多芬的《英雄》、《命运》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比肩并立而毫无愧色。

也许是作为音乐评论家的名声太过响亮，加之世人津津乐道于舒曼与克拉拉传奇的爱情故事，人们对他作曲上的贡献或多或少忽略了。舒曼可能不如莫扎特优美，不如贝多芬宏伟，不如舒伯特华丽，也不如勃拉姆斯深邃，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忽视他的作品的价值及其独有的美。舒曼流传于世的那些优秀乐曲，大到《春天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小到钢琴音乐《梦幻曲》、《狂欢节》，乃至他为双簧管写的许多小品，无不情感真挚，澄澈透明，仿佛闪耀出水晶般清新璀璨的光芒。

纪念一位音乐家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我们专心倾听他的音乐。此时，正如舒曼说的那样：“最好的谈论音乐的方法是静默不语！”

（转载自《新民晚报》201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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