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天津早期音乐教育

图片为李叔同故居 摄影钱进

●●讲述      

    如今人们对“学堂乐歌”一词也许有些陌生，但对“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这首歌却非常熟悉，当年这首歌在电影《城南旧事》出现后，时常听到有人在轻轻吟唱，其实它就是我国早期出现的“学堂乐歌”之一。“学堂乐歌”一般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

    天津是我国较早引进“学堂乐歌”的城市之一，“甲午”战败后，国人在反思中意识到：日本所以能迅速强大，与其重视教育普及和变革学校课程密切相关。19世纪末，清廷多次派员赴日考察。其中日本各级学校以西洋音乐为主体的音乐课程设置，引起国人关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指出，新式学堂应设“歌乐”课程；梁启超更是把音乐教育上升到“改造国民之品质”的高度。随着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相继建立，“乐歌”一科，终被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国音乐也由此进入了“学堂乐歌”时期。

    “学堂乐歌”很少采用中国传统曲调，往往是直接大量引用西方歌调和日本的欧化曲调填词而成。当时不少乐歌作家认为：“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钱仁康先生曾查证了部分乐歌的曲调源流，其中涉及外国歌调119曲，中国歌调仅14曲。尽管这远不是乐歌作品的全部，但也透露出当时中西歌调的多寡比例。可以说，学堂乐歌极大地促进了西洋音乐在华夏大地的传播与普及。

    天津是学堂乐歌流播的重镇。生于天津的李叔同（1880年至1942年），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06年独自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用西洋作曲手法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合唱曲《春游》。他以美国人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创作的《送别》，更是意境深邃、流传广远，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李氏的乐歌活动多在他离别家乡之后，所幸天津也留存了些许他的音乐经历。如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在上海去世，他扶灵携眷返回天津，在为母亲举行的“新丧仪”上，李叔同就曾自弹钢琴，唱悼歌。

    1902年8月，学部侍郎严修（1860年至1929年）在日本考察教育期间，参观了东京音乐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他对幼稚园中儿童的唱歌课尤感兴趣，回国不久便在天津家中办起“严氏女塾”，聘请日本人川本讲授日语和音乐。1905年，女塾更名为“严氏女学”，学制分为初小、高小两级，前者4年，后者3年，均设有音乐课程。同年，严修还创设了保姆讲习所(实为清末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和蒙养院，聘请大野铃子等日本教习2人讲授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课程，其中尤以教授弹琴为主。#p#副标题#e#
    保姆实习所以蒙养院作为实习场所，从附近邻居及亲友的子女中招来4至6岁儿童30余名，从日本购买了钢琴、风琴等设施。大野铃子半天讲课，半天辅导实习。教学中她先是自己弹琴示范，教唱歌游戏，再现场指导学员的讲课。她不仅教授五线谱，也根据学生的水平程度，单独教授风琴或钢琴。经过几年学习，学员结业时至少能够弹奏“进行曲”，个别学员甚至能演奏程度很深的乐曲。1906年5月，在保姆讲习所女子小学堂夏季休课仪式上，学员们进行了歌唱表演，崔季云等同学还演奏了风琴独奏。1907年，首届讲习所学员25人毕业，大多分配到京津两地蒙养院及小学堂任教，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一批幼教师资。

    就这样，天津各中小学校和其他学校陆续开设了音乐课程。1906年创建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建校伊始就将“乐歌”课列为选修科目。不仅教授“单音唱歌”、“复音唱歌”，还讲授“乐器用法”和“教授法”。在1907年《益世报》的一则“天津公立女学堂的招生启事”中，唱歌、音乐课也被明确写入了“寻常科”、“高等科”和“示范科”的课程内容。1909年，清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后，天津大部分的佛、道庙观改建成新式学堂，以西式歌调为主流的学堂乐歌在天津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与传唱。

    为应对“乐歌”课音乐师资的匮乏，1906年秋，天津音乐讲习会宣告成立。该会以研究学校音乐，培养小学唱歌教员为宗旨。首批招收学员60人，学制一年。由留学日本音乐学校的邓子辅、张幼臣（宸）任教。1908年1月，由天津劝学所（专门推行学堂制的机构）出资，在天津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劝业场东直隶学务公所的后身，成立了天津音乐体操传习所。这是天津，也是全国最早培训音乐体育教师的学校。该所管理人李侨和日本教员村冈祥太郎，均毕业于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在其两年制高等科的课程设置中，含有唱歌、乐典（乐理）、和声、独唱、中西管乐、洋琴（钢琴）、风琴等。该所要求学员选学一种乐器，每周合奏一次。到1909年11月，日本人中岛半次郎对中国境内的外籍教习进行的普查显示，天津直隶学务公所附设的音乐体操传习所，仍有日本教习在任教。

音乐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为天津培养出最早的初通西洋音乐的人才和师资，而“学堂乐歌”的内涵，也日益超出了“唱歌”的范畴。通过学堂里和社会上的“乐歌”活动，“集体歌唱”、“进行曲”等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体裁形式、西方乐理以及简谱、五线谱等广泛传入天津。风琴、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也开始为天津市民所认知和熟悉。在1908年10月31日的一场“音乐演奏会”上，天津观众已经能够欣赏到“管乐合奏、风琴独奏、提琴合奏、独唱、洋琴（钢琴）独奏、四部合唱、弦乐合奏、洋琴连弹”等节目了。

    学堂乐歌有着比宗教圣咏、西洋军乐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中国传统音乐输入了新鲜血液，对西洋音乐在天津的普及与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更多的西方音乐形式和内容陆续被移植或借鉴过来。天津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歌声中更多了些带有西式风格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歌调。如人们所熟知的“南开校歌”，就“拿来”了西方圣诞歌曲的旋律，其结构短小而规整，旋律铿锵而热情，很好地表达出南开学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风貌。（靳学东）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