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 从来都是个问题

编者的话    还是在5月22日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世界著名歌剧院团高峰论坛上，记者听到了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以及几家国家级歌剧院团负责人的发言，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中国歌剧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发言既是对外的介绍，也是对内的汇报，更是一己的回顾。从中，听得出喜人的成绩，也听得出扰人的困惑。歌剧在中国，无论是西洋歌剧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在西洋歌剧启发下中国民族歌剧的孕育与成长，都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北京国际音乐节连年来对歌剧的大力推广，国家大剧院开业以来对歌剧的高效助长，如同雨露，浇灌着歌剧这朵艰辛的花朵。今日再次挪用“访谈·论坛”部分版面，给庞大的歌剧些微的支持。这样做也是因为受到国家大剧院与意大利帕尔玛歌剧院成功合作演出《弄臣》的鼓舞。6月18日的《弄臣》实在是太棒了，有个年轻的学子异常兴奋地鼓与呼，忘记了座位上的手机，等他“醒”过来，那手机已经折了。

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 陈佐湟：对西方歌剧，中国听众常常有所顾虑：听不懂，不习惯。首先来自于语言隔阂。

为此，致力于将西方歌剧介绍给中国听众的耕耘者需要非常勇敢，事实上他们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在剧目的翻译上下过大工夫，但即使有很好的翻译，仍然不免会失去原来唱词和音乐结合当中那些非常精妙的地方，除非重写。

这也为演唱的人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自己在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当西方愿意开始把中国的戏曲或者中国的现代歌剧搬到西方舞台，介绍给西方大众的时候，他们会面临相同的困难。目前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中国歌唱演员，在国际最著名的歌剧院里面，越来越多地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国演员只能用原文唱一段咏叹调。现在，用原文唱西方歌剧的情景，在中国已经比比皆是了，值得尊重。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其他的一些外国歌唱家，他们可以用中文来演唱中国戏剧，我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个挑战总是会来的。

我相信国家大剧院的落成，必然对中国歌剧的兴起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也希望由于大剧院的落成，能为中国歌剧事业，为中国的作曲家们、中国的歌唱家们、中国的舞台美术家们，在发展中国歌剧，同时引进西方歌剧这两个方面都做出应该做的贡献，使中国听众也能享受人类共有的歌剧艺术。在不久的将来于多方面互利合作，并带给各自新的机会，哪怕那时在座的人，比如像我，已经不在目前的岗位上。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

中央歌剧院院长 俞 峰：中央歌剧院成立于1952年夏，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三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专业歌剧院。歌剧在当时是新中国备受注重的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央歌剧院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建院至“文革”之前，其间创排的剧目有《兄妹开荒》、《生产大歌舞》、《长征》。在西洋歌剧方面，中央歌剧院首演了很多世界著名歌剧，比如1952年上演了《茶花女》，1958年上演了《蝴蝶夫人》，1959年上演了《青年禁卫军》。这期间与世界各国的指挥家、导演、演员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同时也推动了世界著名歌剧在中国的上演和推广，培养了一大批我们自己优秀的歌剧指挥家、导演、作曲家、歌唱家和歌剧表演艺术家，并建立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专业化国家级歌剧院。

第二个发展时期是在“文革”之后。这30年我们创作排演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比如《第一百个新娘》、《马可·波罗》、《杜十娘》，上演了大量的世界著名歌剧，比如说《卡门》，1982年和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合作，之后又有《艺术家生涯》、《奥赛罗》、《乡村骑士》等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阶段，培养了大批中国歌剧观众和爱好者，其中歌剧《卡门》、《茶花女》创造了100多场的纪录，《卡门》上演已达120多场。《阿依达》在工人体育场上演，几万人观看。

歌剧在意大利诞生至今400多年，在很多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法国，有了法国的歌剧；到了德国，有了德国的歌剧；我们相信不久之后的将来，会有中国歌剧在世界各国的歌剧院上演。

    上海歌剧院院长 张国勇：我认为，现在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多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这是因为我们的客观历史条件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剧院举办这样的歌剧节和歌剧院高峰论坛，有着非凡的意义。从我担任上海歌剧院院长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梦想——在中国举办第一个歌剧节。领导问我大概需要多少年，我说：乐观一点的话还需要10年。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国家大剧院就把这一件事情做成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的意义并不止于互相之间的认识、交流，更重要的意义是预示着中国的歌剧事业从这儿要腾飞了。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有这么多省会城市，真正有像样的歌剧团，能够长期坚持歌剧演出的城市寥寥无几。巴伐利亚歌剧院一年能够演出200场歌剧。5年前我去过日内瓦歌剧院，在那儿演出半个月，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日内瓦人口40万，一年演出歌剧场次是80场，按照这个人口比例来推算，上海1600万人口，一年的场次应该是3600场，而我们去年创造的最高纪录是56场，由这个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歌剧现状。

中国歌剧的发展有三个方面需要思考。

第一个是职业化。我们距离职业化的道路还很长。职业化的歌剧院，应该在一年前就把下一个演出季所有的演出计划做出来，我们目前还做不到。

第二是严格的管理。歌剧艺术是一个群体艺术，歌剧艺术的成败与否和这个群体的合作、协调能力有相当大的关系，严格的管理是中国歌剧院目前最缺乏的一个部分。

第三是要培养演员以及所有音乐家们的职业道德意识。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让自己在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时处于最佳状态。

中国歌剧目前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艺术教育，一是人才培养。绝大多数观众不了解歌剧是什么。检验一个歌剧院的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多少好的演员。上海歌剧院这两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我们现在基本上形成了大中小序列，年轻的演员可以在每周的“歌剧沙龙”里得到锻炼。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 李小祥：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中国歌剧事业的一个缩影，通过它便能摸清中国歌剧发展的脉络。

中国歌剧曾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歌剧《白毛女》一问世，民族新歌剧如雨后春笋。1953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歌剧院时，取名中央实验歌剧院。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歌剧，剧院于1956年分为两个歌剧团，歌剧一团坚持走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即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更多地学习西方传统歌剧，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文革”期间，中国歌剧的发展完全中断，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才得以复苏，但是歌剧人才已经严重流失。我院先是恢复了过去的保留剧目，接着启动歌剧新作品的创作工作，催生了歌剧新作品的涌现。改革开放之后，文艺品种一下子大大丰富起来，歌剧市场逐渐萎缩，歌剧的发展陷入困境。但我们迎难而上。

中国歌剧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成熟的模式，我们可以拓宽道路。同时，我们还要学会面对市场，让作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接受考验。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歌剧同样处于一种不同模式、不同风格、多种样式互相交融和并行发展的态势，如何选择，如何创新，从而使中国歌剧屹立于世界歌剧之林，这是我们的课题。

总政歌剧团团长 黄定山：说到军旅歌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由军队或者地方歌剧院团创作演出的战争题材作品，这是从题材来划分的；第二是指由军队歌剧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各类艺术作品，这是从剧团和军队属性来划分的。

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大型的专业歌剧艺术团体，是解放军唯一的也应该是全中国唯一的军队歌剧艺术团体，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独特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始建于1956年，现有演职人员160余人。

53年来，总政歌剧团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原则，坚持原创歌剧与经典歌剧相结合，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演出的主要任务，以弘扬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为己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我们在实践中有这么几项结合：一是创作改编与移植剧目相结合，也有专业创作，职业创作和非职业创作力量的结合，有效拓宽了创作途径。二是在剧目制作过程中强化“三场”和三种意识，赛场、战场、市场，精品意识、服务意识、票房意识，这样既能敦促我们在打造精品上下工夫，也能给我们压力，尽可能贴近观众。

我们团目前拥有演员剧团和解放军交响乐团，还有解放军歌剧院，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逐步形成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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