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爱乐女”想到的……

2009年8月30日第155期《爱乐者》

    巍  钟

   在2009年7月17日的《东方早报》上，我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爱乐女”。

   我想现在知道“爱乐女”的音乐爱好者似乎不多了，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爱乐女”乐团的名声可是响得很呢。现在回顾“爱乐女”乐团的经历还是可以给我们的音乐乃至文化事业一些有益的思考。

   80 年代末，出于对当时社会上港台流行歌曲和欧美摇滚乐潮流遮天盖地，古典音乐退避三舍日渐低迷的担忧，郑小瑛和原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司徒志文、原总政歌剧团首席小提琴朱丽聚集在一起计划召集一批热爱音乐事业、愿意不计报酬的志愿者，带上自己的乐器和演出服，组建一个旨在为青少年普及交响乐知识，义务地把美好的音乐送到学校去的乐团。三个人一通联络下来，响应者大多数是女性。于是郑小瑛提议我们就叫个“爱乐女”吧！一个由志愿者组成不占国家编制非营利性的“爱乐女”室内乐团就这样诞生了。

   1990年3月9日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爱乐女”室内乐团首演音乐会。

   “爱乐女”的成员来自北京9个艺术团体，这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乐团，成员的经历是如此的辉煌，国际比赛、全国比赛获奖者和有高级职称的演奏员超过全团半数。她们希望用自己的琴声、歌声，“撒播爱乐种子，普及严肃音乐”，这也成了她们建团的宗旨。

   由于团里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一直到得到了一些社会赞助，才能在演出时发给每人一次二十块钱的交通费和误餐补贴。其实这点补贴根本比不上演奏家们去参加录音或到饭店拉琴所挣的外快，更何况她们大多是国内第一流的演奏家。

   正如她们在1995年《“爱乐女”五载耕播音乐会》的节目单中所述：“当严肃音乐在低谷中徘徊，‘港台风’有越刮越烈之势，我们出于对下一代健康成长怀有特殊关怀的女性情感，志愿聚集在一起，愿在典雅音乐这片受冷落的‘乐’土上，播撒爱乐的种子，吹吹淡雅的清风。几年的辛苦，不敢奢谈有多少成绩，只有一点可以告慰的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坚守在这块园地上耕耘着。”

   用创立者和指挥郑小瑛的话来说：“在‘没钱不干’的社会潮流中，我们于1989年12月走到了一起，从1990年3月9日首演到1996年9月宣布解散的6年半里，不计报酬地为23万听众演出了240多场。”

   一些作曲家如莫凡、杨宝智等受她们的感染，也不计报酬地或改编中国民歌名曲，或专门为“爱乐女”谱写一批西洋乐队伴奏的民族器乐曲，使乐团得以每年推出一套中国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

   1993 年初，“爱乐女”室内乐团代表中国赴西欧巡回演出。“爱乐女”在柏林世界民族文化中心首演的中国室内乐专场，使主办单位大吃一惊，于是原来只接受一场中国音乐节目的主人，要求她们下一场还接着演奏中国作品。乐团随后又在荷兰、巴黎等地演出，乐团每到一地，观众都是兴奋不已，长时间鼓掌，一再要求返场，久久不肯离去。

   “爱乐女”的成员们都具有一身正气：宋飞揭露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章红艳揭穿女子十二乐坊假奏；郑小瑛自曝某著名电视台要求自己假挥等等。她们无愧于女作曲家瞿希贤对她们的赞誉：“低谷中的鲜花。”

如今章红艳依然秉承“爱乐女”之遗风时常义演，甚至于经常在没有正式的音乐厅的二、三线城市演出。有人问她是否想过当地听众也许根本听不懂琵琶曲、古典乐，章红艳回答：“没听说过听场音乐会还要先上个音乐学院的！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好的观众，只有不好的表演者！”

   由于“爱乐女”是挂靠在当时的中央乐团的，1996年院团改革中央乐团解体，“爱乐女”成了没有法人、没有排练场所、没有演出许可证的“非法”团体。1996年8月郑小瑛在演出结束时不得不向听众宣布了“爱乐女”于9月起暂停演出的消息……

   “爱乐女”的帷幕拉上了，可是从中引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在市场经济的“狂潮”里，“爱乐女”的行为让我们领略了精神力量之伟大！一个社会不能让经济充斥着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并主宰这个社会的一切。文化才能促使精神的成长，文化将决定我们如何参与并是否能赢得全球化的竞争。只有文化和思想才是使一个社会和民族成长并不朽的根本。

   一个社会无论在什么阶段，都需要有一批象“爱乐女”那样为文化而生为文化而呼的群体，这些人才是使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脊梁，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显得不那么“俗气”。而只有当这些人的举动受到全社会的爱戴和尊重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优秀文化对一个民族素质所起的作用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现行的政策和法规应该反思，如何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为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打开一扇“方便 ”之门，让“爱乐女”似的乐团越来越多越来越兴旺。而不是用政策让“爱乐女”无疾而终。我们的政策不能让文化被边缘化，由着“经济”成为社会的“骄子”。而应该让文化成为教育的延续，使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受到优秀文化的“终身”熏陶，以此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形成活跃的思想和不断的创新能力。我们的政策还应该引导资本对文化的投向，不能让“俗”文化吃成个“大胖子”，而“雅”文化却“骨瘦如柴”，最终使我们的民族丧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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