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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外商演的方式“走出去”,在海外艺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今中国艺术家、演出团体的共同目标之一。从近几年中国演出团体“走出去”的情况看,海外商演的整个模式都还在探索之中。

2008-10-08 09:46 中国文化报 叶 飞

     主 持 人:  本报实习记者  叶 飞 
                            
     特约嘉宾:  顾夏阳


    记者:通过海外商演的方式“走出去”,在海外艺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今中国艺术家、演出团体的共同目标之一。从近几年中国演出团体“走出去”的情况看,海外商演的整个模式都还在探索之中。您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海外商演怎么看?

    顾夏阳:现在大家都有走出国门的想法,这是好的。但是,究竟哪些艺术种类有海外商演的潜质,却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海外市场也非朝夕之间就能把握的,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是空想。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单纯靠商演是无法“走出去”的,必须依靠政府间的交流项目,若想硬着头皮在海外市场杀出一条血路,肯定伤痕累累。

    记者:那么,民族音乐无法靠商演实现“走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顾夏阳:规模。对民族音乐来说,主要问题就是规模太大。大型乐团动辄几十人出国演出,吃住行开销很大,基本不能指望依靠票房收益来实现收支平衡,这就是规模带来的制约。规模较小、演出形式灵活、对演出场所要求较低的演艺团体,在海外市场上反而显得比较灵活。比如曾经很火的“女子十二乐坊”,在国外市场就实现了盈利。

    记者:提到海外演出,我们常常提到“借船出海”这一概念,即我们提供一个演出班底,由国外创意团队、演出公司进行创意策划、市场运作。您对这种运作方式有什么看法?

    顾夏阳:对“借船出海”,我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自己没有“船”的时候,借“船”很有必要。

    中央民族乐团在欧洲演出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欧洲观众的欣赏特点与中国观众不同,而了解欧洲市场远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课题。相比之下,外国的运作团队则驾轻就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曲目编排、选择,这直接与票房挂钩。这种复杂的市场运作,不是三五个月就能实现的,演出场地需要提前预定,媒体宣传也要提前做。一般来说,国外演出公司运作一次成功的商演,也需要一到两年。

    现在我们的海外商演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内还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像国外的演出公司一样,保证策划的演出能够吸引当地观众,保证在演出之前把宣传、渠道等各方面问题全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借船”,还应该留心观察,学习“造船”技术。

    记者:不过,也有人认为,请外国创意团队进行策划,过分注重市场效益,急功近利之下,难免丢失中国文化、艺术的精髓,使得一些勉强“走出去”的中国艺术廉价而短命。

    顾夏阳:如果留心的话,人们会发现,其实国外的艺术演出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期更替的运作模式。当一种艺术种类已经不能激发观众的热情,另一种艺术种类就马上跟进了。国外的专业创意团队负责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进行创新思考,为演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据我所知,他们在创作时非常尊重中国元素,有时还要求一定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这种鲜活的文化元素是持续吸引观众的关键,大于一切包装、形式上的噱头。

    中央民族乐团致力于对民族音乐的传承,乐团形式不太可能有大的变动,但民乐曲目也要创新,更新换代。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前提下,也可以借助外来力量寻求创作思路的突破。比如,2003年中法文化年之时,我曾把法国作曲家安德烈·达尔巴维请来,让他听中国民乐,了解中国民族乐器,然后创作出一首既有中国民族器乐,又有外国交响乐的乐曲《双重游戏》,最后由中央民族乐团和巴黎管弦乐团联袂演奏,观众反应非常热烈。这种演出的基础是尊重、理解和交流。

    记者:也就是说,在与国外演出团体、运作团队的合作中,并非是人们想象中那样不平等。

    顾夏阳:这是对等合作,没有孰高孰低。我们提供演出班底,他们提供创意,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做成一台演出。创意和策划的过程,也是双方磨合的过程。有些作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认为不够好,可能无法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我们就可以提出观点,解释该作品的内涵以及选取该作品的原因,比如它代表了我们乐团哪方面的水平,或者这首乐曲对整台音乐会布局有何意义。

    其实,双方会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在国外演出团体来国内演出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运作,让国外演出团体提供班底,我们提供创意,因为我们把握了中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和市场运作渠道。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平等的。
   
    (顾夏阳系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会长、中央民族乐团原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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