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国立音乐幼年班：新中国交响乐中流砥柱

1946年，幼年班告别青木关时的合影。

2010年11月3日，部分幼年班的同学在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七十周年校庆。

1945年9月，重庆谈判举世瞩目之时，在距离重庆50公里的青木关小镇，一批幼童被默默地送到这里。几个月以前，在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刚刚建起了一 座座灰顶白墙的砖瓦房。有别于马路对面国立音乐院的茅草棚，远远望去，这里恍如童话世界。没过多久，便从里面传出吱吱嘎嘎的拉琴声，间或有读书声和淘气孩 子的嬉闹声。

这就是国立音乐幼年班。

早在1935年，32岁的吴伯超从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学成归国之时，便有建立一支高水准国家交响乐团之心。1940年代初，吴伯超就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当 时的中国，虽然已有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以及1940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交响乐团等，但相比由外国顶级音乐家担纲、久负盛名的上海 工部局交响乐队，仍难以望其项背。

吴伯超向教育部呈文：“过去我国音乐专门学校均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其年龄在18岁以上，肌肉已发展成型，在技术上受生理之限制，不能有高深之成就。为谋根 本改进计，创设音乐幼年班，招收8岁至12岁之儿童，施以专门技术之训练……预计将来必能养成一般真正之音乐专门专才，庶与世界乐坛之水准并驾齐驱也。”

他的呼吁得到了回应。1945年初，虽然抗战还未结束，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仍一次性拨给吴伯超200万元的金圆券，待遇等同于专门培养飞行员的航空幼儿学校。

青木关的琴声

幼年班的孩子大多来自重庆附近的几十个保育院和教养院，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能免费吃饱饭，还能学一门技艺，是吸引这些穷苦孩子最简单的理由。

但他们首先得过严苛的入学考试这一关。

考试的唱片是吴伯超特意挑选的美国《西萧尔音乐才能测试》，幼童们需分辨音高、节奏、和弦变化等，难度相当大。

“有时两个音之间相差不足四分之一个音，让你分辨音的高低。有时候突然来五六个音，再来五六个音，让你分辨看哪个音变了，这个最难。”已过古稀之年、现长居香港的白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毛宇宽考试时紧张得要命，直冒冷汗，还险些尿了裤子。他是幼年班年纪最长者，但因耳朵好，被破格录取。

毛宇宽记得，当时考场上有一位40来岁、身材不高、体型较胖的男士，穿一袭灰布长衫，操浓重江浙口音。他以为是学校校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国立音乐院的院长吴伯超。

幼年班也有女孩来考试，但吴伯超坚持不收，他有他的理由：好不容易学出来便嫁作人妇，对音乐不能从一而终。他也坚持不收富家子弟，理由是吃不起苦。

幼年班学生的专业严格按照一个双管编制的管弦乐团来设置。老师根据孩子们的手、嘴唇、牙齿、耳朵等条件分配专业，如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嘴型好的学习管乐。

幼年班极重视视唱练耳和拉琴的基本技艺，认为是成就一流音乐家的童子功。教导处主任梁定佳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重庆市区的美国新闻处借还唱片。他小心翼翼地 捧着一大摞分量不轻且易碎的78转唱片，挤上烧木炭、晃晃悠悠、时不时抛个锚的公共汽车，来回一百多公里山路得花上一整天。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文化精英。就连大音乐家江定仙的父亲江子麟，也来教我们算术，教我们三加二等于五。”解放后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当年幼年班里最活泼调皮的孩子如今也年过古稀，戴一顶瓜皮帽，哈哈大笑毫无顾忌，极有老顽童之风。

幼年班聘请了当时最优秀的音乐老师。单单教小提琴的，就有国立音乐院管弦系主任章彦、重庆“中华交响乐团”首席、聂耳的老师王人艺、小提琴家盛中国的父亲盛天洞等。

盛天洞教琴之严，常常让学生吃尽苦头。他怕学生偷懒，便用一根竹竿，一头削尖，支在学生的胳膊和地面之间，胳膊稍有放松便被竹签扎疼，稍一抬高，竹竿倒 地，又要受罚。他教琴时常常手持筷子，哪根手指不对，筷子立刻敲上去，若学生怕疼躲闪，筷子稍一使劲就敲松了琴弦。他不得不重新校弦，错了再打，打了再 调，不厌其烦。

幼年班实行残酷的淘汰制。凡经主科教师判定无音乐天分和才能的孩子，校方会强令他们退学，分批送回原单位或由家长接回。“学校里常常有哭着耍赖不肯走的同学，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难过。”白哲敏说。

为了不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被淘汰的孩子常常在半夜里被叫醒，强行送出学校。这让白哲敏觉得分外可怖，暗地加紧练琴。

全校钢琴只有四台，且学校规定，只能起床铃响后方可练琴。于是，常常起床铃声刚落，钢琴声便打破校园的静谧。主修钢琴的白哲敏有一次提前半小时起床，发现 四台钢琴前都已有黑影，在那里坐等铃响。他提前到五点起床，才如愿抢到琴。每次抢钢琴，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而马育弟拉的大提琴声，也常常是孩子们晨 起的伴奏。

到1946年4月，原来的140余名学生，只留下了四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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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官庙里的贝多芬、莫扎特

1946年春，国立音乐院北上南京复校，幼年班也随之离开。但由于南京校舍迟迟未妥，吴伯超决定把幼年班暂时安置到他的家乡江苏常州。

两辆大卡车把老师和学生从重庆拉到广元，再到宝鸡换乘火车至常州。从常州火车站步行至学校的路上，这群光着头、一脸疲惫的脏小孩，背着行李和装着破旧提琴的大布袋，一路被人们认作耍把戏的。

所谓的新校，不过是一座废弃的破庙，原名灵官庙，掩藏在市区一个角落里。门前一条小运河，行走的竟是乡间运粪的大船。一切都让孩子们失望之至。

但也有令他们高兴的事：自制的琴换成了进口的琴；陆续有新同学来报到，其中包括后来的作曲家金湘、钢琴家张孔凡和中央乐团大管首席刘奇等。

刘奇在入学之前，有音乐神童之称。他报到的第一天，吃饭时，突然听见一阵轻灵悦耳的琴声。“我当时就傻了，就知道我不是神童，以后再也不敢炫耀了。”刘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这些事儿，忍不住大笑。

幼年班的另一件新鲜事儿，是学校请来了洋老师。他们多来自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是世界一流水平的音乐家。教小提琴的阿得勒是原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首席，教 大提琴的舍甫磋夫为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首席，还有钢琴家潘美波等许多知名人物。听说吴伯超为了恳请他们来常州教课，竟几次下跪相求。

外籍教师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常州这座四面透风的破庙，看见一群穿着破旧但认真拉琴且音乐素质极好的幼童，既吃惊，又怜惜。

小提琴老师波杜什卡知道幼年班经费短缺，无法购买国外进口的乐谱，于是亲手抄写乐谱给学生学习，加起来有一尺多高。舍甫磋夫听了卡巴列夫斯基的大提琴协奏曲，想让马育弟学，便连夜听唱片记谱，又花钱请了一位住在上海的俄国音乐家改写成钢琴谱，交给马育弟。

常州时期的幼年班学风之盛，让学生们至今感慨。

“在食堂等开饭时，我们用筷子敲碗来分辨是什么音，有同学的碗不小心摔在地上，第一直觉不是去捡碗，而且分辨音高。”金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我 作曲，写出来的谱子我是能听见声音的，这就是‘心耳’，就是在幼年班打下的基础。”多年后，凭着这一“心耳”，金湘在1980年代创作出了歌剧《原野》， 在美国大剧院上演，引起轰动。

幼年班出身的学生耳朵好，这也是中央乐团至今公认的事实。

残酷的淘汰制仍起着激励作用，但老师们的引导，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无疑为懵懂少年打开了内心的音乐之门，让他们真正开始热爱音乐。

马育弟忘不了与音乐欣赏课老师廖辅叔度过的迷人暑假。每天下午5点左右，太阳刚一下山，廖辅叔便拿个小马扎往礼堂一坐，拨弄着那台走走停停的老唱机，给留 校的孩子们放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给他们讲《跳蚤之歌》。“我最喜欢跳蚤，因为他可以咬国王。我也喜欢贝多芬，贝多芬与歌德一起碰见国王 时，歌德马上脱帽，贝多芬不脱帽。问他为什么，贝多芬答：‘德皇有好多，贝多芬只有一个’。”马育弟沉浸在深情的回忆中，“我们的童年，非常幸福，因为我 们跟贝多芬、莫扎特在一起。”

1949年4月，上海市举行“儿童音乐比赛”，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比赛。小提琴第一、二名分别被幼年班的黄晓和、高经华获得，大提琴一、二名被幼年班盛明耀和马育弟获得。钢琴第一名被刘诗昆获得，幼年班的方国庆获第二名。

“我们一直在常州练琴，以前并不知自己是什么水平。”马育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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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

1948年底的这个冬天，灵官庙异常清冷难熬，连琴房的房顶都被风刮走了。

孩子们时常在静夜里听见北方传来的零星枪声。上海的老师们已经不来常州上课了，其他老师也都渐渐离去，有家的同学被遣散回家，留下的学生在黄源澧、廖辅叔几个老师的带领下，实行自我管理。

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开始做撤退台湾的准备。吴伯超想把幼年班带走，还派幼年班的班主任赴台物色校址。但此时国民党各大小机构涌入台湾，根本无暇顾及这拨偏居在常州的幼童。吴伯超争取无果，只得放弃幼年班单独赴台。

吴伯超临去台湾之前，把黄源澧匆匆召到南京见他。他无奈地把幼年班托付给了黄，并让黄去国立音乐院财务处领了满满一麻袋的金圆券——幼年班师生未来几个月的生活全赖于此。

黄源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常州，并立即找银元贩子将它们换成“袁大头”，否则一麻袋纸币隔天就可能不值一文。火车站到处是乱哄哄逃难的人群，根本无法挤 上车，他顾不得平日里的斯文教师样，攀爬到车厢顶上，紧紧护着大麻袋，还得观察四面是否有被打劫的风险，就这样一路惊慌回到常州。

黄源澧回到常州之后没多久，报纸上登出了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海难消息。吴伯超的名字赫然在死难者名单中。

常州的冬天异常寒冷。幼年班的生活十分困难，只能以稀饭度日。之前发的衣服已捉襟见肘。尽管如此，孩子们仍坚持练琴。

毛宇宽的父亲曾希望带他去台湾，但他以离开乐队就前功尽弃为由拒绝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使他产生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想法。这也是幼年班大多数师生的 心愿。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夜里，他们挤在收音机旁，听到解放军将于4月21日晚渡江的消息，兴奋了一夜。4月22日一早，几个活跃的同学满城张贴“热烈欢迎 解放军”的大幅标语。

5月初，他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州军管会代管。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后迁往北京），幼年班40多名师生被送往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派人去火车站接人，原以为幼年班的学生还是需一个一个抱下火车的小娃娃，哪里知道，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最小的也已12岁。

国立音乐幼年班被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何处是母校

幼年班的学童们成了新中国音乐殿堂的栋梁。

1952年，国家成立两千人的军乐团，要40个吹巴松的。“我刚一被接到军乐团，40个人围上来喊：刘老师，刘老师。我当时才14岁。”刘奇回忆。

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幼年班的学生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张应发担任小提琴首席，许多人担任声部长：岑元鼎（中提琴）、盛明耀（大提琴，他走后是马育弟接 任）、邵根宝（低音提琴）、李学全（长笛）、刘奇（大管）、谢厚鸣（圆号）、方国庆（打击乐）。张孔凡则是乐队的指挥之一和中国第一部京剧交响乐《穆桂英 挂帅》的主创者。

但培育了他们的老师们却命运多舛。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黄源澧任第一任校长。文革开始后，黄源澧被扣上“为蒋政权服务，为国民党建立御用乐队”的帽子，文革后才平反。

虽然幼年班在建国初期即并入中央音乐学院，但它的身份，一直比较尴尬。“文化部一直有人说幼年班是属于南京国立音乐院的，不属于中央音乐学院。所以我们每次纪念聚会，都不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根本不承认我们。”金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此事，显得很无奈。

幼年班原址灵官庙，后来成为常州一中所在地。常州一中将幼年班同学视作校友，每到纪念日，都给幼年班同学发请帖，邀请他们回母校团聚。但马育弟去了后说，没有母校的感觉。

2010年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建校70周年大庆。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史展览厅里，有一面窄窄的墙专属于幼年班，那里记录了幼年班的时光流转。这意味着，幼年班的身份第一次获校方认可。白哲敏、毛宇宽等人特地从香港回来——他们终于有母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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