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师迪图瓦：贪婪地享受世界

迪图瓦的口号是“我必须要和美丽的事物生活在一起”，他换了4个老婆，玩遍联合国承认的195个国家，也尝遍了法、德、比、瑞这些国家所有《米其林指南》和《戈米兰指南》打出高分的饭店，他爱用“奶油状”(crèmeuse)、“涂了黄油般”(beurré)等词汇形容音色，居然还喜欢爵士乐。

迪图瓦

指挥家的形象大多千篇一律，如果他们穿着燕尾服，手拿指挥棒，到南极与企鹅合影的话，许多人会以为那是一个名叫“大家来找茬”的游戏。指挥家们都是 “空中飞人”，夏尔-迪图瓦(Charles Dutoit)的特别之处在于，传说中，人们从未见过他独自走下飞机，每当机舱门打开时，总能见到若干位空姐陪着他——夏尔左右手各揽着几个。具体是几个，要视空姐的肥瘦程度而定。

迪图瓦来自瑞士洛桑，母语是法语，偏爱图像化和色彩化地诠释音乐，讨厌过度“瓦格纳化”，因而擅长歌剧音乐和现代音乐。迪图瓦职业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用了25年的时间，将原本不值一提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调教成“全世界最优秀的法语乐团”。迪图瓦的口号是“我必须要和美丽的事物生活在一起”，他换了4个老婆，玩遍联合国承认的195个国家，也尝遍了法、德、比、瑞这些国家所有《米其林指南》和《戈米兰指南》打出高分的饭店，他爱用“奶油状”(crèmeuse)、“涂了黄油般”(beurré)等词汇形容音色，居然还喜欢爵士乐。也许是被“享乐主义”感染了音乐风格，迪图瓦受邀成为瑞士、日本、费城等多个夏季音乐节的音乐总监。在夏日沉醉的月色里，任谁也无法思考严肃话题，不如享受音乐。

玩转音乐关系网迪图瓦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上海了，5月份同费城交响乐团来了一次，8月又作为上海首届夏季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来沪，领着上海交响乐团演一场闭幕式，再领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了一场，顺便再为上海大剧院来场演出季的闭幕式。三场音乐会集中在三天内完成。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好是迪图瓦上午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下午要做讲座外加与英国皇家爱乐彩排和演出，忙得不可开交，无论谈什么都提不起半点兴趣。

虽然名义上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总监，但看余下9场演出的阵容，基本上还是以上海交响乐团和歌剧院的本土演员为主，迪图瓦说，自己并不参与音乐节的组织，音乐节这档事涉及到独奏者、演出方、指挥、曲目，任谁都决定不了什么，暗示自己只是挂名而已。此前的音乐节发布会上还有个一直声称代表迪图瓦的老外，用一口一塌糊涂的汉语意味深长地放话：“如果你们这个音乐节明年还能办第二届，届时我上台致辞将全部讲普通话。”但愿他是词不达意。

一个这样的艺术总监能给夏季音乐节带来什么?采访时问迪图瓦：“欧洲有夏季音乐节的传统，是因为欧洲人夏天有假期，我们这里，老百姓又不放假，难道指望人们下了班后再赶去帐篷里听音乐吗?”结果，迪图瓦的回答又是“让你们理解‘我们’的音乐，是需要时间的，中国的古典音乐已经越搞越好了”这样的场面话，反正也的确不关他的事。

在讲座中，迪图瓦除了讲一些“学习音乐要研究背景”之类的空泛观点之外，更乐意搞点公关活动，用大把时间来高谈阔论自己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自己如何欣赏谭盾和郭文景等中国作曲家。迪图瓦是最早将视野转移到亚洲的欧洲指挥家，也是最早在中国开音乐会的知名指挥之一。1995年，他曾在指挥完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班后进谏当时的文化部长：“中国必须表现出对西方音乐家更多的热情，这样才能早日成功演出一场体面的音乐会。”

迪图瓦一直懂得“先发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的道理。早在1996年，他就开始与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NHK交响乐团建立关系，直至两年后成为其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在中国，2005年起，迪图瓦就因为与现任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的关系，去广州国际夏季音乐节(cisma)当了艺术总监，他的(第四任)老婆则担任室内乐主任。

另一方面，迪图瓦似乎也很乐意告诉西方，无论是否出于市场需要，东方才是西方音乐的灵感之源。迪图瓦很爱夸中国人，他同郎朗合作过，还在一本访谈录里特意花笔墨夸奖了一番当时尚为柯蒂斯音乐学院学生的王羽佳，说她是“技术高超得无法想象的天才”。而被问及他觉得中国乐手哪点特别厉害，他又说 ：“我们与中国乐手是伙伴关系。”只要看看迪图瓦的成名经历，就知道在“关系为王”的音乐圈，他正是玩转关系的老手。

在迪图瓦的对话录《世界的音乐》中，瑞士罗曼乐团的指挥安塞梅被他称为“良师益友”。要不是聆听了安塞梅的教学广播节目，迪图瓦大概还在洛桑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投身指挥之后，迪图瓦拿着安塞梅的一纸推荐信，前往坦格伍德求学于夏尔-蒙克。结果，23岁那年，他阴差阳错地在纽约观看了斯特拉文斯基在市政厅一整周的全部排练，这对他的音乐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6岁学成后返回瑞士罗曼乐团指挥《春之祭》时，他碰巧又被卡拉扬发现，当时比迪图瓦年长 30岁的卡拉扬即将第一次指挥《春之祭》，心中十分忐忑。而在卡拉扬的帮助下，迪图瓦又进入了维也纳的歌剧界。“事情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即使是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我指挥的曲目依然非常广泛，许多作品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除了迪图瓦之外，似乎没人愿意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乐师公会与芭蕾舞演员之间左右为难。

迪图瓦做事情全力以赴，愿意铤而走险又不怕忍气吞声，自然一切都难不倒他。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一起，迪图瓦将安塞梅留下了荣耀印痕的曲目全部重新录制并数字化，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拉威尔、法雅和柏辽兹的作品。在那个唱片的黄金年代，Decca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了囊括格莱美、法国金唱片等许多奖项的经典唱片，也为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在唱片丛林中占下了一席之地。迪图瓦认为，他和乐团努力的最终成果是：音色精确而协调，没有任何漫不经心或模棱两可的演奏，技艺掌控娴熟、日渐完美，直至能够演奏马勒的整套作品。

像风一样的老头子水瓶座的迪图瓦总是不停地挪窝，即便比较固定的住所也多达5个，分别在瑞士、蒙特利尔、巴黎、东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其说是出于工作需要，不如说他本来就希望如此，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13岁时，这个出身贫寒却绝不甘心于此的小男孩，就独自一人登上开往巴黎的火车。而学习小提琴出身的他，也早早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那种默默无闻、循规蹈矩的乐师生活，如果待着不动，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作为4个乐团的常任指挥，迪图瓦每年要绕着地球飞上至少两圈，但他还嫌不够。他曾在亚马孙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度过了两个星期，在亚马孙的涨潮季节，与一位前圭亚那的苦役犯划独木舟逆流而上，结果整整病了4个月。他去过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复活节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大巽他群岛、美军基地所在的马绍尔群岛，以及封闭了50年的苏联劳改营马加丹、蒙古的乌兰巴托、非洲的索马里，甚至还有南极。联合国承认的195个独立国家，迪图瓦都去过。每次有劫持、政变或地铁爆炸案发生，他就立马让秘书办理去那里的飞机票。他的依据是：只要恐怖事件一发生，此后的一周时间都会是平平安安的。迪图瓦自己说： “正是这种急切地、近乎贪婪地了解世界的好奇，促使我不断向前。”

这些被《世界的音乐》作者、瑞士记者帕斯托利称为“与生俱来去探索的天赋”，在异性的世界同样适用。迪图瓦与各种女性音乐家的合影，常常是女性正儿八经对着镜头，他则不是用鼻子蹭着人家的脸颊，就是用额头顶着人家的额头，亲昵得不得了。被他摸着小手进行采访的女记者不计其数，据那些记者说，他总是很认真地收集她们的邮箱，并且很有可能频频给她们群发邮件。

迪图瓦是指挥界中当之无愧的“花蝴蝶”。此次与他同行的小提琴家老婆朱莉叶，已是他的四婚，采访他时，他的妻子主动去到隔壁房间里练琴，而他出席讲座时，她又认真地坐到台下听讲，看得出家里的“规矩”做得很到位。

夏尔的四任妻子包括“钢琴女王”玛尔塔-阿格里奇、一位险些成为加拿大总理的加法混血女经济学家、一位原籍叙利亚的美国女人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香特尔-朱莉叶。当然，在认识夏尔之前，据说香特尔仅仅是乐团的后排成员。夏尔对妻子都是外国人的解释是：“那正是来自于我对未曾了解的一切都会敞开心扉的渴望。”

1968年，原本是日内瓦音乐学院同学的迪图瓦与阿格里奇偶然在纽约重逢，顿时打得火热，几个月后，双方就各自与首任配偶离婚。为了能尽快结婚，他们迫不及待地租下一架私人老式飞机前往乌拉圭，因为在那里结婚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明，而当时迪图瓦的离婚协议尚未生效，也就是说处于“重婚”状态。

他们的婚姻关系维持了5年，并育有一女。那正是两人事业起步的时期，网上流传的那些视频，小两口在瑞士的家中，一个研读总谱一个弹琴，看起来甜蜜无比。阿格里奇是个“夜禽”，每天必须熬到黎明前才能睡觉，而迪图瓦则是属于白天的人，这是迪图瓦解释的分手原因。然而，两人却始终保持朋友关系，未曾中断合作。帕斯托利认为，对于阿格里希多愁善感的精神世界，也许与迪图瓦的大胆活力恰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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