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乐团需要建立国际化标准

余隆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海报前留影

方蕾 编译自《纽约时报》

    “保持，保持！这段要平滑而流畅，像湖面一样。再来一次。”那天，45岁的余隆和他的乐团为第二天晚上的演出进行最后的排练。之后乐团赴纽约演出，为卡内基音乐厅持续三周的“古今回响”中国艺术节作闭幕演出。余隆是今年1月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乐团期望他的到来能为乐团注入更多活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余隆早年在欧洲求学，十多年前回到国内发展并迅速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余隆为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他相当清楚如何搞好一个乐团。”在中国出生的指挥家、现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蔡金冬说。除了上交，余隆还领导着另两支重要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同时也是很受关注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核心领导人。余隆的指挥风格充满活力。去年他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对梵蒂冈进行了访问，为教皇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

    近年来中国向全球著名的音乐学校和乐团输出了大量才华卓越的演奏家。但余隆希望这些音乐家能回国，帮助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余隆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国际化标准。在执掌上海交响乐团之初，他更换了乐队一部分演奏员。他还邀请了著名的指挥家迪图瓦担任乐团艺术顾问，邀请大提琴家王健为驻团艺术家。

    上周在上交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余隆向记者展示乐团的新家——投资5200万美元、2011年即将建成的音乐厅。“我们在考虑，音乐厅开幕的时候邀请纽约爱乐乐团来沪，这将是个盛典。”余隆说。

    余隆出身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丁善德是中国20世纪最有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编舞家。童年时正值“文革”，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的家庭被视为“走资派”，而学习西方音乐更成为不可能的事。“我记得红卫兵在花园里焚烧乐谱”，童年的情景依旧留在余隆的记忆之中。儿时随外祖父学钢琴，后来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十几岁时转向学习指挥。1987年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柏林的一所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然后作为客席指挥在欧洲开始工作。十多年前回到中国，先在香港定居，在那里遇到了小提琴家徐维聆，随后结婚，到了北京。

    他最初成名是在1998年，当时他正在帮助筹建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久接管了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余隆开始在这个乐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爱乐乐团。他公开招聘演奏员，并将乐团的工资提高了三倍。新组建的乐团很快就以严明的纪律和整齐的面貌赢得了声誉。在当时，许多听众还会穿着拖鞋、带着塑料袋去听音乐会。余隆却下令他的乐团团员们擦亮鞋子，传递他们对音乐的热情。

    余隆的改革很快赢得了社会的支持。人们认为，乐团选择余隆的理由很简单，他了解音乐，有管理才能以及卓越的公关技巧。中国很少有这样的人。余隆的批评者也不少，他们认为余隆的社会性比音乐本身更浓，但余隆认为自己的成绩是无可争辩的。今年英国《留声机》杂志将中国爱乐选入世界最鼓舞人心的十大交响乐团之一。余隆说：“能不能把整个局面运营好是很重要的。我努力工作，甚至会失眠，给自己制定了很高的标准。”

    卡内基音乐会非常成功，郎朗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余隆指挥陈其钢的《蝶恋花》。余隆很喜欢这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比较含蓄，把一些东西留给想象，具有典型的中国艺术作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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