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红《弦上秧歌》 听民间欢愉背后的声音

文 | 王丹红

从2005年第一首民族管弦乐曲《云山雁邈》的创作至今，我在民族器乐的写作上已有十个年头了。通过从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十年来我创作了不少获得认可、经常上演的民乐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弦上秧歌》无疑是我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所创作的惟一一部不受委约、发自内心、表达自我的音乐作品。它来自于我内心强大的人生感悟和对音乐执着的热爱。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弦上秧歌》问世以来近百场的演出已经说明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和喜爱程度。

作品创作于2010年。记得在乐曲的解说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解秧歌。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托。只有在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人们用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对于从小生长在东北的我，虽然没有机会真正走入乡间去体会这一极具北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但是从小在街头广场上的百姓娱乐活动中，也耳濡目染了被“城市化”了的秧歌艺术。对于这一体裁形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火热、激情、欢快、浓烈的舞曲形式。而对于这一形式表象后深层次的情感挖掘甚少。在这一欢愉的民间活动背后，隐藏了多少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活泼欢快、思念哀伤、诙谐幽默、奋起呐喊。它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正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最直接、最感官的话语表达，使得《弦上秧歌》超越民间舞蹈音乐的形式之上，成为一部表现力丰富、感染力极强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将舞曲体裁形式最大的心灵化、情感化，就是我对这部作品的美学立意和审美追求。

北方的秧歌通常采用唢呐及锣鼓等伴奏形式。但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我并没有突出吹打乐器的显性地位，而恰恰夸大了最擅长演奏歌唱性旋律的弦乐声部。对于弦乐组的运用，突出体现在音乐形象的角色化、音响的集团化、形态的炫技化等方面。在弦乐器上的划奏，成为这首作品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其中124小节处的这段音乐，采用弦乐组的整体划奏音响来模仿人的言语，这种音响空间的想象彰显了音乐诙谐幽默的形象感，巧妙的将作曲技术与民族音乐风格有机的结合，使音乐脱离了惯性的俗气写法。同时，弦乐通常以整体集团化的块状音响形式出现，增强了弦乐组的融合性和表现力量。这种音响色彩的展示，弥补了民乐队音色音响融合性差，分离感强的不足，反而强调了音色分组的个性化展示，增强了各声部的音色清晰度，使乐队的音响空间凹凸有致，韵味十足。正如作曲家谭盾所言：写民族管弦乐作品就要熟知民族乐器的特性，深晓民族音乐的精髓所在，把握好音乐的“韵”，在作品中将“韵化”、“个人化”以及“器乐化”完美的结合。

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唢呐的运用也体现了不可替代的显性地位。它多次以独奏的形式出现，使得音乐形象和意境的塑造更加“形似”和“神似”，拉近了观众的听觉亲和力，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慢板部分唢呐第一次独奏的主题，材料来自于东北著名的民歌小调《柳青娘》，配合东北大G调唢呐的吹奏，让人们在感受到了浓浓的乡土气息的同时，不由的被这种婉约的心灵独白所打动。这种对中国传统旋律语言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虽然使听众感受到更多的是创作的成分，但仍能感受到浓烈的地方特色。与唢呐这种纯美的歌唱性旋律相比，305小节处，所有唢呐声部的齐奏是人类发自心底的朝天呐喊。这种接近于狂野的剧烈动态，是生存力与自信力的融合，是对苦难的豁达与超越。它如同野生天成，带着荒野的神秘和泥土的力量，充分显示了野性的挚爱给人以心灵的颤动。　　

《弦上秧歌》的创作正值我人生的转折点——即将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过度时期。因此创作时思想极为纠结。从本科到博士历时十一年的学习经历，使得我们对现代作曲技法及先锋的美学理念深信不疑并急于想展示所学。但内心又常常自问，先锋的技术手段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追求是自己内心想表达的完美吗？那么，如何将自己所学的技术理论与心中所追求的美好音乐相结合，如何在体现理性逻辑思维、高超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追求感性的最大化、听觉的最优化呢？经过《弦上秧歌》这首作品的创作，我最深的体会是：要通过学习和探索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点，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追求音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弦上秧歌》试图去寻找一种抽象但却生动、深邃但却浪漫、古朴但却唯美的音乐语言，并试图用这样独特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标题所体现的那样一种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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