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Overview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音乐厅经历了古典音乐的热潮，而在当时，这座拥有50多年历史的建筑是上海演出唯一的地标。30年来上海演出场馆的硬件设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9-04-06 00:28 东方早报 安婧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音乐厅经历了古典音乐的热潮，而在当时，这座拥有50多年历史的建筑是上海演出唯一的地标。30年来上海演出场馆的硬件设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大剧院、上海话剧大厦和东方艺术中心纷纷拔地而起，而这些演出场馆的成长故事也见证了演出界和国际接轨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
舞蹈家黄豆豆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三十前我两岁，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解放军战士，很可惜后来没有实现。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创作更多更好的中国舞蹈并把它们带向全世界。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书《文化苦旅》，电影《少林寺》。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思想的成熟。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在少年时代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现在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你喜欢快还是慢？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喜欢快节奏，周六周日休息日喜欢慢节奏的生活。
你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
喜欢。
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非常喜欢上海，要是周末的交通能更畅通无阻就更好了。
爱情、友情、亲情在你的生活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都非常重要。
如果让你感恩，你最想感谢谁？感谢所有帮助、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们、朋友们和观众们。#p#副标题#e# 1982上海音乐厅造就的古典音乐热
亲历者：指挥家曹鹏
建于1930年的上海音乐厅，已经在上海的市中心傲然挺立了大半个世纪。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赴美演出的场景，便是在这个具有欧洲传统风格的辉煌建筑中拍摄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音乐厅都是上海演出唯一的地标性场所。上海大剧院建成之后，上海音乐厅的历史地位被取代了，但它作为上海所有音乐厅中音响效果最好的演出场所的地位却始终不曾动摇。2002年8月31日，上海音乐厅举办了整体平移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两年之后的10月1日，这座具有74年历史的著名音乐殿堂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张，以一种让人惊叹的方式焕然新生。
回忆起自己和上海音乐厅的世纪情缘，83岁的指挥家曹鹏感慨万千。他说，自己的音乐生涯和上海音乐厅几乎是同步的。1959年，因为缺少音乐演出场所，当时还在上映福克斯、米高美等电影公司的电影的北京电影院被改建成了上海音乐厅，就在那一年，还在苏联留学的曹鹏回到上海，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执棒指挥了莫斯科交响乐团。那一次，自己被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指挥黄贻钧先生看中，黄老当时就和曹鹏说，学成以后，还是留在上海吧。1961年8月，曹鹏完成了学业回到了上海，担任了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可以说是上海音乐厅的那场音乐会让我留在了上海。”
“我对上海音乐厅的感情是很深的，在那里指挥的音乐会实在太多太多了。”让曹鹏回忆哪场音乐会印象最深刻，这位思路清晰的老人却说想不起了，因为实在数不胜数。作为上海交响乐团的常驻场地，上海音乐厅是曹鹏指挥最多的音乐厅。“那个年代只有上海音乐厅，它培养了很多听众，对于乐迷来说就是一个圣殿，可以说在上海的音乐演出史上有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中，曹鹏从艺50周年和 6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都是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他对上海音乐厅的偏爱，不言自明。
即使到现在，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相继建成，曹鹏仍然认为没有哪个音乐厅的效果能够超过上海音乐厅，“世界上比上海音乐厅音响好的音乐厅屈指可数，这个和当时的建筑有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好音效，所以那时候要平移，最担心的是破坏它的音效，没想到搬好之后，不仅保留了它的好音效，还漂亮了很多。”
曹鹏回忆说，音乐厅平移前没有专门的化妆室，“那时只有在阁楼有一个指挥休息室，如果有单位的女同志演出我就让给她，自己就到灯光室去了，不像现在有了豪华的休息室。”而让曹鹏最感变化巨大的，是上海的音乐氛围，“1976年，我带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时，台上演奏家比台下的观众还多，而且有些孩子到了音乐厅，就像进了游泳池一样，在那里奔跑，在那里叫喊。见到这种情况我就下了个决心，要大力地普及交响乐。现在，上海至少20万个孩子在学钢琴，3年前，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跟我讲，当年参加长笛考级的有5000人，这说明我们在高雅艺术方面有着很大的普及度。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开始学钢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雅艺术已经进入普通的家庭。”
在音乐厅工作了22年的老职工王远良，不仅见证了音乐厅的几次大修和平移，更经历了1980年代古典音乐热的壮观场面，“1982年开始，被封闭禁锢多年的交响乐一经上演立刻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那个时候开始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更是让半导体收音机都热销了。音乐会3毛钱一张票，但质量相当高，大腕音乐家们都争着登台——因为可以上电台了！电台以直播形式帮你介绍曲目，那多厉害！张培等一批很红的节目主持人也是从这些音乐会上开始逐步被观众接受并喜欢的。”#p#副标题#e# 音乐会的火热让当时在音乐厅工作的点票员练就了一手快速点票的功夫，以至于在全市的点票大赛中成了获奖专业户，王远良回忆说：“1985年9月开始上演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上午9点开始售票，凌晨4点就有人来排队了，最早的甚至前一天晚上12点后就来蹲点，就跟现在买火车票差不多。那时候的爱乐者排队也不着急，反而可以在这期间聊聊切磋一下。售票时，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上岗维持秩序。那时候音乐厅周围都是居民区，排队的观众在老弄堂、小巷子里绕了一圈，根本找不到尾巴。而到了1988-1993年，我们开展了夏季通宵音乐会，每逢周五、周六从晚上10点到12点放两小时音乐，12点后播三四部电影直到天亮。人们花上四五块钱来这里纳凉度周末，经济实惠，甚至一度引发观演潮。
王远良最后总结说，从1980年代初到1995年的10多年间，交响乐的上座率达到95%，1980年后期那段时间几乎场场100%满座。此外，当时只要是能报上名字的大腕都来过音乐厅。人们有句话是“要想出名，必须登上音乐厅舞台”。
1998上海大剧院建成运营
亲历者：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钱世锦
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但现任上海大剧院总经理的钱世锦每次说起它，都还是觉得激动人心。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国际知名乐团到上海演出的前后变迁，也不仅是一个大剧院的前尘往事，更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地标上，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故事，就是有关以色列爱乐乐团14年间三度访沪的故事。而我们把时间节点放在了1998年，是因为这一年，上海大剧院正式建成运营了。
1994年，闻名世界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定下了要来上海演出，领衔的是指挥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家帕尔曼，这对于上海的乐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而学习小提琴出身的钱世锦更是激动非常，尽管自己的身份是文化官员，但能够有机会当场聆听大师的音乐，对于当年的他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兴奋过后，麻烦也接踵而至，当时的上海除了舞台规模较小的上海音乐厅，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适合国际大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出场所。199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沪时，演出被安排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临时在万体馆搭了个台，半面的观众因此被挡在了舞台外面。而当钱世锦他们想“如法炮制”以色列爱乐演出的时候，却被对方负责场地考察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在相继考察了商城剧院等演奏场所无果后，以色列爱乐方面提出要取消演出，这一下，顿时让钱世锦失去了方向，“我当时急得直挠头，我想，这样的世界顶级乐团，好不容易说要来，怎么能因为没有剧场，就错过了大师！”
情急之下，钱世锦想起了当时在福州路、河南路路口有个市府礼堂，“文革”的时候经常有样板戏演出，那里的场地大小倒是正合适。然而，当他带着对方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府礼堂时，对方又皱起了眉头。原来，因为礼堂长久没有使用，整个空间里都弥漫着一股厕所的臭味，而且舞台前的乐池一到雨天就会灌水，因此霉味不绝，剧场内整个就是破败不堪的景象。而最要命的是，由于不是专业剧场，市府礼堂没有化妆间，而帕尔曼所需要的残疾人通道更是难觅踪影。尽管钱世锦保证演出前会把礼堂装修一新，把乐池填平，仍然不能让对方满意。
眼见又要遭拒，钱世锦无奈中只得使出了“以情动人”的杀手锏。“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用感情来打动他们，因为以色列爱乐多是犹太人，我于是反复和他们说，我们上海和犹太人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二战的时候有3万犹太人来到上海避乱。”说到最后，钱世锦甚至搬出了自己的个人历史：“我还告诉他们，我老师的老师就是犹太人。总之无论如何，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上海演出一场。”
以色列爱乐的人终于被打动了，但要求钱世锦一定履行保证。钱世锦如获赦令一般拍下胸脯。他回忆说，“我们在把礼堂粉刷一新后，把原来的办公室改造成了化妆间，中间隔了一道屏风，就算是男女化妆间。最后演出虽然顺利进行了，但各方面都完全不能和世界接轨的挠头局面，让我记忆犹新。”
虽然过程曲折，但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全城。一千六七百的礼堂内座无虚席，观众的热情和音乐素养给祖宾梅塔和帕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当晚，当时的副市长龚学平在新锦江设宴款待了乐团，而两位大师就坐在他的左右。帕尔曼席间对龚学平说：“市长先生，你们上海有全世界最好的观众，也有全世界最差的剧场。上海有这么多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场？”
龚学平对帕尔曼说，我们现在正在建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剧场，到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再来演出。当时上海大剧院已经在打桩建设了。#p#副标题#e# 1998年，上海大剧院正式建成。钱世锦被调到大剧院担任副总经理兼艺术总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帕尔曼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他，上海大剧院终于建成了，非常诚恳地邀请他能再来上海、在我们全新的剧场演出。”
2003年，帕尔曼和以色列爱乐再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在大剧院进行了演出。当晚，钱世锦在大剧院的望星空宴会厅款待了老朋友，而已经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龚学平也出席了晚宴，“那一天，我们在宴会厅的四周挂满了1994年演出时的放大照片，帕尔曼看了非常感动。对于上海大剧院的建成，也是感慨万千。那一次，帕尔曼在上海足足逗留了三个星期。”
2008 年初，比帕尔曼晚了5年，祖宾梅塔也实现了自己深藏在心中13年的夙愿，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了以色列爱乐的音乐会。对于他熟悉和钟情的这座城市，祖宾梅塔说，从自己一脚踏上浦东机场，他就感受到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让钱世锦感到难以言表的喜悦的是，在祖宾梅塔眼中，上海演出剧场的硬件水平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了，在这里演出，和他在美国、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在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区别。
2000用职工宿舍和商品房换来的上海话剧大厦
亲历者：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
今天的安福路，已经是上海小资文化的地标，“看话剧来安福路，做话剧来话剧中心”更是上海文化界一句响当当的口号。而就在10多年前，在安福路这条凝聚了上海几代话剧人心血的幽静小路上，鼎鼎大名的人艺、青话都曾经遭遇过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的窘境，至今仍有演员记得，当年演完戏后在舞台上抱头痛哭的场景。
仅仅只是十几年，上海话剧的“盛况”已经让全国的话剧院团艳羡不已。每天3个剧场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每年，不仅世界各国的剧团纷至沓来，上海出国交流的剧目也数不胜数，甚至于话剧中心一手操办起没几年的“亚洲当代戏剧季”，也在今年迅速“变身”成为“国际当代戏剧季”。而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一件事情开始了转机——2000年，上海话剧大厦在安福路上拔地而起。上海几代话剧人拥有一个剧场的梦想，在那一年，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实现了。
1995 年，上海的两大话剧院团人艺和青话合并成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掌管着这个大摊子的“当家人”杨绍林当时就想，北京人艺为什么能够生存得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首都剧场。而上海的文艺院团，几乎没一个有自己的剧场,“这就好比农民耕地，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谈何收获。”一心想打造一个话剧“专卖店” 的杨绍林，开始筹划起属于自己的“门面”，“等着国家帮你造，实在不现实，因为上海这么多院团，摆不平。”
要盖剧场，可是没有钱，怎么办？思维超前的杨绍林做了一个在当时极富胆魄的决定：拿出自己院团的土地，让房产开发商建成商品房，然后用商品房，置换成属于自己的剧场！
于是，人艺原先破旧的小剧场被拆成了空地，原址上打下了数十根十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桩，而原本留作盖职工宿舍的空地，也和房产商交易用来建商品楼。这一来，反对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要知道，在那个年头，职工分房是第一等大事，而商品房一建，分房的希望，也就彻底断了。#p#副标题#e# 一边要忙着应付盖十几个公章办各个“衙门”的艰难手续，一边又要解决话剧中心职工们的内部意见，虽然当时的焦头烂额可以想见，但今天杨绍林回忆起这些，却显得极其轻描淡写：“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可爱的，你只要对他们晓之以理，告诉他们要从剧团长远的发展考虑，他们就能接受，牺牲自己住宿的利益了。”
大厦建成了，大小不同的剧场也有了3个，上海话剧中心也自此奇迹般地“蒸蒸日上”。每年的创作剧目、演出场次、观众人数乃至票房纪录都是逐年递增。尽管关于上海话剧“浅薄小资商业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但没有人能否认，矗立着话剧大厦的安福路，已经不可争议地成为上海一道文化风景，去安福路看话剧，更是成为上海年轻人的一种时尚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2005柏林爱乐给东方艺术中心做了一个世界级的广告
亲历者：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
“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世界一流的剧场欣赏世界一流的演出，而且是足不出‘沪’。”坐在东方艺术中心豪华现代的办公室里，总经理林宏鸣很是自豪。2004年，一朵璀璨剔透的“蝴蝶兰”在浦东的世纪广场傲然绽放，这就是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东方艺术中心。就在剧院落成当年的2月2日晚上，林宏鸣接到剧院经营管理方之一文新集团的电话，3天后，又接到北京保利方面的电话，林宏鸣什么条件都没问，就说，我愿意去。
当年年底，东方艺术中心正式开始了运营。而从剧院打桩开始，一个演出项目的酝酿就始终和东艺的落成使用紧密相连，这就是世界上享有最高声誉但也最昂贵的乐团——柏林爱乐。即使在今天说起2005年的这场“攻坚战”，林宏鸣依然在万千感慨中透着自豪：“浦东和东方艺术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而柏林爱乐的演出，是上海、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缩影。就在10年前，我们在浦西都没有像样的演出场所，世界名团只能在体育馆上演音乐会，但是10年之后，不仅浦西有大剧院，浦东也有我们东方艺术中心，有柏林爱乐的演出！”
柏林爱乐几乎是所有音乐爱好者和演出经营者的梦想。这个世界第一名团，有着国际上最高的声誉，但也有着最贵的身价。哪怕比起世界闻名的维也纳爱乐，成本都要高出五分之二。林宏鸣决心做这个演出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人觉得，如此天价的演出投入，究竟有没有必要？以我们国家现在的生活消费水平，能否支撑得了这样一场世界顶级乐团的访沪演出？林宏鸣却有自己的考虑：“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必须引进国际顶级演出。再大的投入，我都当作是给刚运营的东艺做一个世界级的广告。”尽管，1200万元的投入超过了很多剧场一年的经费，但林宏鸣却坚定，即使只做一个项目，这笔钱也要花！
欣慰的是，谈判过程中林宏鸣发现，不仅柏林爱乐吸引着上海，上海也吸引着柏林爱乐。“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而上海是个天天发生故事的城市，上海的变化吸引着他们。”这更让他感到，这是一件双赢的事，他不仅要让柏林爱乐扩大东艺的影响，更要让柏林爱乐带走中国和上海在世界上的影响。
然而，当一切落实到操作时，做了十年院团领导的林宏鸣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牛的团。”柏林爱乐的一切要求都是国际化的标准，不管对城市、剧场还是住宿，都极其挑剔，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乐团还没来沪，一个5人组成的先遣队就来考察上海的所有五星级酒店，最后只选了两家：金茂和香格里拉。乐队成员一人一间，并且都是临着黄浦江景，最贵的房间。所有的开销，全部由东艺买单。
林宏鸣不仅一一照办，还细致入微地安排一切接待和演出。他给指挥西蒙拉特定制了一套“上海滩”牌的唐装，事后才知道这是有着上海情结的西蒙拉特最喜欢的牌子。送给乐团的是一幅东方艺术中心夜景的苏绣，四个绣娘花了半个多月用了280种颜色60万针绣成，在发布会上赠送给对方的时候，柏林爱乐的人都惊呆了。在说明书上，林宏鸣特地放上了一张从浦西看浦东的照片，而从浦东机场、磁悬浮到金茂、东艺，这些柏林爱乐在上海的足迹也都用照片被标注在上。
“我就是希望通过所有的细节，让这个世界名团记住中国、记住上海、记住浦东。”而林宏鸣的愿望确实在不久后得到了实现。柏林爱乐的亚洲巡演结束后，在他们柏林大厅的纪念墙上，所经6个城市的照片中，夜色掩映下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被放成了最大最醒目的一张！
2005 年的11月9日，柏林爱乐的演出一炮打响，不仅轰动上海，更远慑全国。甚至有外地乐团开了两辆大巴赶到上海，在这个对他们而言全新并陌生的剧院聆听名团大师的演奏。林宏鸣说：“那天，我们的音乐厅现场没有做特别的布置，但是所有的观众都像过节一样，这样的演出气氛，让人终身难忘。”
柏林爱乐之后，东方艺术中心在国内国际上的局面一下子打开了。仅仅三年间，世界十大名团中就有六个来过东艺演出。而在这些名团纷纷递来橄榄枝的同时，林宏鸣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和英国BBC交响乐团和德国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谈判时，提出加演曲目、开门排练并允许中国方面组织人员观摩。而有意思的是，对方不仅都欣然应允，而且合作成功之后，都纷纷表示希望尽快再来东艺演出。现在，这两个乐团已经定下明后年在东艺的演出计划了。”更让林宏鸣骄傲的是，就在不久前，柏林爱乐主动表达了希望再来上海演出的意愿。这一次，林宏鸣在表明“欢迎再来”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演出费减半！而一向不讲价的柏林爱乐，却同意谈判了。
经营着一个世界一流的剧场，林宏鸣有着自己的野心：“今天，我要让东艺以世界名团来演出为荣，明天，我就是要让世界名团以来东艺演出为荣！”
舞蹈家黄豆豆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三十前我两岁，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解放军战士，很可惜后来没有实现。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创作更多更好的中国舞蹈并把它们带向全世界。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书《文化苦旅》，电影《少林寺》。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思想的成熟。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在少年时代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现在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你喜欢快还是慢？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喜欢快节奏，周六周日休息日喜欢慢节奏的生活。
你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
喜欢。
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非常喜欢上海，要是周末的交通能更畅通无阻就更好了。
爱情、友情、亲情在你的生活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都非常重要。
如果让你感恩，你最想感谢谁？感谢所有帮助、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们、朋友们和观众们。#p#副标题#e# 1982上海音乐厅造就的古典音乐热
亲历者：指挥家曹鹏
建于1930年的上海音乐厅，已经在上海的市中心傲然挺立了大半个世纪。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赴美演出的场景，便是在这个具有欧洲传统风格的辉煌建筑中拍摄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音乐厅都是上海演出唯一的地标性场所。上海大剧院建成之后，上海音乐厅的历史地位被取代了，但它作为上海所有音乐厅中音响效果最好的演出场所的地位却始终不曾动摇。2002年8月31日，上海音乐厅举办了整体平移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两年之后的10月1日，这座具有74年历史的著名音乐殿堂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张，以一种让人惊叹的方式焕然新生。
回忆起自己和上海音乐厅的世纪情缘，83岁的指挥家曹鹏感慨万千。他说，自己的音乐生涯和上海音乐厅几乎是同步的。1959年，因为缺少音乐演出场所，当时还在上映福克斯、米高美等电影公司的电影的北京电影院被改建成了上海音乐厅，就在那一年，还在苏联留学的曹鹏回到上海，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执棒指挥了莫斯科交响乐团。那一次，自己被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指挥黄贻钧先生看中，黄老当时就和曹鹏说，学成以后，还是留在上海吧。1961年8月，曹鹏完成了学业回到了上海，担任了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可以说是上海音乐厅的那场音乐会让我留在了上海。”
“我对上海音乐厅的感情是很深的，在那里指挥的音乐会实在太多太多了。”让曹鹏回忆哪场音乐会印象最深刻，这位思路清晰的老人却说想不起了，因为实在数不胜数。作为上海交响乐团的常驻场地，上海音乐厅是曹鹏指挥最多的音乐厅。“那个年代只有上海音乐厅，它培养了很多听众，对于乐迷来说就是一个圣殿，可以说在上海的音乐演出史上有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中，曹鹏从艺50周年和 6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都是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他对上海音乐厅的偏爱，不言自明。
即使到现在，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相继建成，曹鹏仍然认为没有哪个音乐厅的效果能够超过上海音乐厅，“世界上比上海音乐厅音响好的音乐厅屈指可数，这个和当时的建筑有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好音效，所以那时候要平移，最担心的是破坏它的音效，没想到搬好之后，不仅保留了它的好音效，还漂亮了很多。”
曹鹏回忆说，音乐厅平移前没有专门的化妆室，“那时只有在阁楼有一个指挥休息室，如果有单位的女同志演出我就让给她，自己就到灯光室去了，不像现在有了豪华的休息室。”而让曹鹏最感变化巨大的，是上海的音乐氛围，“1976年，我带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时，台上演奏家比台下的观众还多，而且有些孩子到了音乐厅，就像进了游泳池一样，在那里奔跑，在那里叫喊。见到这种情况我就下了个决心，要大力地普及交响乐。现在，上海至少20万个孩子在学钢琴，3年前，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跟我讲，当年参加长笛考级的有5000人，这说明我们在高雅艺术方面有着很大的普及度。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开始学钢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雅艺术已经进入普通的家庭。”
在音乐厅工作了22年的老职工王远良，不仅见证了音乐厅的几次大修和平移，更经历了1980年代古典音乐热的壮观场面，“1982年开始，被封闭禁锢多年的交响乐一经上演立刻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那个时候开始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更是让半导体收音机都热销了。音乐会3毛钱一张票，但质量相当高，大腕音乐家们都争着登台——因为可以上电台了！电台以直播形式帮你介绍曲目，那多厉害！张培等一批很红的节目主持人也是从这些音乐会上开始逐步被观众接受并喜欢的。”#p#副标题#e# 音乐会的火热让当时在音乐厅工作的点票员练就了一手快速点票的功夫，以至于在全市的点票大赛中成了获奖专业户，王远良回忆说：“1985年9月开始上演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上午9点开始售票，凌晨4点就有人来排队了，最早的甚至前一天晚上12点后就来蹲点，就跟现在买火车票差不多。那时候的爱乐者排队也不着急，反而可以在这期间聊聊切磋一下。售票时，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上岗维持秩序。那时候音乐厅周围都是居民区，排队的观众在老弄堂、小巷子里绕了一圈，根本找不到尾巴。而到了1988-1993年，我们开展了夏季通宵音乐会，每逢周五、周六从晚上10点到12点放两小时音乐，12点后播三四部电影直到天亮。人们花上四五块钱来这里纳凉度周末，经济实惠，甚至一度引发观演潮。
王远良最后总结说，从1980年代初到1995年的10多年间，交响乐的上座率达到95%，1980年后期那段时间几乎场场100%满座。此外，当时只要是能报上名字的大腕都来过音乐厅。人们有句话是“要想出名，必须登上音乐厅舞台”。
1998上海大剧院建成运营
亲历者：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钱世锦
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但现任上海大剧院总经理的钱世锦每次说起它，都还是觉得激动人心。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国际知名乐团到上海演出的前后变迁，也不仅是一个大剧院的前尘往事，更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地标上，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故事，就是有关以色列爱乐乐团14年间三度访沪的故事。而我们把时间节点放在了1998年，是因为这一年，上海大剧院正式建成运营了。
1994年，闻名世界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定下了要来上海演出，领衔的是指挥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家帕尔曼，这对于上海的乐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而学习小提琴出身的钱世锦更是激动非常，尽管自己的身份是文化官员，但能够有机会当场聆听大师的音乐，对于当年的他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兴奋过后，麻烦也接踵而至，当时的上海除了舞台规模较小的上海音乐厅，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适合国际大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出场所。199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沪时，演出被安排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临时在万体馆搭了个台，半面的观众因此被挡在了舞台外面。而当钱世锦他们想“如法炮制”以色列爱乐演出的时候，却被对方负责场地考察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在相继考察了商城剧院等演奏场所无果后，以色列爱乐方面提出要取消演出，这一下，顿时让钱世锦失去了方向，“我当时急得直挠头，我想，这样的世界顶级乐团，好不容易说要来，怎么能因为没有剧场，就错过了大师！”
情急之下，钱世锦想起了当时在福州路、河南路路口有个市府礼堂，“文革”的时候经常有样板戏演出，那里的场地大小倒是正合适。然而，当他带着对方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府礼堂时，对方又皱起了眉头。原来，因为礼堂长久没有使用，整个空间里都弥漫着一股厕所的臭味，而且舞台前的乐池一到雨天就会灌水，因此霉味不绝，剧场内整个就是破败不堪的景象。而最要命的是，由于不是专业剧场，市府礼堂没有化妆间，而帕尔曼所需要的残疾人通道更是难觅踪影。尽管钱世锦保证演出前会把礼堂装修一新，把乐池填平，仍然不能让对方满意。
眼见又要遭拒，钱世锦无奈中只得使出了“以情动人”的杀手锏。“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用感情来打动他们，因为以色列爱乐多是犹太人，我于是反复和他们说，我们上海和犹太人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二战的时候有3万犹太人来到上海避乱。”说到最后，钱世锦甚至搬出了自己的个人历史：“我还告诉他们，我老师的老师就是犹太人。总之无论如何，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上海演出一场。”
以色列爱乐的人终于被打动了，但要求钱世锦一定履行保证。钱世锦如获赦令一般拍下胸脯。他回忆说，“我们在把礼堂粉刷一新后，把原来的办公室改造成了化妆间，中间隔了一道屏风，就算是男女化妆间。最后演出虽然顺利进行了，但各方面都完全不能和世界接轨的挠头局面，让我记忆犹新。”
虽然过程曲折，但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全城。一千六七百的礼堂内座无虚席，观众的热情和音乐素养给祖宾梅塔和帕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当晚，当时的副市长龚学平在新锦江设宴款待了乐团，而两位大师就坐在他的左右。帕尔曼席间对龚学平说：“市长先生，你们上海有全世界最好的观众，也有全世界最差的剧场。上海有这么多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场？”
龚学平对帕尔曼说，我们现在正在建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剧场，到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再来演出。当时上海大剧院已经在打桩建设了。#p#副标题#e# 1998年，上海大剧院正式建成。钱世锦被调到大剧院担任副总经理兼艺术总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帕尔曼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他，上海大剧院终于建成了，非常诚恳地邀请他能再来上海、在我们全新的剧场演出。”
2003年，帕尔曼和以色列爱乐再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在大剧院进行了演出。当晚，钱世锦在大剧院的望星空宴会厅款待了老朋友，而已经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龚学平也出席了晚宴，“那一天，我们在宴会厅的四周挂满了1994年演出时的放大照片，帕尔曼看了非常感动。对于上海大剧院的建成，也是感慨万千。那一次，帕尔曼在上海足足逗留了三个星期。”
2008 年初，比帕尔曼晚了5年，祖宾梅塔也实现了自己深藏在心中13年的夙愿，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了以色列爱乐的音乐会。对于他熟悉和钟情的这座城市，祖宾梅塔说，从自己一脚踏上浦东机场，他就感受到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让钱世锦感到难以言表的喜悦的是，在祖宾梅塔眼中，上海演出剧场的硬件水平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了，在这里演出，和他在美国、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在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区别。
2000用职工宿舍和商品房换来的上海话剧大厦
亲历者：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
今天的安福路，已经是上海小资文化的地标，“看话剧来安福路，做话剧来话剧中心”更是上海文化界一句响当当的口号。而就在10多年前，在安福路这条凝聚了上海几代话剧人心血的幽静小路上，鼎鼎大名的人艺、青话都曾经遭遇过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的窘境，至今仍有演员记得，当年演完戏后在舞台上抱头痛哭的场景。
仅仅只是十几年，上海话剧的“盛况”已经让全国的话剧院团艳羡不已。每天3个剧场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每年，不仅世界各国的剧团纷至沓来，上海出国交流的剧目也数不胜数，甚至于话剧中心一手操办起没几年的“亚洲当代戏剧季”，也在今年迅速“变身”成为“国际当代戏剧季”。而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一件事情开始了转机——2000年，上海话剧大厦在安福路上拔地而起。上海几代话剧人拥有一个剧场的梦想，在那一年，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实现了。
1995 年，上海的两大话剧院团人艺和青话合并成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掌管着这个大摊子的“当家人”杨绍林当时就想，北京人艺为什么能够生存得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首都剧场。而上海的文艺院团，几乎没一个有自己的剧场,“这就好比农民耕地，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谈何收获。”一心想打造一个话剧“专卖店” 的杨绍林，开始筹划起属于自己的“门面”，“等着国家帮你造，实在不现实，因为上海这么多院团，摆不平。”
要盖剧场，可是没有钱，怎么办？思维超前的杨绍林做了一个在当时极富胆魄的决定：拿出自己院团的土地，让房产开发商建成商品房，然后用商品房，置换成属于自己的剧场！
于是，人艺原先破旧的小剧场被拆成了空地，原址上打下了数十根十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桩，而原本留作盖职工宿舍的空地，也和房产商交易用来建商品楼。这一来，反对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要知道，在那个年头，职工分房是第一等大事，而商品房一建，分房的希望，也就彻底断了。#p#副标题#e# 一边要忙着应付盖十几个公章办各个“衙门”的艰难手续，一边又要解决话剧中心职工们的内部意见，虽然当时的焦头烂额可以想见，但今天杨绍林回忆起这些，却显得极其轻描淡写：“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可爱的，你只要对他们晓之以理，告诉他们要从剧团长远的发展考虑，他们就能接受，牺牲自己住宿的利益了。”
大厦建成了，大小不同的剧场也有了3个，上海话剧中心也自此奇迹般地“蒸蒸日上”。每年的创作剧目、演出场次、观众人数乃至票房纪录都是逐年递增。尽管关于上海话剧“浅薄小资商业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但没有人能否认，矗立着话剧大厦的安福路，已经不可争议地成为上海一道文化风景，去安福路看话剧，更是成为上海年轻人的一种时尚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2005柏林爱乐给东方艺术中心做了一个世界级的广告
亲历者：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
“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世界一流的剧场欣赏世界一流的演出，而且是足不出‘沪’。”坐在东方艺术中心豪华现代的办公室里，总经理林宏鸣很是自豪。2004年，一朵璀璨剔透的“蝴蝶兰”在浦东的世纪广场傲然绽放，这就是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东方艺术中心。就在剧院落成当年的2月2日晚上，林宏鸣接到剧院经营管理方之一文新集团的电话，3天后，又接到北京保利方面的电话，林宏鸣什么条件都没问，就说，我愿意去。
当年年底，东方艺术中心正式开始了运营。而从剧院打桩开始，一个演出项目的酝酿就始终和东艺的落成使用紧密相连，这就是世界上享有最高声誉但也最昂贵的乐团——柏林爱乐。即使在今天说起2005年的这场“攻坚战”，林宏鸣依然在万千感慨中透着自豪：“浦东和东方艺术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而柏林爱乐的演出，是上海、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缩影。就在10年前，我们在浦西都没有像样的演出场所，世界名团只能在体育馆上演音乐会，但是10年之后，不仅浦西有大剧院，浦东也有我们东方艺术中心，有柏林爱乐的演出！”
柏林爱乐几乎是所有音乐爱好者和演出经营者的梦想。这个世界第一名团，有着国际上最高的声誉，但也有着最贵的身价。哪怕比起世界闻名的维也纳爱乐，成本都要高出五分之二。林宏鸣决心做这个演出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人觉得，如此天价的演出投入，究竟有没有必要？以我们国家现在的生活消费水平，能否支撑得了这样一场世界顶级乐团的访沪演出？林宏鸣却有自己的考虑：“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必须引进国际顶级演出。再大的投入，我都当作是给刚运营的东艺做一个世界级的广告。”尽管，1200万元的投入超过了很多剧场一年的经费，但林宏鸣却坚定，即使只做一个项目，这笔钱也要花！
欣慰的是，谈判过程中林宏鸣发现，不仅柏林爱乐吸引着上海，上海也吸引着柏林爱乐。“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而上海是个天天发生故事的城市，上海的变化吸引着他们。”这更让他感到，这是一件双赢的事，他不仅要让柏林爱乐扩大东艺的影响，更要让柏林爱乐带走中国和上海在世界上的影响。
然而，当一切落实到操作时，做了十年院团领导的林宏鸣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牛的团。”柏林爱乐的一切要求都是国际化的标准，不管对城市、剧场还是住宿，都极其挑剔，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乐团还没来沪，一个5人组成的先遣队就来考察上海的所有五星级酒店，最后只选了两家：金茂和香格里拉。乐队成员一人一间，并且都是临着黄浦江景，最贵的房间。所有的开销，全部由东艺买单。
林宏鸣不仅一一照办，还细致入微地安排一切接待和演出。他给指挥西蒙拉特定制了一套“上海滩”牌的唐装，事后才知道这是有着上海情结的西蒙拉特最喜欢的牌子。送给乐团的是一幅东方艺术中心夜景的苏绣，四个绣娘花了半个多月用了280种颜色60万针绣成，在发布会上赠送给对方的时候，柏林爱乐的人都惊呆了。在说明书上，林宏鸣特地放上了一张从浦西看浦东的照片，而从浦东机场、磁悬浮到金茂、东艺，这些柏林爱乐在上海的足迹也都用照片被标注在上。
“我就是希望通过所有的细节，让这个世界名团记住中国、记住上海、记住浦东。”而林宏鸣的愿望确实在不久后得到了实现。柏林爱乐的亚洲巡演结束后，在他们柏林大厅的纪念墙上，所经6个城市的照片中，夜色掩映下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被放成了最大最醒目的一张！
2005 年的11月9日，柏林爱乐的演出一炮打响，不仅轰动上海，更远慑全国。甚至有外地乐团开了两辆大巴赶到上海，在这个对他们而言全新并陌生的剧院聆听名团大师的演奏。林宏鸣说：“那天，我们的音乐厅现场没有做特别的布置，但是所有的观众都像过节一样，这样的演出气氛，让人终身难忘。”
柏林爱乐之后，东方艺术中心在国内国际上的局面一下子打开了。仅仅三年间，世界十大名团中就有六个来过东艺演出。而在这些名团纷纷递来橄榄枝的同时，林宏鸣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和英国BBC交响乐团和德国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谈判时，提出加演曲目、开门排练并允许中国方面组织人员观摩。而有意思的是，对方不仅都欣然应允，而且合作成功之后，都纷纷表示希望尽快再来东艺演出。现在，这两个乐团已经定下明后年在东艺的演出计划了。”更让林宏鸣骄傲的是，就在不久前，柏林爱乐主动表达了希望再来上海演出的意愿。这一次，林宏鸣在表明“欢迎再来”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演出费减半！而一向不讲价的柏林爱乐，却同意谈判了。
经营着一个世界一流的剧场，林宏鸣有着自己的野心：“今天，我要让东艺以世界名团来演出为荣，明天，我就是要让世界名团以来东艺演出为荣！”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
推荐 Recommend
用户评论 Reviews [ 发表评论 ]
| 快来抢占沙发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