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调与滑音 - 赵元任在1919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

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where to go,geographically,nationally,intellectually,oremotionally.[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空档年）。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I like to act.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 -educated husband,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he said that Iwas a typical American.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still a hesitator.”“hesitator（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now thatwere are back.[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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