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漫长的音乐童话—怀念音乐家周小燕先生

今年初，著名歌唱家廖昌永在深圳举办音乐会，我俩商量明年给恩师周小燕先生举办百岁生日庆典。周先生是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昌永是我的师弟，与我同为周门弟子。周先生生于1917年，按中国传统说法，她今年已是白寿瑞龄。白寿到百寿，只差平平的一横。周先生那么健朗，她会轻轻地写下一横又一横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周先生突然就这么走了。2016年3月4 日，成了一个永远令人伤痛的日子。

追随周先生三十多年，我对她始终满怀景仰之情。人生的缘分是很奇巧的。1983年，我参加江西省青年歌手比赛，周小燕先生担任评委。我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何种名次早已不重要了，万分幸运的是上苍让我有缘拜识了周先生。正是周先生对我演唱的肯定和鼓励，一个未谙世事的小丫头的人生开始改变。次年，我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荣幸地成为周小燕先生的学生。

那时先生已经年近七旬，可她无论寒冬酷暑，每天骑自行车代步。早晨八点到校上课，下午六点多回家，中饭时常就是一杯开水一块面包。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之一，每年都会举办多次国际艺术交流与高峰论坛。周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法语、英语、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都很娴熟，她同各国艺术家交流时，所用的语言随意切换，其风采令人为之倾倒。按说声乐小课应该是一对一授课，但周先生身边永远坐满了听课者，学生来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如有外籍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提问，周先生便选择相应的语言回答。也许，当年她在法国留学，那些法国艺术家们也是这般亲切地对待这位东方女孩。1945年，她登上巴黎国家大剧院引吭高歌，那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艺术家首次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被当时的法国媒体赞誉为东方夜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了北京专业文艺团体，就职于深圳某公司。1992年，我出差新加坡，巧遇周先生。那次，她带着众弟子在新加坡举办音乐会，弟子中就有廖昌永。周先生见到我喜出望外，她一直对我的歌唱有所期待。直到2000年，我才终于有勇气面对先生，向她汇报筹建深圳音乐发展的点点滴滴。音乐厅开业前夕，我请先生题词祝贺，她满心欢喜欣然挥毫。

武汉音乐学院一位老教授说起周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周小燕先生作为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学系系主任，是文革期间所有系主任中唯一没有自杀身亡，并且硕果仅存的人!是对音乐的大爱，帮助她撑过那个非常时期。”

周先生常常教导学生：“如果你光会唱外国人的东西，唱到别人服你，却不会唱本国的东西，人家还是看不起你。不光觉得你是个音乐上的瘸子，还会认为你们国家没有文化。所以一定要有民族的自尊心。你自尊，人家才会尊重你。”

这两段看似没有逻辑关系的话，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也许，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磨难让周先生越来越坚强柔韧，而对中外音乐深切的理解和炽烈的热爱让她的心胸辽远博大。

2014年12月15日，歌剧《一江春水》在上海首演。这是由周小燕先生亲自创意并担任艺术总监的大型歌剧，从编剧、作曲、演唱、伴奏和舞美等各环节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演出当天，我正在周先生家听她给两位年轻的学生上课。廖昌永来电话，叮嘱早些让先生休息，晚上还准备请她老人家上台发表讲话。廖昌永怕先生有心理负担，一再叮嘱我不要先告诉她。我悄悄问廖昌永：不让先生准备个腹稿行吗?毕竟已是98高龄的老人了。廖昌永在电话那端笑着说，放心吧，周先生才思敏捷，谈锋很健。果不其然，当听到廖昌永恭请先生上台时，先生一边优雅地起身，一边小声嘟囔这小廖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先生站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神闲气定，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谈到今晚同名歌剧的音乐创作，从舞台效果谈到演员们的出色表演，行云流水，逸兴遄飞。

周先生的人生是相当曲折而漫长的，可岁月永远摧折不了她的女儿态。几年前，我应邀赴周先生家宴。按响门铃，先生一袭白底粉点衬衣，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笑吟吟站在门口。不等我换好鞋，先生就向我展示她的tomi漂亮衬衫，还要让我鉴定品牌的真伪。老人那可爱的神态，竟像我的同龄闺蜜。我说周老师您很懂品牌很懂时尚啊!先生听了，脸上笑靥如花。望着她脚上那双高高的高跟鞋，我以为先生改主意不打算在家里吃饭了。她却认真地说，我是因为接待你，才穿上高跟鞋的，穿拖鞋不礼貌。我请先生换上舒服的拖鞋，没有必要对学生这么客气。她却执意要穿高跟鞋，说，你不仅是学生，也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客人!先生说罢，又得意地告诉我，她不久前扭伤脚动了手术，医生请她三个月之后才能下地小心走路。她说那可不行，三个月后必须要穿高跟鞋。果然，她做到了。

周先生走了，她必定是穿着高跟鞋走向天堂的。足蹬高跟鞋的周先生依旧是娇小玲珑的，但她却是中国音乐史上永久屹立的丰碑;我们这些学生也将慢慢老去，周先生却是一个漫长漫长的音乐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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