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于润洋教授

注：本文已发表于《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

摘 要：于润洋教授作为多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对音乐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并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研究生学术团队结构合理、形成强大的学术场，他的人格魅力成为后学的精神向导，上述因素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于润洋先生在推动音乐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研究上点面互动、影响上时空交融、实践上知行合一、人格上刚柔相济的特点。独特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使之成为当今引领学界向前的一代名师。

关键词：于润洋 领军人物 个性特征 成因分析

在《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名家访谈》一书“于润洋先生”一章，我们把标题定为“音乐学的领军人物” 时，他却很谦虚地认为不合适，几经我们摆事实讲道理，他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那么领军人物究竟应具备什么条件呢?笔者认为他首先应是多学科的开拓者并对此有较系统的研究和有效的方法，在引领与推动学科发展中贡献卓著。其次，他所处地域和地位在学科建构与音乐事业发展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再者，在其学术研究上形成结构合理的梯队并具有源源不绝的后续力量。最后是其言行、人品成为学界楷模，具有引导学界同仁积极向上的人格魅力。

一、领军人物所具条件

(一)导向、开拓、奠基

于润洋先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早外派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音乐学专业的留学生，亦是当时最全面、系统地接受音乐学训练的音乐学者。他为音乐美学、西方当代音乐哲学、西方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和音乐批评等多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均做出重要的贡献。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开拓、先导作用，切实地推动了国内音乐学的发展。

1、学术史中的导向作用。

1978年于先生发表了《贝多芬思想、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内涵》一文，同行学者称之为 “文革后音乐学界人性复苏思潮的最早呼声。”、“贝多芬形象重塑的先声”。早于哲学界开展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两年，于先生就率先引领学界关注西方音乐思潮中的人道主义与贝多芬音乐中的丰富内涵。【1】他于 1979年发表的《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一文对器乐创作规律性的揭示，对文革时期产生的音乐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图解式的现象的批评在当时就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这种敢为人先质疑文革中权威的“工具说”、“服务说”的胆识亦为学者们所称道。【2】贺绿汀先生在《致于润洋信》中就谈到：“关于音乐方面的理论问题，目前国内实在太幼稚，往往一些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占统治地位，影响民族音乐文化的正常发展……你在《人民音乐》上发表的关于器乐创作的文章写得很好，希望你多写些”【3】1981年发表的《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对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进行了系统、准确的评述，对汉氏理论的建树及局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新时期以来音乐理论界第一篇全面地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著述。论文发表引起了美学界及音乐学界同行强烈的兴趣与讨论，并收入王朝闻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艺大系》(理论卷)中。【4】1982年发表的《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系统地分析了该论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亦是文革后，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有份量的电影音乐的论文，对后续的研究很有启发。【4】

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于先生“率先在艺术院校中推行学年学分制，为其它艺术院校的教改提供了范式。”【5】

2、学科构建的开拓、奠基

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学成归国后，“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音乐美学的讲坛。”【6】文革后，于先生作为音乐美学学科的带头人，在学术研究上，发表了论及音乐美学领域核心问题的系列论文，如《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关于音乐理论研究的反思》、《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交响音乐的鉴赏看音乐的特性》等引领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探究。他还系统地翻译了卓菲娅•丽萨在音乐美学上的名著《论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美学新稿》并评述了她在音乐美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些译著和评介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建构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并持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于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始终是一位引领航向的杰出舵手，正如李起敏所言：“在中国音乐美学这条筚路蓝缕的道路上，他的思想之灯，始终在队伍的最前面闪亮着。”【7】

于先生亦是国内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继80年代初，在汉斯立克的研究之后，于先生又于1988年发表了《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尔后，还陆续发表了《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的考察——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解读与评论》、《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杜夫海纳审美现象中的音乐哲学问题》、《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涉及的音乐哲学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梵•高的<农鞋>所想到的》等。他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对现象学、释义学、符号学、语义学、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和社会学派进行了梳理、评述和鉴别、剖析。其论著对西方音乐哲学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的研究，为中国音乐美学的建构奠定了为我所用的基础。正如王次炤指出的：“于先生不仅在国内首先系统研究现代西方音乐哲学，而且在他的研究中渗透着独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8】于先生作为西方音乐哲学研究奠基者的地位获得学界的充分认同和高度评价。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于先生的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的范围包括巴赫、亨德尔、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席曼诺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瓦格纳、马勒等著名作曲家，主编了高校统编教材《西方音乐通史》、出版了力作《悲情肖邦》等。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方法，杨燕迪称之为“西方音乐的中国式解读”。【9】

于先生认为东西方的音乐学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人文渊源和不同的音乐文化背景，彼此在体验、感悟对方音乐文化时会产生 “异样感”，东西方在音乐价值观上的差异，也会对对方的音乐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这种从不同文化方位、立场，不同的审美习惯和情趣，既观察、审视对方，也认识和反思自己的角度，既有益于人类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也有益于人类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在《悲情肖邦》中，于先生把历史的视域’和‘当前的视域’相融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视域’，形成对肖邦音乐独特的理解并通过对肖邦音乐本体的专业性把握和审美体验，在理性和感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视域，进而展开对肖邦音乐作品精神内涵的阐释。

于先生还是“专业音乐教育学的首创人”【10】

于先生专门就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学人才的培养、美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波兰的音乐学教育等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从行政管理、教学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这些成果具有建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学的奠基作用。

他的《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一文，从“专业音乐教育的体制、种类、层次结构问题”、“学校内部的结构、管理体制问题”、“教学体制问题”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美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分析其特征并与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相比较，文中提出的观点和分析的问题有助于中国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11】

继尔，于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高等音乐教育中的“五个关系”：做音乐家与做人的关系;一般文化、音乐文化素质与专业主科的关系;基本功训练与发挥创造性的关系;民族音乐文化素养与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该文发表2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11】这篇文章已收入《中国大学校长论教育》一书，其影响已不局限于音乐教育界。

在1996年，于先生又在《21世纪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展望》中，对国民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比例严重失调和专业音乐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批评，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生素质培养等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这些观点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2】

同年，于先生在《对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几点认识和体会》文章中，详尽地论述了博士生的录取标准、课程设置和论文写作要求以及研究方法和学风。其重要理念在国内音乐学研究生培养上具有指导性意义。【12】

3、学科方法的范式

于先生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贯穿其音乐学研究的是他反复强调的两块基石——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这在他有关巴赫与亨德尔作品分析的论文、关于瓦格纳歌剧的论文和专著《悲情肖邦》中都获得充分地体现。正是由于研究所具有的史学深度和美学高度，使得他的美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史学研究又显现着清晰的历史逻辑。两者交融和互动的研究成果，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既有启迪又有促进。

“于先生作为音乐学分析概念的提出者和体系的创始人。”【13】对这一方法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实践中的运用，对音乐学诸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使这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从性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音乐批评’。”【14】

对此，赵宋光指出：在文化多元化诉求日益强化的今天，多元化的音乐形态都要求运用“音乐学分析”来理解，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音乐形态要素都应当通过“音乐学分析”得以在作曲过程中发挥其立美潜能，从而不是压抑而是启迪作曲者审美表达的自由想象。【3】在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分析学”会议上，于先生有关音乐学分析的发言也再次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可见，学界已公认音乐学分析方法对音乐史学、美学、音乐批评等学科研究的普适性。

于先生有关音乐学科建构的论文同样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其中《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提出了学科建构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12】《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提出了六对关系：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论文指出：如何使对立的两者真正做到相互渗透和融通，实现真正辩证的统一，可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学研究向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重要的观点已成为学界深入人心的理论准则和研究指南。【15】

(二)影响与辐射

于先生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和西方音乐史学会会长，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他的音乐学科建构理论以及在学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育体系建构上的主张和实施，他在中外学术活动中的贡献都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辐射力。

1、社会成就与影响

于先生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近十年的实践中，其教育理念和体系建构理论获得充分体现，并具有深远影响。舒咏梧在《求实进取，开拓学院教育事业新局面---于润洋与中央音乐学院》一文中谈到了于先生三大方面的贡献：

一是高展远瞩，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音”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

二是继往开来，不断总结创新，实行办学新举措。如制定任期目标的四年规划和施政纲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把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正确处理一般文化、音乐文化素质和专业主科的关系，率先在艺术院校中推行学年学分制和不断开拓新学科并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

三是民主办校，政通人和。如坚持民主办校的作风，全方位对学校进行科学管理，以身作则，带头实干。【16】

现任院长王次炤也指出于院长在中央音乐学院任职期间，为艺术院校推行学分制教学体系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可见，于先生的办学纲领、管理模式、学术规范，不仅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全国其它院校的教育改革都有示范作用。

于先生担任国家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于2002年亲自起草了关于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第一份报告，对促进艺术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7】同年11月他作为评议组召集人被约请出席由中央音乐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共同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研究生管理培养工作研讨会”。在会上他明确表态反对研究生扩招：“从研究生工作的长远发展着想，各院校必须把质量问题视为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最终，质量的问题是成败的关键。不能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盲目扩招…”。尽管这种看法，没有被出席会议的多数代表接受，但事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3】

于先生担任音乐美学会会长期间，为学会的工作和学科的建设可谓殚精竭虑。现任会长韩钟恩就谈到：“我在辅佐于老师执行学会日常事务的8年(1992-2000)时间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学会工作和学科发展有深谋远虑，常常就大局发表重要意见，而具体事务又放心放手让秘书处执行。另外一个值得称道的是，他当会长决不图虚名，非常实干，我们秘书处有事请示他必有回应，而且他还特别尊重我们的工作，重大事情除了开理事会之外，还经常和秘书处一起商量解决办法。2000年当他决意退出会长职位的时候，有人劝他挂名留任，具体事务让秘书处办理，他说：要么不做，要做就要真做，我现在手头有许多事情要做，恐怕顾不上学会事务，既然如此，不如全身退下。我想，这种对事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是值得吾辈好好学习的”。【3】再从于先生撰写的两篇关于音乐美学会工作回顾和展望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通过专业学会的工作与学术活动促进了整个音乐美学工作者群体在教学和研究水平上的提高。

于先生作为《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历经10年的艰辛终于完成了这一巨著，作为《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的主编亦为读者送出了高质量的著述，这些扛鼎之作对繁荣音乐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

2、学术影响和评价

对于先生在音乐学领域的影响，学界反映强烈。如 王次炤在中国音乐年鉴(1989年卷)《音乐美学研究》中评介： “本年度有关这方面最突出的论文是于润洋的《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该文从现象学的哲学渊源谈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解剖了音乐现象学的理论。作者肯定了茵格尔顿用“意向性对象”揭示、描述音乐艺术本质的论述，并指出他把研究视点集中到意识活动这个层次，实际上是补充了我们以往只注意“思维与存在”而忽视了中间层次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批评了茵格尔顿在研究中回避了音乐与社会存在之关系的做法。”【18】夏滟洲在《1997年音乐美学研究综述》中指出：“本年度连载于《音乐研究》上的《杜夫海纳审美现象中的音乐哲学问题》，是于润洋近年系列研究中的一篇，更是本年度外国音乐美学研究中的一篇重要之作。文章对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杜夫海纳在音乐审美对象，及审美对象的感性、意义、表现、形式诸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所包含的音乐美学观念，以及作为审美对象的被感知的音乐作品的本质特性的研究，让我们全面了解杜夫海纳音乐艺术哲学的总的面貌。” 【19】

王宁一先生在《当代中国音乐》之《音乐美学》一章中评价于润洋先生：“自一九七九年以后十年来，他在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的同时，主要投身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建设，先后对汉斯立克自律论的音乐美学，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现象学、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的关系等作了尽可能的分析、介绍与述评。作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图发掘西方美学流派中一切合理的、于我有用的成份，以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的建立提供养料。作者学识渊博、史学根底深厚，对于各种流派的剖析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和犀利的解剖力，在推进音乐美学的研究、改善研究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

居其宏在《以厚积薄发叩开创新之门---评于润洋的现代西方音乐美学研究》一文中评价：“新时期以来，于润洋在现代西方音乐美学思潮、学派和方法的推介和研究方面厚积薄发且多有发明，形成了视野宏阔、多元胸襟、同行视角、批判意识、三维结合、形式特色、实践品格等特色鲜明的研究风格，不但在我国当代音乐美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且为我国当代音乐美学的系统化构建叩开创新之门，为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研究领域旗帜性学者的地位。”【21】

青年学者李晓冬认为：于先生的“许多极具原创性的音乐哲学美学论文，奠定了这个学科在中国人文社科中间的坚实地位。”【22】姚亚平在《论于润洋学术旨趣的两个维度》一文中，高度评价于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于润洋不仅在音乐学界高瞻远瞩，站立在学术思考的顶峰，并且已经进入国际音乐思考的前沿。”【23】

3、学术活动的辐射力

于先生在文革后，组织与参与了各种中外的学术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久远而广泛的辐射力。先生曾先后到日本、美国、新加坡、瑞典进行访问、考察，赴加拿大、美国、新加坡、俄罗斯参加学术活动并作专题报告或专题发言，在韩国参加学术奖颁发、在波兰观摩肖邦国际比赛。据不完全统计，于先生从1979年至2012年主持与参与的学术活动、进行的专题讲座约有130余次，足迹遍及香港、澳门、台北、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沈阳、大连、哈尔滨、郑州、济南、武汉、南昌、长沙、福州、厦门、乌鲁木齐、兰州、海口等40多个城市，涉及范围从音乐学的美学、西方音乐史、音乐分析学、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学到音乐创作、器乐创作、作曲技术理论、和声、复调、电影音乐、流行音乐，从专业音乐教育改革、中美音乐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音乐教材到中美艺术教育、国际艺术问题、艺术科学“九五”、“十五”规划、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文科新世纪教改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国家重大项目文艺学评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典汇总等。

于先生除了前述所任重要社会职务外，还担任了文化部艺术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出国访问学者咨询专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第一、二届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艺术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师培训班”学术主任、《音乐研究》主编、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理事、《中国大百科·音乐舞蹈卷·欧美音乐分支》主编、国际少年肖邦钢琴比赛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受聘为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北师大、首师大、福建师大等20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在每一个职务和岗位上都不同程度地作出自己无私的奉献。这样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学界实在令人难以企及。

(三)人才济济的梯队结构

于先生指导的博士与硕士已形成结构合理的研究梯队，且后续力量源源不断。参照于亮在《于润洋教授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成果研究》一文提供的资料，【24】结合何宽钊提供的信息，我们知道于先生执教数十年，至今培养了音乐美学与西方音乐史方向的余志刚、邢维凯、姚亚平、宋瑾、韩锺恩、叶松荣、刘红柱、何宽钊、潘澜、张乐心等10位博士。刘经树、巩小强两位硕士(尔后，二人均在西方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和大量具有本科学历的音乐理论工作者。继而，于先生培养的学生们又培养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博士和硕士，成为第三代的生力军。如王次炤培养了李晓冬、高拂晓、柯扬、段蕾、程乾等博士，韩钟恩培养了杨赛、周雪丰、王维、吴丹等博士后及武文华、崔莹、吴佳、徐昭宇等博士，余志刚培养了郭金玲、刘颖等博士，姚亚平培养了刘小龙、王新华等博士，邢维凯培养了王维博士，宋瑾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和在读博士生刘妍、黄宗权等。

笔者认为于先生的学术梯队有以下特征：

1、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

于先生认为：“教书育人”绝不应该是向学生空讲伦理，而应该是帮助他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高尚品格;作为一名教师，更应该用自己学术工作的实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教他们如何做学问的过程中，教他们如何做人。【3】于先生的学生在谈及自己的导师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的崇敬和感激。韩鐘恩在回忆于先生的文章中，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年学习记录的数十万字笔记，从中足见导师精心培育的教学态度、博大精深的学术积累和诲人不倦的解惑精神。姚亚平在文章中也深情地谈到于先生对他学术的指导、思想的引导、工作的关心，连夫人的工作也考虑周全。于先生这种言传身教的育人方式是每个学生、同事、同行都深有体会的。【3】

2、承续、发展、创新的学术脉络

于先生的学生及其学生的弟子对其学术的承续、发展、创新一方面体现于对先生学术研究领域的承续和拓展，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先生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传承。在研究领域上，正如于亮谈到的：于先生在音乐美学和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论及的重要问题在他指导的博士、硕士生毕业论文中有所体现和展衍。【24】于先生在西方音乐史中关注的论域，在他指导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生论文中，同样在相关的论题中承续、拓展。如刘红柱的博士论文对格鲁克与瓦格纳歌剧的比较研究，张乐心的博士论文对贝多芬在中国接受问题的剖析，潘澜的论文对席曼诺夫斯基音乐风格演变轨迹的论述都与于先生一直关注和探究的论题有一定的联系。再从于先生强调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音乐学分析等研究方法也是其学生研究中必然遵循的途径。如何宽钊的博士论文《哲学—美学视野中的西方和声演进》既有哲学、美学研究的高度，又体现了西方和声形态发展中文化因素、审美意识演变的历史脉搏。研究中既有音乐学分析方法，又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辩证关系。

3、优秀人才的梯队结构

潘必新教授在文章中谈到：北大艺术学院的彭吉象院长到中央音乐学院要人，指名要“于润洋品牌”的学生。【25】于先生的高足及他们的弟子，遍及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音乐学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福建师大、上海师大、西南师大等院校。他们或是所在院校的学科带头人，或是学术骨干与教学、科研中坚，在各地培养音乐学的专业人才，推动学科的发展。成果卓著的代表人物如上海音乐学院博导、音乐美学会会长韩钟恩教授，出版了7部音乐美学的专著和发表了一百多篇音乐美学论文约400多万字。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博导、院长王次炤，音乐美学会副会长、博导宋瑾教授、音乐学系主任博导姚亚平教授，博导余志刚教授、福建师大音乐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导叶松荣教授等。

(四)道德、文章成为学界楷模

于先生的学术与人品堪称学界楷模、精神向导，具有引导学界同仁进步的人格魅力。

于先生在多篇文章中特别提倡对事业的热爱和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的精神，这正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于先生认为音乐学同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不同，它毕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他说：“这里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注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而这种追求正如冯长春所讲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3】

于先生的人生格言是我国古代两位伟大思想家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两句话，

让自己铭记。淡泊名利、不懈求索正是先生一生奋斗的解读，非常值得我们追随其后。

正如姚亚平所言，于先生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我的精神向导，我时常会问，先生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总是在注视他，思考他，追随他。【3】于先生对后学的关心爱护、指导扶持，从他为同行和晚辈著述写的11篇序中，可见一斑。

于先生最欣赏、最敬畏的人物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和鲁迅。最不能容忍的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是虚伪，最欣赏的人性优点是诚挚和质朴。【3】所有接触过先生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为人坦诚谦和、做事尽心尽力、见解睿智独到、作风严谨朴实的人格力量，而且时间愈久感触愈深。

二、领军人物独具特征

领军人物所具条件是相似的，人生的经历、学术的路径、心理结构却是各异的。于先生作为领军人物具有以下特点：

(一)点面互动的研究

他的学术研究既有宏观的视域和全局的分析，亦有具体论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两者形成点与面的互动。如先生对西方音乐哲学研究的论文，既有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西方音乐哲学发展及其特征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又有对某一学派深入剖析的系列论文《苏珊.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涉及的音乐哲学问题》等。宏大叙事的论文，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谈起，回顾了西方25个世纪音乐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并置于中西文化对照的大背景下，总结出西方音乐哲学的三个特征，一方面让学界对西方音乐哲学具有准确而全面地了解，另一方面又为当代中国音乐哲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参照。【12】评述某一流派的论文不仅清晰地梳理其学术渊源和哲学背景，而且详尽地论述其主要的音乐哲学观点和理论价值并敏锐地剖析其理论的局限性，使读者辨证地掌握这一学派的理论。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于先生亦有宏观视角的论文《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与具体解读西方著名作曲家的系列论文。面的研究使得点的深入具有明确定位和清晰的脉络，点的精密探究使得面的宏观俯瞰有基柱支撑、深度开拓。此外，这种点与面的互动还体现在于先生与后学梯队的关系上，先生关注的研究领域与重要课题，在其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和其它成果中，获得承续和衍展，甚至形成一种强大而有序的学术场并持续发挥作用。

(二)时空交融的影响

于先生在多学科的开拓、引领作用具有时空交融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力从始至今持续几十年在每一阶段都带动全国的音乐学术界、教育界不断超越自我、向前发展。从前述先生的学术历程已明确彰显这一时间上的延续和中外空间、地域广阔的特点。他对波兰美学家丽莎代表作的译介，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评述使中国学者对国外音乐美学、哲学的研究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并能由表入里、去伪存真的为我所用。于先生的论著也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使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学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先生于1984年荣获波兰政府授予的“波兰文化贡献奖章”，1991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建院纪念庆典活动上，作为东方音乐学院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仅此两例都足以体现其国际影响。

由此可见，于先生作为领军人物其时空交融特点，在时间持续长度与空间影响广度的纵横座标中，凸显无疑。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

于先生发表的大量论文、对音乐学每一论题的思考，都是针对音乐实践现状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这在前面论述时已触及。再如于先生谈到音乐学分析方法的提出，“就是当时强烈地意识到，我国的音乐史学、美学、批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这样一种很不理想的状况，反映出在音乐分析方法论上存在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或是缺乏对音乐本体的声音结构、风格、语言、审美特征等技术层面的关注，而主要注重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关的音乐内涵方面的分析;或是缺乏对上述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注，而只侧重在技术-技法层面的分析。单就这两个方面而言，都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常常是断裂的，……这种情况就难免导致对音乐作品整体缺乏必要的深层认识和有说服力的价值判断。”【3】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于先生这一分析方法的提出还有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他在《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中，分析西方音乐学的研究状况，鲜明地指出：“一方面，音乐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其中分门别类，研究愈加精细、深入﹔但另一方面各个子学科之间常常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在所谓‘历史音乐学与‘系统音乐学’之间缺乏相互融合和渗透，历史与逻辑之间难得真正实现统一，妨碍了学科整体的深入发展。”【12】音乐学分析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就是要解决中外音乐学存在的学科隔离，缺乏融合和渗透的片面发展状态。

先生提出的理论来自实践又付诸实践。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在担任音乐学院领导时，就尽量通过学院的管理和规章制度予以实现。叶松荣在研究先生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理论的论文中指出：“于先生的专业音乐教育思想是根基于一以贯之的严密的逻辑性、深刻的思辨性和丰富的实践性基础上，使其具有深刻性、前瞻性与批评性之品格，并运用到实际问题中，转化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行为方式，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5】其论著与教学就是他提出的两个基石和音乐学分析方法实践的典范。他的博士生经常谈到于先生如何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学科间交融的理论贯彻落实到研究生教学活动中。【26】如何“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践着‘做音乐家与做人’的辨证统一。”【27】

(四)刚柔相济的人格

于先生性格儒雅平和，待人如家人般亲切、似春风般温润。尽管，他以非常卓著的业绩获得了国内外的诸多高级别的褒奖，如波兰文化部授予的国家奖“波兰文化贡献奖章”、中国人事部批准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区永熙音乐教育奖”、北京市第五届高校教学名师等。但他却十分谦和、低调，平易近人，正像他在我们的访谈中所说的“别把自己太当作是一回事。”【3】但他对音乐生活、学术研究、社会现象中的歪风邪气却嫉恶如仇、敢于批评，具有横眉冷对千夫指、刚直不阿的品性。从前述他评批音乐创作公式化到批评音乐教育比例失调、研究生招生大跃进等便可管中窥豹，难怪他敬佩的人是鲁迅先生呢。

三、领军人物成因分析

探究于先生成为领军人物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条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先生及其成就，而且有利于寻求音乐学人才培养的正确途径。在研究于先生学术成就的两本文集中，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只有张前教授的文章，他从基本功、学养、学术定位与方向、思维方法和学风五个方面分析于先生取得学术成就并受到普遍认同之原因，使笔者获得不少启示。

(一)精品培育的成长平台

由家庭、学校、社会形成的优越环境所构筑的高起点平台，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外心理学家都认同环境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1、少年时期音乐精品的熏陶

在访谈中，于先生谈到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充满着音乐精品的氛围：“我喜爱音乐确实与我的家庭有关……30年代，那时家里有不少百代的唱片……我家兄弟姐妹七人虽然大多是从事自然科学和教育工作，但都喜爱音乐。三哥和两个弟弟都是古典音乐迷，大哥在家族聚会时甚至能用德语原文演唱舒伯特的《小夜曲》……40年代初，我曾经师从一位流亡中国的白俄学习钢琴。”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教授户田先生，在临回国前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78转’的西方音乐唱片全部送给了我们家，装了满满一个大柜子。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音乐宝库，我开始接触大量的各种体裁的西方音乐，从巴赫、亨德尔到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德彪西”。【3】由此可见，于先生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不仅具有中西音乐的氛围，而且他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都是音乐精品的滋养，在其幼小心灵中的音乐感性积淀和音乐审美的体验已经与众不同。柏拉图认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方式合适，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28】音乐美的浸润使于先生从小就具有美的心理定势，高起点的平台培育的美好基因使之具有以美的法则塑造自己和改造社会的可能性。

2、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精心培育

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音乐学院为数不多，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是当时所有音乐学子仰慕的最高音乐学府，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中央音乐学院拥有一大批一流的教师，其中不乏最具影响力的名教授如马思聪、杨荫浏、江定仙、张洪岛、廖辅叔、喻宜萱、蒋英、黄飞立、朱世民、易开基、朱工一、司徒华城、查阜西、缪天瑞等。于先生认为“中央音乐学院为我一生从事音乐事业在知识和能力上打下了基础，没有我的母校，就一切都无从谈起。”【3】于先生在作曲系的四年学习非常优秀，被选派出国深造。中央音乐学院的沃土使于先生少年时期积聚的潜能转化为显能且积极发展，走上更新的阶段。

3、音乐学大师索菲亚﹒丽萨的精神相承

原本准备到苏联学习指挥的于先生，由于吕骥先生的建议转向波兰学习音乐学，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于先生的一生，而且，对中国音乐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于先生到了波兰，在华沙大学攻读音乐学，“波兰的音乐学学科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最强的”其德国式的教育模式，让学生既在综合大学获得全面的文史哲学养，又在华沙音乐学院的教授指导下奠定极其扎实的技术理论功底。最难得的是，于先生成为音乐学大师丽萨唯一的中国传人，他出色地继承了名师的学术精神和学者风范，并在中国发扬光大。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师生缘，不仅成为音乐学史上的佳话，而且使于先生的音乐学求索之路一开始就在制高点上，具有一览众山小的视野。

少年时期精品浸润的心灵在中央音乐学院精英教学的环境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波兰教育模式的全面塑造和音乐学大师丽萨的精心引导下，于先生已具有高远的音乐学研究平台，不仅起跑占尽优势，而且一路遥遥领先，这虽是客观机遇的影响，但更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在每一环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良好的机遇是留给有所准备、善于把握机遇之人的。

(二)核心地位的发展空间

核心地位的发展空间可使学者的研究成就和教育理念、实践行为从个体行为转化为具有辐射力的深远影响。核心地位一方面指所处发展空间的位置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指其个人所居地位的重要性。

1、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群体的辐射力

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返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教，他的才华便在这个特别重视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且学术风气良好的群体中发揮作用。置身其中的李起敏对中央音乐学院以及音乐学系有这样的评价：“环境的重要在学术史上时时处处得到彰显，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异。海外一流的大学、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无不为学术营造过一座阻挡恶风的壁垒，营造过八面洞开而透明的象牙之塔。……鉴于我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在教学和科研中所做出的贡献，于1993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音乐美学教研室有一批为学术献身的素质甚高的音乐学人，有着极纯正的学风。他们的为人，大中至正，团结无间……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学风，带动了整个音乐学系，乃至整个学院。”【7】于先生在这样的发展空间中彰显才华、获得认同与支持，既起到带头人的作用又与群体形成互动，彼此相互激励、关怀互补，赢取了地利、人和的条件。

2、于先生所任职位的核心作用和影响

文革后，于先生从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研室主任到担任学院院长的十几年间，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音乐学的发展、为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无论是任职其间，还是缷任之后，于先生担任过的各种与艺术、音乐相关的职位有十几种，在20所音乐院校、师范院校兼任客座教授，在国内外40多个城市或参加会议作专题发言、或进行讲学活动。其学术思想、方法、教育观念，其人品、道德、节操、风范、精神、行为都由于他具有的核心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他全部的正能量，也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示范的实践、组织策划的学术活动、对学科构建高瞻远瞩的建言献策与促进推动，得以有效地发挥、发展，在无私奉献的同时，亦突显其学术成就和一代宗师的高度。

(三)均衡、立体、完善的心理结构

如前所述客观环境与个体形成的诸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人才没有发展的空间无法成长，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的差异却有显著区别。只有环境的有利条件与个体的积极因素相洽融合，非凡才俊才能横空出世。

1、热爱的动机是无穷探索的持久动力

“动机是在自我调节的作用下，个体使自身的内在要求与行为的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素。” 【29】在形成这种动力因素的过程中，主体对客观事物热爱的要求与外在的目标协调并获得外在的肯定认同时，这种动力就能持久不衰。正如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中外无数事例证明但凡成就大业者对其所奋斗的目标都具有无限热爱之情，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于先生从小热爱音乐，在高考时有实力考上一流的理工科大学，却选择了音乐学院。当我们在访谈时问及此事时，他说： “当然是因为喜爱音乐。我当时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就是想将来能写电影音乐，这是我当时的理想”。【3】后来，于先生从作曲转向音乐学，同样对音乐学事业充满难舍难分之深情。他在《心境﹒方法﹒学风》一文中谈到：“有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在音乐学这片土地上耗尽自己的一生?我的回答是：我热爱它，一种纯粹的学术兴趣驱使我去追求它。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如果没有一种执著的爱，这事业就真正成为一种苦差事了。热爱自己的事业，这是一股巨大的动力。” 【12】可见，热爱的动机是于先生无穷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具有推动他恒久向前、向上的能量，而且永远保持研究音乐其乐无限，不断探索兴趣盎然的状态，并由此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是学术攀峰的不竭源泉

于先生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广博深厚的学养一直是同行专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张前在《于润洋与当代音乐美学》一文中评述：“于润洋的音乐学基本功是比较全面和扎实的。他对西方音乐史的历史知识掌握得相当全面，既有丰富的感性经验，又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分析能力﹔他对音乐形式与表现手段的分析和体验能力在音乐学界是比较突出的，从他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音乐旋律、和声、曲式结构的分析能力，并具有钢琴弹奏等技术手段﹔他的外语水平很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波兰语的阅读和会话能力以及德语、俄语、日语的阅读能力。”【30】居其宏在文中也认为：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具有历史学、哲学的、社会学的准确评介和深入分析，显示出作者诸多深厚学养和个人能力以及有容乃大、视野开阔、涉猎宏富的特征。【21】从以上两位学者对于先生知识结构和学养的分析中，从访谈展现的于先生长期的积累中，都可以看出他具有突出的音乐本体分析能力与乐器演奏技能，深厚的哲学、美学基础与剖析能力。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广博知识，掌握多种外语并能自如运用。这一切成为他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不竭源泉、成为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

3、唯物辩证、适度均衡的思维方式是学术研究的高效途径

思维方式是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如前所述于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一直坚持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认为与形形色色的哲学方法论相比，“它最清晰、最辩证、最有理论的和历史的说服力。”【12】在访谈中，于先生也一再强调：“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但这种哲学的真正价值，是在我对现代西方哲学潮流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在重新比较和反思的过程中，才逐渐真正认识到的。”【3】对于这一问题，张前曾有精辟的评论，宋瑾还有专文进行深入、全面地论述。在此哲学基础上的方法论，使先生可以全面、辩证地观察分析问题，可以历史唯物地思考研究对象，面对各种流派和学说能由表入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我所用。

其次，先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学者，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和适度均衡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基因渗透血液之中。从先生的研究和言行中，都能感受到其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内在有机联系、准确掌握度的分寸、均衡各种因素的方法。

再者，先生具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相结合的复合思维。其高超的思辨能力、在审美体验中生动的形象思维在许多论著中充分展现，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先生文中一语中的犀利笔锋、处处闪现的睿智光芒、不经意显现的灵性感悟均彰显出直觉思维的特征。

4、高水平4Q的综合能力是超越创新的强劲能量

笔者在此分析的4Q指的是IQ(智商)EQ(情商)AQ(逆境商数)SQ(灵商)。于先生的高智商从其年轻时在学习以及各种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从其任教后到掌管中央音乐学院的杰出成就，从其4两拨千斤，举重若軽的能力都获得充分证明，在此无庸赘言。

美国心理学家沙洛维为情商下的定义为：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的情绪，人际关系的管理。【31】

姚亚平谈到于先生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时，引用了其夫人、长期担任该组秘书的丁凡女士的一段话来描述于先生不仅善于和其他学科的权威们交流、沟通，在讨论问题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他“象一个高明的舵手，在激流中淡定自若地避开冲突、化解纷争，不露声色地把大家的意见归于统一，使大船终于能够安全地划向安全的彼岸。”【3】这就是典型的高情商的体现。

逆境商数是美国保罗·史托兹博士在智商和情商测试后提出的，他认为在智商和情商、逆境商数形成的金三角中，高逆境商数是促使人们坚持不懈攀登高峰的意志力，有的人智商、情商都不错却在重大挫折后，一厥不振﹔或满足于既得成果止步不前。通过对史托兹在《逆境商数》一书的co2re测试量表30个题目的问卷分析，可以看出高逆境商数的人具有掌控逆境、化逆为顺的能力，在挫折与失败中正确归因、勇于承担的态度，百折不挠、持续前进的韧性和毅力。【32】

从以下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于先生高水平的逆境商数：

一是在研究西方现代音乐哲学的过程中，先生面对哲学家们晦涩难懂的大部头著作能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不仅成功解读、评析了他们的论著，而且能化“深入深出”为“深入浅出”，达到“脉络清晰、简繁得宜、释义精确、界说明确、逻辑严谨、文笔晓畅”的至高水平。【21】于先生在访谈中回味这段苦尽甘来的经历说：“我在撰写一部关于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专著中讨论阿多诺的章节时，这位思想大师的文风之艰涩让我吃尽了苦头。为了能对他的理论思想做一个比较准确完整的评述，我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他的《新音乐哲学》一书中的许多重要部份译成中文，反复琢磨，否则就很难确切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和内涵。……而在这方面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3】

二是细看《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附录的业务活动编年纪事可以发现，先生无论在担任学院领导极其繁忙的情况下，还是在年事已高的耄耋之年，都一直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几乎年年都有论文与文章发表，都有较多的讲座和学术活动，且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也持续不断。这均体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追求的意志力和韧劲。

灵商是达纳.佐哈与德.兰.马歇尔在2000年出版的《灵商：与我们的灵魂相关的智力》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灵性智力是一种存在于心理结构深层的智力，与超越自我的智慧和意识相关、相洽﹔是一种不仅能够把握现存价值，而且能创造性地寻觅自我潜能并予以发挥的智力。【33】笔者认为这种能力与直觉、感悟的能力相联系，具有自我更新与超越的性质。

于先生对新领域的开拓性，音乐学分析的创造性以及在自己的论著中一次次地超越自己，直到在《悲情肖邦》中把这种科学的方法、把自己对肖邦的研究发挥得淋漓尽致，都体现了灵商高水平的运用。而这四种商数的均衡、综合形成的能力和人格，则使于润洋先生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领先态势，始终保持领军人物的风范。

本文分析了于先生成为领军人物的必备条件，论述了于先生作为音乐学领军人物的个性特征，解读了他之所以成为学术、精神向导的多种主客观因素，以此表达后学对于润洋先生的敬仰、钦佩以及追随其后、毕生学习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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