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把时事搬上歌剧舞台的人

作为第一位将时事搬上歌剧舞台的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将歌剧从永恒的问题—语言或音乐谁更重要、谁是下一个重要男高音—中解救了出来。

    当今最忙的作曲家就坐在早餐桌另一边，伸展着因长途跋涉而酸痛不已的后背。年过六旬的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奔波于全球各地，洛杉矶、逍遥音乐节、爱丁堡音乐节、巴比肯剧院……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对我来说最糟的事，”亚当斯吐露，“是跟我所谓的‘OW’（Outside World，外部世界）打交道。如果你有30-40 部作品不停地在上演，你得照顾它们——这就成了问题。”

    大部分作曲家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某一部作品在每30-40 个月能上演一次就够幸运了。亚当斯显然不属于这个阶层。上世纪60 年代在哈佛读书时，他就回避了学院派的无调性音乐，追随约翰·凯奇领导的简约主义音乐——在无尽的重复中不停地进行微小的音调变化。后来他又拒绝了这种蟹行般的进程，转而拥抱宏大主题和政治话题，每每成为夜间新闻人物。他总是下意识地坚持：他想做的只有作曲。

    “我每天定时起床，做同样的事，朝九晚五。”亚当斯这样说的确够让“外部世界”失望的。“一旦我建立了一部作品的‘遗传密码’，就变得像个园丁，考虑这里剪掉一些，那里浇点水。作品会自己成长。别问我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尽管他穿着破旧的斜纹呢夹克低声说话假装迟钝，但其实从1987 年以来他就一直是媒体头条，那一年他写了《尼克松在中国》，成为第一位将时事搬上歌剧舞台的作曲家。他将歌剧从永恒的问题——语言或音乐谁更重要、谁是下一个重要男高音——中解救了出来，在亚当斯之后，歌剧也开始关注报纸时评版了。

    4 年后，亚当斯创作的《克林霍弗之死》以一次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游轮事件为蓝本，导致了一场抗议风暴，因为在剧中一位犹太残疾乘客被谋害，轮椅被扔进了地中海。亚当斯认为这是一种误读。“政治上对这部作品的时髦批评是说它浪漫化了恐怖主义。但看看结尾，一位70 岁的老妇因为她不明白的原因而失去了丈夫。我们每天读到30 个人在巴格达被杀，好像跟我们毫无关系；而克林霍弗的命运则让人感同身受。”

在旧金山歌剧院找他写《原子博士》之前，他有10 年没怎么碰歌剧。《原子博士》讲述的是1945 年7 月15 日，也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周前参与第一次核试爆的科学家们的心态。“我把《原子博士》看作一个悲剧结局的英雄故事。所有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从希特勒手中拯救世界，而实际上制造出的正是毁灭世界的工具。”

    亚当斯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左翼、自由派甚至反美人士的攻击。他反驳道，歌剧中的英雄、曼哈顿计划的主持者奥本海默博士在战后被右翼的麦卡锡主义毁掉了生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左右的界限。我们在评判前需要事实。亚当斯的台词作者从科学家们的回忆录和政府解密文件中摘选台词，配以他们最喜爱的诗歌。第一幕结尾处便是奥本海默唱着约翰·多恩的《圣十四行诗》；在卧房里面对烦恼的妻子唱出的诗，则引用的是波德莱尔。

    所有亚当斯的歌剧都由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导演，他是否为亚当斯制定创作计划？不全是，作曲家说。“彼得想出了《尼克松在中国》和《克林霍弗之死》，其他的都是我想的。彼得是位共生艺术家，他必须得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我喜欢和他一起，但我也喜欢独自工作。他有种给别人养料的能力。我常常说，彼得是精子，我是卵子。”

    亚当斯说，最初把他带上舞台的人是母亲。“我母亲是个小地方没受过训练的演员。在音乐剧《南太平洋》里我跟她一起上台唱歌。9 岁时我就想成为作曲家了。那是莫扎特诞辰200 周年，学校三年级老师给我们读了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幼年传记。我赶紧拿了纸、尺和铅笔跑到后院，也想写点什么。结果我沮丧地发现，没有创作工具呀。于是我回家告诉父母，他们就找了个老师教我乐理。我10 岁时就写了第一首作品，13 岁写了第一首乐队作品。后来还真上演了。”

    亚当斯的父亲是个四处奔波的推销员，教会了他演奏单簧管，听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摇摆乐之王”）。他在哈佛读书时被伯恩斯坦慧眼相中，在夏季巡演随从中为他留了一席之地。他拒绝了，宁可独自工作。1971 年他搬去加州，和一位摄影师结婚，除了少量的教学工作之外，他整天朝九晚五地作曲。

    他的朋友不是科学家就是艺术家，他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大众日益悬殊而感到十分苦恼。他嗫嚅着说：“美国有种反智倾向，克林顿是个拿罗氏奖学金的聪明人，却要靠吹萨克斯风、吃烧烤装土包子来赢得大选。但美国人也有一种天分——伯恩斯坦和一些伟大诗人身上都能看到，那就是身处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超验的视角。”

    这就是亚当斯所继承的衣钵。如果美国人想搞清楚自己的困惑，就应该去找亚当斯这样的艺术家。现在他又开始重听西贝柳斯—他少年时钟爱的交响乐纯粹主义者。我想知道他在人生旅途中的收获，他淡然说：“在60 岁的年纪，我得说，音乐关乎情感，正如同它关乎意义。”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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