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寿庆的真正含义

    ◆沈次农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今年50岁了。
   
    为一部音乐作品作寿庆，好像不记得有先例。欧洲多少作曲大师的传世经典名曲，印象里也没有过这样的寿庆演出。通常只对某作曲家的生年或忌年的纪念演出。今年是海顿逝世200周年，也是门德尔松诞生200周年。上海音乐界就举行过纪念音乐会。还有2006年莫扎特诞生250周年，全球音乐界都大张旗鼓地举办各种纪念音乐会。但那是纪念作曲家，而非纪念作品诞生。
   
    这么说并非反对纪念“梁祝”。虽说交响乐、协奏曲是外来艺术形式，毕竟在我国已经生根百余年。种是人家的，水土、气候却是自己的。我们完全有理由顺应自己的需要走自己的路，没必要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后。然而对于我们为什么会纪念“梁祝”而不是其他，我以为“梁祝”有其特殊性。
   
    回顾《梁祝》诞生的1959年，凡过来人都明白，那是一个“左”的思潮开始弥漫的时期，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这样的背景，当时音乐界能举行一次音乐会也不是容易事。因此可以说，正是上海音乐学院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为学院师生提供了一个登台演出的机会，也是《梁祝》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样，从《梁祝》成功首演之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尽管《梁祝》在音乐界获得极大好评，但事实上在社会上也没有多少上演机会。这也得归咎于当时的音乐会实在太少。而让人越来越感到寒意逼近的是极左思潮逐年升级。再者，当时看一部新作品是否成功，主要是通过电台的播音以及唱片的发行。从这两点上看，《梁祝》已经深入人心，但还并未达到后来的那种名闻遐迩的地步。但当年周总理每次到上海有外事活动，都点名要演奏《梁祝》。而当时的中国唱片社为俞丽拿、沈榕各录制了一张《梁祝》唱片。我以为，正是这两张唱片，为《梁祝》以后的名满全球作出了极大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起，很多文艺作品被打成“封资修”而遭到批判。也就是在这时，《人民日报》忽然刊登了满满一整版的批判文章，标题是《“梁祝”是一棵大毒草》，正式宣判了《梁祝》的“死刑”。
   
    当时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其实何止《梁祝》？但《梁祝》“上榜”却实实在在地引起震动。虽然那时每天都有人靠边站，但“梁祝”挨批的事实，却让人真正感到人性的被湮灭以及世世代代善良人们向往的爱情和理想的被湮灭。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股暗流慢慢地在年轻人中传了开来。那就是偷听旧唱片。在能搜集到的唱片中，《梁祝》无疑是最受欢迎的。而作曲家何占豪、陈钢，指挥家樊承武，小提琴家俞丽拿和沈榕的名字也从此在年轻人中传了开来。
   
    “文革”正式结束，《梁祝》重返舞台。上海电视台播出俞丽拿独奏《梁祝》录像的那个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我住的那个大楼里充满了《梁祝》的旋律声。人们坐在家里，面对黑白电视机，无论是否爱乐，都很专注。眉宇之间，是对恶梦已去、光明重来的欣慰。
   
    所以，《梁祝》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部优秀音乐作品的命运，更是人性之有无，思想解放之与否的衡器；让《梁祝》重新公开上演，人们看成是封闭时代的终结，是新时代天空的最初白光。
   
    所以，为《梁祝》50周年祝寿，在中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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