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讲述父亲萧友梅

本期人物：萧友梅

　　 萧友梅（1884一一1940）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1899年就读于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东京音乐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科，并学习钢琴、声乐。1912年留学德国，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及莱比锡音乐学院， 1919年以论文《 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乐器考》）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回国后，先后主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筹建并主持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一国立音乐院(后更名为国立音乐专门学校），直到逝世，以其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他也是我国近代较早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发表于1922年的《问》（易韦斋词），是我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一首代表作，音乐深沉隽永，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祖国山河残破的思虑与感慨。此外，他还作有弦乐重奏曲、钢琴曲、管弦乐曲、大型合唱曲等。其论著已辑成《萧友梅音乐集》。

做客嘉宾一：萧勤（萧友梅之子）

　　 特别注释：萧友梅48岁时结婚，51岁时得子名为萧勤，意在“民生在勤”、“业精于勤荒于嬉”；晚年得子使萧友梅对儿子倍加爱护。萧勤根据儿时的回忆以及长辈的提及讲述了与父亲之间的特殊情感。
        嘉宾总结：父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具有远大理想并能为之奋斗终身的人。

嘉宾口述：

父亲罗曼蒂克的一面

　　 父亲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尤其是音乐家，肯定具有感性的一面。我一直对父亲罗曼蒂克的一面有点好奇。可以这么说，这个并不是因为对我父亲的尊敬，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家如果一板一眼机械的做音乐那是不可能。父亲也有自己的爱，如果没有爱这个情感在里面，你就不可能那么去关怀你的教育，关怀你的学子，关怀这个事业。爱也是有层次的，父亲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这个爱有各个不同的层次。后来我发现父亲在德国写了一个小乐曲是献给某某小姐，这个挺有意思的，表明了我父亲充满人性的一面。另外我也知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他回来在音乐传习所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常常到我们家来玩，跟我一些姑姑和堂姐们一起玩。我父亲好像挺喜欢她，但是后来事情没有成。好像这个女生觉得我父亲年纪太大了。要是他跟那个小姐结婚的话，我可能比现在还老二十岁。我现在也在想，母亲那种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怀其实在某方面对我父亲也是一种人格上的锻炼，天天有人在耳朵边跟你唠叨，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父亲在这一方面脾气比我好，要我有这样一个老婆，我肯定受不了。他一直能够忍受也从来不跟人家埋怨，虽然他在作曲的时候常常跑道其他亲戚家里去隐居一两个礼拜，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好好工作，回家几乎不能工作。
这个是蛮可惜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母亲更能够体谅他的话，可能我父亲会有更多的作品，而且父亲的健康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父亲的严厉与慈祥

　　 有一次在我很小的时候，睡那种小孩床。睡觉的时候大概翻身的时候掉床上掉下来了，跟许多小孩一样就在哭，哭了半天也没有人来把我抱起来。后来我父亲发现了把我抱起来 还责怪我母亲没有太注意。这段事情是我父亲关于我出生时那个小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的。我看完了之后感觉父亲对我无比的疼爱。

　　 父亲是一个蛮严肃的人，不露颜笑。早年我们家里有些唱片，而且也有些歌剧的唱片，小孩子总是喜欢翻这个翻那个，有一次我翻出一个唱片放在唱片机上听音乐，那是一个歌剧。他说这个不行，不能听，于是就把那个唱片拿掉了。我就觉得他蛮奇怪的，那个唱片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是唱的比较愉快一点，比较高兴一点，比较诙谐一点，这个印象蛮深的。 另外一次，在我大概在四岁的时候，我父母晚上出去，要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那会我很顽皮，不知道怎么搞得找到一个金表，我觉得那个金表很好玩，就慢慢把它拆下来，整个表都拆完了。等我父母回来后，看到一桌子这玩意，母亲就打了我。就觉得这个金表这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就被我弄坏了呢，结果我就围着桌子转。那我父亲就说，算了算了。他那个很严肃又很疼爱那种心情我可以感受的出来，我母亲那时候气的不得了，因为我那么调皮把那么贵重的金表拆散了。

　　 我始终是蛮调皮的，有时候像吴伯超先生到我们家里面来的时候为了逗我玩，我还骑在他身上当马。吴伯超先生离开南京的时候还记得这个事情，关于我小时候的事情记忆不是太明显，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前，我记得我父母常常有些意见不和的地方，我也听不大懂他们一直在谈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是比较宗教意识非常深的，非常虔诚。她一直要我父亲受洗，父亲他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他自己学哲学，他不信教。所以在他那个碑上刻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另外我记得好多次，尤其是他肺病三期得时候他还去上班，
他非常关切学生身体拉有没有受寒，窗子关不紧等等， 总是要跑道学校去关心这些事情。但我母亲那个时候就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就说你这样子身体还跑去，而且父亲又不坐黄包车，真的可以说的确是鞠躬尽瘁。
还有很多就是他日常生活得时候 因为他曾经留德，德国虽然是一个天气比较冷得国家德国人早上有一个开窗的习惯，换换空气。他在上海也是天气冷，但是不管多冷他还是坚持一早就把窗户打开。那我们就跟他争论，说这样子会着凉。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习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

不称职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那么样子地努力工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能够储蓄一点钱在家里。后来我们因为受生活所怕，就开始变卖一些东西，比如说变卖乐器，好些乐器都陆续变卖。钢琴也是好像那个时候是半卖半送，给了上海音专。那个钢琴我在80年回去的时候我看到钢琴陈列在琴房里面，他们很注重保存这个钢琴。后来听说这个钢琴也找不着了，我是觉得有点遗憾，还有其他一些书籍什么的都当成废纸卖掉了。

　　 因为在上海沦陷的时候生活非常艰难，我就记得后来我们搬到弄堂里小房子里面住。是一个三层楼，每一层住一家人。那个时候我母亲就开始要上班去赚点薪水来养我们，那个时候我才六岁。母亲上班的时候要先把饭烧好，然后把饭暖起来，等我们上学以后回来就可以吃那个饭。这个饭是杂粮饭，杂粮饭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能是小沙子，所以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吃带沙子的杂粮饭，这段记忆我非常深刻。

　　 说到辛酸，的确是一个有点心酸的生活过程，因为一个是我母亲身体慢慢越来越不好，经济上也是非常困难。那个时候我父亲因为工作不能很好的照顾我母亲，还记得我们那会去卖书时候把书拿下来翻一翻，居然发现有钱夹在里面，我母亲就感慨地说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那个时候王浩川先生要来帮我们忙的时候，我母亲要塞点钱给他，王先生坚持不肯要，但是直接拒绝又不太好，于是他走出那个走廊的时候顺手将就把钱塞在旁边书柜上的书页里面。后来这个钱真的是救了我们，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得帮助，至今在我的内心始终对王浩川先生充满感恩之情。

　　 一般来说，尤其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多半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因为如果他一辈子为他的理想在奋斗，尤其是那么困难的状况下，他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照顾到家庭。

　　 但是对我来讲他是一个慈父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晚年得子，所以他一直都很疼我。我有这个感觉，母亲是数以唱白脸的那种，会时常的对我进行鞭策。所以我想他虽然不称职，但是还是一个爱我的父亲。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不是那么早离开的话，我跟他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对话。

我与父亲

　　 其实我常常会在心里面跟父亲沟通，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缘分也不是这一世就可以结束的因为我是觉得生命是不灭的。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很深远的交情，不只是父子之情。我们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他从事音乐工作，我从事绘画艺术，我们都有一种文化上的坚持跟理想。他比我早，他的理想光辉而伟大而且遍地开花，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那我自己在艺术创作上面也做了一些推动，我是台湾最早抽象化的推动者，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事情，也就是在当年50年代的时候，在现代艺术都是一片荒芜的时候，我也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两个也满志同道合的。我想可能他要是在世会要我学音乐， 但是我虽然没有走音乐这条路，我们的理想还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告慰他的地方。我常常和他对话，我虽然没有走你这条路 不过我也能坚持走我的路并一直走下去。

黄旭东（萧友梅音乐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江苏常熟人，现任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1956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分配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附中理论、声乐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调入编辑部，走上专职编辑岗位。1986年起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编有曲集、文集数十种。多年来，发表文章二百余，结集为《弄斧集》。1997年创建公益性学术社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

特别注释：黄旭东先生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萧友梅进行研究，回首二十余载，在别人的质疑声中，不求名，不图利，潜心研究萧友梅，并以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为平台，塌塌实实地做着一些务实的工作。

嘉宾口述：
纠正一些不妥之处

　　 我与汪朴先生在2007年撰写过一本名为《萧友梅编年纪事稿》的书，这本书也是目前为止关于萧友梅先生生平事迹最为全面的一本书。但是我要声明的是关于萧友梅先生的一些事迹，要是没有诸如廖辅叔先生、萧淑娴女士（萧友梅侄女）等人的帮助，一些珍贵的资料不可能如此顺利的搜集到。

　　 此前的许多关于萧友梅先生生平的资料有一些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准确的，现在需要纠正一下 ，比如说萧友梅日本留学的时间，至今为止所有资料都标示为1901年，实际萧友梅是在1902年赴日本留学的。关于萧友梅何时去日本留学也有不同的记载，前后说法大概有三种，一是廖辅叔先生在《萧友梅传》中记为“1901年”，与先生填写的一份履历表上写的“17岁”（1901年）赴日本留学时一致的。二是根据在德国发现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时所写的个人简历，按照萧友梅先生的语意推算，则为“1903年”。三是按照清政府的一份《各省官费私费毕业生姓名表》的推算应该是“1902年”，后来经过我们详细的考证，证实了萧友梅是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的。但是现今的许多资料还未修正这个时间。另外一个时间是萧友梅从日本回国的时间，许多资料也大都写了1910年，其实是1909年，因为我们后期得到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显示，萧友梅与1910年正月在天津北马路不幸被撞伤，这一点就证明，萧友梅回国应该是1909年，而非1910年。

　　 现今许多资料写有“萧友梅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实这一点也是不准确的，1916年只是他通过考试答辩，一直到1917年才确认他的答辩论文合格，而发给萧友梅的墨士学位的证书则是在1919年的10月份颁发的。客观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中国与德国还是敌对国，具体的细节如今尚未查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萧友梅博士证书上签发的日期是1919年的10月22日。

　　 还有一点也需要提出来，许多人都知道萧友梅考过一次举人，其实萧友梅考过两次，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证过。1910年，萧友梅回国后的第二年3月，他参加了考试并获得了通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萧友梅与5月又一次参加了这样的考试，并被学部授予“七品小京官”，并于该年的11月份被学部派往山东、山西等地视察学务。这一细节在当年萧友梅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份履历表中得到了印证，最早的细节是从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份刊物上获得的。

他不是一个人

　　 提到萧友梅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几位伟大的人物是不能不提的，而这几位人物与萧友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是孙中山，因为孙萧两家是世交，所以萧友梅与孙中山自幼就熟识，并且萧友梅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积极向上，怀有远大抱负。同赴日本之后，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后来清政府派人去日本抓捕孙中山时，萧友梅曾冒险将他藏在自己的家中。两个人交往甚密，使得萧友梅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一面研究音乐教育，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有几次廖仲恺等革命人士召开一些秘密会议一般都是萧友梅在外放风，这些在廖辅叔先生编写的书中都有记载。

　　 第二个人物就是蔡元培。在音乐教育美育教育上，蔡元培对萧友梅的影响深远，萧友梅与孙中山相差18岁，与蔡元培相差16岁，按照年龄上算，蔡元培应该算是他的长辈。正所谓“志同道合，而后熟识”，在萧友梅赴德留学时，蔡元培当时已经在德国多年。而且萧友梅从德国回来后陆续开办了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专，都是与蔡元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另外就是于萧友梅同时代的那些有志之士。沈心工要比萧友梅年长14岁，当时的李叔同比萧友梅年长4岁，刘天华比萧友梅小11岁，赵元任、王光祈比萧友梅小12岁。而在这里面，沈心工最为年长，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批的有志之士同萧友梅一起，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萧友梅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是拥有一大批的爱国音乐人在并肩战斗着。

两拒蔡元培与特招李焕之

　　 根据后期的考证与了解，逐渐了解到萧友梅先生伟大的人格所在。对待工作的严肃认真与对待人才上的灵活变通使我们对这位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不禁肃然起敬。丁善德先生曾回忆当时在国立音专的事情时说过，“萧友梅先生颇有德意志民族固有的严谨作风。”确实如此，当时在上海国立音专时，有位夏国琼的女学生因违反学校规定而被作出处罚开除学籍，萧友梅在回复周国琼家长董竹君的信中说到，本来已对周国琼停学一学期为处罚，但是恢复其上课后，却屡次违反宿舍规定，所以决定对其开除学籍。而当时的董竹君为社会名流，仅仅此事经过不到一个月，萧友梅就收到了为蔡元培先生为周国琼求情的信函。萧友梅在回复中说，做出如此处罚的目的就是给学生们一个提醒，让他们有一个进取之心，如果收回处罚对学校影响极坏，于是婉言拒绝了蔡元培的求情。

　　 还有一次是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介绍某女士来上海国立音专担任钢琴教员，但是得到的答案还有拒绝。回函中在表示对蔡先生表示抱歉的同时又表示学校的教师人员已经基本定下来了，无法再多承担额外人员。这两次对上司的拒绝凸现了萧友梅先生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

　　 但是还有一些事实证明，萧友梅又是比较开通的，1936年的2月，自幼便正规学习音乐的李焕之前来报考国立音院，但是当他从厦门乘船来到上海时，国立音专的考期已经过去了。而萧友梅经过考察，感觉这个人不进国立音专就是人才的浪费，于是决定让李焕之作为特别选科生入学，先跟随萧友梅学习和声学一个学期，同时选修视唱练耳和合唱课。经过萧友梅深入浅出、谆谆善诱的指导下，李焕之经过再次的考试终于迈进了国立音专的大门。这样的事情国立音专并不少见，其中聂耳也是如此。在延误了考期之后，本来聂耳已经心灰意冷，经过萧友梅认真研究决定让聂耳等几人补考一次，就这样，聂耳如愿以偿的考入了国立音专。

两拒日本与抗日募捐

　　 许多人都知道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但是对他在爱国热情方面却很少熟悉。萧友梅是一位爱憎分明、热爱祖国的伟人。1936年，那时候全国的抗日运动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了，2月11日那天，当时任工部局管弦乐队客座指挥的日本指挥家近卫秀磨慕名来国立音专访问并作演讲。萧友梅断然拒绝让他用日语演讲，最后只能决定用两个人都通晓的德语老演讲，然后让萧友梅来给学生们翻译。萧友梅认为，日本人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大大伤害了国人的感情，如果使用日语演讲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后来，在那位日本指挥家结束讲演后提出回国后要赠送一架钢琴给国立音专，以表示亲善。不久后，钢琴真的运来了，当时的日本驻沪领事馆来函通知国立音专前去接洽，萧友梅接到信函后断然决绝了日本人的馈赠。虽然是艺术上的交流，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萧友梅对法西斯的憎恨与对祖国的热爱非常鲜明。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9月23日下午，萧友梅组织师生成立了“国立音专抗日救国会”，并由萧友梅、黄自亲自带队，率全校师生到浦东、松江一带为抗日义勇军募捐。募捐共得1089元，当时就立即汇给了黑龙江政府并转给马占山将军。另外，萧友梅还让人把日本当年强迫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写成横幅挂在明显的地方，作为长期的警号。他自己还率先创作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未义勇军作）》。

交响乐的先行者

　　 音乐界的人都知道萧友梅是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交响音乐事业的贡献。其实，中国的第一支简化的管弦乐队就是由萧友梅组织起来的，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后，12月17日，在庆祝北京大学24周年纪念会的时候，由萧友梅亲自按照节目单设计了10个节目，其中有传习所导师们的管弦六部合奏等。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927年，在萧友梅的组织下，音乐传习所共举行了40多场音乐会，演出节目也包括欧洲经典曲目，中国的经典曲目等等。

嘉宾总结：萧友梅是一位开创时代的人物，抛开他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贡献不提，他伟大的人格力量也是值得后人去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努力把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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