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鲍蕙荞:让“钢琴热”健康有序

鲍蕙荞

    正在央视音乐频道热播的2008年CCTV钢琴小提琴大赛决赛，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与对钢琴艺术新一轮的热情。近日，记者就钢琴艺术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本届大赛评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女士。

    谈历程

    回顾我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历程，鲍蕙荞说：“俄国钢琴家对我国钢琴艺术的影响很大，许多老一辈钢琴家都得益于此。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弹奏技术，推动了我国钢琴事业的进步。1960年后，苏联钢琴家撤出，中国的钢琴事业开始自主发展。”鲍蕙荞当年参加的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虽然不是最难的一次赛事，却是第一次没有外国专家指导的重要比赛。

    “文革”时期是我国钢琴事业的断层期，专家教授遭受迫害，年轻人也没有机会接触钢琴，钢琴艺术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可喜的是，“文革”之后，钢琴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很多音乐院校也恢复了招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出现了群众性的“钢琴热”。鲍蕙荞说，这段时间里，新的人才不断涌现，郎朗、李云迪就是在这股群众性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很多出国学习钢琴的中青年音乐家学成之后也回到中国，并成为教学骨干力量。

    谈及中国过去的钢琴家，鲍蕙荞说：“以前弹钢琴的人普遍学习得比较晚，走进专业领域就更晚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对钢琴艺术的极度热爱。我曾经采访过朱亚芬（郎朗的启蒙老师），她家庭富裕，家里一直反对她专业学钢琴。为了继续深造，她就先教学生挣学费，然后再自己去学。”

    谈“神童”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钢琴选手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消息屡见报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对此，鲍蕙荞认为一定要冷静看待。“我鼓励参加比赛，这是检验自己、认识世界的途径，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选手，可以看到别人的水平和世界钢琴发展的潮流。否则，很容易导致闭塞，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和经验。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愿意出去，无论是做评委还是带学生参赛，但参加比赛并非最终目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比赛很少，获奖者的水准的确很高。比如，以前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历届冠军后来都成为大师。倘若没有真正顶尖的人才，冠军头衔宁可空缺。如今，国际比赛多如牛毛，人才分流现象严重，更有一些比赛受到人为因素影响。此外，国内某些媒体在报道国际钢琴赛事时，过分宣扬中国培养的天才、尖子，对国外的优秀参赛选手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我国钢琴事业确实发展很快，频频得奖也很可喜，但钢琴终究是外来文化，外国人弹钢琴就像说母语，而我们是说外语，我们的底蕴尚有所欠缺——德国有巴赫、贝多芬，奥地利有莫扎特，波兰有肖邦，匈牙利有李斯特，俄罗斯有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我们缺乏这种世界知名的大师级人物。”

    对于一些人策划炮制“钢琴神童”的做法，鲍蕙荞表示不赞同。她说，这种华而不实的赞誉掩盖了孩子们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过分炒作很容易给他们的艺术心态带来浮躁的影响。演奏钢琴是一项严肃而漫长的事业，比赛奖项与艺术成就是两回事。如今，昙花一现的冠军太多了，不少所谓的“钢琴神童”在轰轰烈烈之后飞快地销声匿迹。

    “神童有时陨落得很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家长逼得比较紧，中国儿童又比较勤奋，很容易少年成名。但是，由于缺乏对钢琴的热爱，这些神童的艺术事业很难延续下去。在国外，一般不存在家长的强迫，自然淘汰率很高，坚持走下去的人必然出于个人对钢琴的热爱，这样才容易获得最终的成功。”鲍蕙荞认为，媒体宣传的重点应该放在获奖者的勤学苦练和技艺上，获奖者也应放平心态，以便长久地在艺术领域里前进。

    谈发展

    钢琴艺术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那么多曲折，面对现在“火热”的潮流，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又是什么样的呢？对此，鲍蕙荞提出了两点期望：第一，群众性热持续下去，并向理性、科学的层面发展。过去人们往往把钢琴跟名利、实用性结合得太紧，比如规定考过钢琴几级就为考生加多少分，现在教育部门出台规定，要求不强行套级。这就是从更高层次引导群众性“钢琴热”良性发展的一个表现。第二，专业钢琴教学水平提高，老中青三代均发挥自己的作用。鲍蕙荞说：“我们这代人损失了黄金时代，可能在一些方面比不上理念更加先进的年轻‘海归’，但在职业道德上是非常认真的。同时，我非常希望年轻有为的人才回来贡献力量，带回新的弹奏技巧、理念，使我们与国际接轨。”

    作为一位钢琴教育家，鲍蕙荞有很强的责任感。她认为，现在有一些教师滥竽充数、误人子弟。对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有责任引导群众性“钢琴热”健康发展，比如举办讲座、大师班等，争取从教师入手提高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水平。毕竟，“钢琴热”不只是要选拔尖子，而是要带动整个民族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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