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评述:谁在听古典音乐

西早 和小宇

3月16日，由国家大剧院投资制作的新编史诗京剧 《赤壁》在纽约时报广场南端8块高清多媒体大屏幕同步播放，庆祝国家大剧院开幕营运一周年。

2009年，大剧院相继邀来芝加哥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知名古典音乐团体，令京城古典乐迷惊喜。芝加哥交响乐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曾获得58项格莱美大奖，这也是80岁的指挥大师海丁克的首次北京之行；而后者则是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代表团体，是许多指挥家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大剧院的活跃，使得2009年春季的北京演出市场继续热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似乎尚未带来多么深重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围绕国家大剧院以及国内古典音乐演出生态的探讨也没有停止过。大剧院是演出市场的焦点，同时也是近年来古典音乐在中国遭遇的缩影。

国家大剧院的规模非同寻常，但正式运营不足两年，毫无疑问，它还属于年轻的演出场所。至于最近演出的红火，据演出部部长李志祥介绍有多方面原因。在策划演出方面，大剧院有约20人组成、由各行业的艺术家和管理者出任的艺术委员会。“业界闻名，同时群众呼声很高的乐团是我们的首选。”很多乐团也非常愿意前来演出。在大剧院建成之始，“纽约爱乐乐团就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曾在已经安排好的档期内挤出时间前来演出”。

“它作为国家投资的大型文化机构，在世界上有相当好的影响力。它不仅是艺术殿堂，同时也是优秀的建筑，象征着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李志祥说。2008年大剧院的上座率是85%，这在他看来难能可贵。

尽管最近的演出票房喜人，但是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珑强调，大剧院并不是商业机构，“它只是借鉴商业模式运作的一个社会性文化机构，商业盈利不是最终的。票房的收入很快会转化成新的投入，而这些投入的内容除了未来的演出内容，很大部分跟文化艺术的普及教育相关。”他认为，国家大剧院建成之前，中国从未出现过这么有规模的综合性艺术机构，现在它会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吸引观众。在此之前，国家大剧院自己制作了歌剧《图兰朵》，而已经在大剧院第二轮上演的《赤壁》据称“耗资千万级”。

古典音乐在西方有深厚的根基，但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广为人知的古典盛会大概就是余隆在1992年创办、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北京新年音乐会。直到1998年，北京才有了第一届国际音乐节。在此之前，1997年的北京交响音乐季是音乐节的前奏，音乐节的创办人曾伟回忆，当时一些一流乐团第一次来到中国，考虑到票房，演出的场所在人民大会堂，“当时的保利剧院和中山音乐堂主要是歌舞表演，保利甚至还放电影”。

市场分流

10年之后，随着国家大剧院的建立，北京的演出市场重新洗牌在所难免，2007年也是北京演出界的分水岭，这同时体现在演出内容和演出场次上。

《交响世界》执行主编唐若甫根据中国最大的演出票务门户网站“永乐在线”的历史演出目录一览表做过一个统计，除去旺季(如新年时段)和淡季(如暑期时段)，2007年和2008年2到5月同期的北京主要演出场所中的古典音乐和芭蕾演出，2007年是42场，2008年大剧院加入，同期演出达到100场，较2007年同比增长58场，涨幅达到138%，其中国家大剧院占63场。如果不算入国家大剧院，北京主要演出场所2008年同期演出37场，相比2007年的42场，可看出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对北京其他演出场所的演出并没有构成较大影响，反而将北京演出的场次和数量都翻了一番。不过唐若甫也表示，“数据显示的仅代表数量，未体现任何演出质量方面”。

不过，市场的分流也逐步显现。唐若甫是“骨灰级”乐迷，在他看来，“中山音乐堂在室内乐、爵士和独奏音乐方面占有优势，虽然它和保利剧院同属保利剧院院线管理，在选择演出方面仍然有其独立性。天桥剧场由于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地历来‘歌舞升平’。保利剧院则以芭蕾、综艺、杂技和歌舞为重，自2008年费城交响乐团和温哥华交响乐团之后还没有古典音乐方面的大动作。”实际上北京还有另外几处演出场所。比如北京音乐厅，已经能靠场租收回成本；而位于闹市区的金帆音乐厅由于没有停车场一直闲置；拥有极佳室内乐演出环境的世纪剧院只在每年岁末才安排大量新年演出。

在众多演出场所中，唐若甫特别提到中山音乐堂。它近年来推出的暑期档普及音乐会“打开音乐之门”、“九门爵士音乐节”和 “雅各宾法国钢琴节”既赢得了票房也赚到了口碑，属于小成本大回报的项目。而音乐堂推出的 “完全贝多芬”系列则由法国钢琴家让-艾弗兰·巴维以跨年度的八场音乐会弹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这样跨年度不紧不慢的做法有助于留住那些耐心听众，有利于市场宣传和票房回款。

音乐产业

说到古典音乐演出的质量，有长时间演出策划经验的曾伟却颇觉失望。在他看来，古典音乐的演出质量没有提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晚会情结”。数字和人流量并不代表中国的古典音乐多么得到观众喜爱。一位业内人士说起近期的 “十位某某家同时登台”、“十五位指挥家三场音乐会”、“十位小提琴家十部协奏曲五场音乐会”、“三十四支交响乐团一个月内轮番上演”，数量上热火朝天，却让很多业内人士费解，“这怎么演呢”？

曾伟记得一次和同为策划人的甲丁聊天——甲丁每年参与策划成打的晚会，包括春节联欢晚会——甲丁说晚会总是红火开场，明星收场，完全模式化，几个明星和栏目在各台间轮流走，热闹之后，还能留下什么内容？曾伟说，做了这么多年，他的感觉只是在做演出，根本不是做音乐。古典音乐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普及，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依然是普及率最大的音乐家，早期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现在能演到二级、三级城市，是肯定能保证票房的金字招牌。做演出的人想做好演出，往往受制于资金和票房压力。曾伟说：“好比一个100人的交响乐团从欧洲来，算上往返、乐器、食宿和演出费，需要资金近千万。保利有1500个座位，这么平均下来一张票你得卖多少钱？”古典音乐市场的良性改变显然无法寄望于某个演出公司或者文化机构。 #p#副标题#e#　　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剧院运作背后的体制。在国外，古典音乐是一个系统完备，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音乐产业（MusicIndustry）。曾伟说：“国外的院团基本上采取财团制和基金会制。像皇家歌剧院、肯尼迪中心虽然有国家拨款，但是国家不会直接给钱，还是由基金会操作。”在衡量一个剧院是否专业时，有多方面的评价标准，比如国家级的剧院都有自己的乐团、歌剧中心、艺术创作队伍和自己的产品。演出公司和剧院管理泾渭分明，剧院有相应的课程，演出公司想做执照也有课程，比如策划、技术、行政、宣传、销售、市场推广。”不过欧美在经营上又有所区别，唐若甫举例说，美国不设文化部，艺术机构经费仅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官方的国家艺术基金会，绝大部分均为集资赞助。美国艺术机构的法人代表也多为集资老手，比如前纽约林肯中心女主席贝弗利·希尔斯和现任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彼得·盖尔伯。根据相关资料，2003年美国对艺术、文化和人文类的捐款达到122亿美元左右，人均约为42美元，其中个人捐赠约占50%，基金会33%，公司17%。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传统，也源于公共税收法规。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只要纳税捐赠方向免税的非营利性文艺机构提供捐赠援助，便可减少纳税额。根据不同情况，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便可减少28美分到40美分的税。而中国到现在为止尚无类似立法，且中国的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多为国有。基金会制度也是汶川地震后刚刚建立，而且多用于慈善，几乎没有文化方面的作为。“在欧洲，艺术机构则大多依靠政府赞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的艺术机构纷纷破产倒闭，或者歇业，而欧洲的艺术机构则还是过着‘吃皇粮’的太平日子，唯有意大利因为政府屡屡削减财政赤字而大闹歌剧院罢工。”唐若甫说。

音乐消费与教育

2008年岁末抵京的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其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阿布列事先向中国有关单位表示，希望在北京的长达一周的时间内安排大师班和音乐普及讲座，以集中展示委内瑞拉的音乐教育体系，这是此次乐团巡演的核心内容。但最终大剧院本身没有举办除公开排练以外的普及活动，也并未授权第三方联合操办。如今委内瑞拉的音乐教育体系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古典音乐强国都开花结果，在中国却一阵风，刮过之后再无人问津。

在艺术的普及与教育方面，中国的确乏善可陈。曾伟说，古典音乐普及了这么多年，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出了一个郎朗，它的效果也仅仅是让中国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把子女送去学琴，但是能有多少个郎朗呢？这在2008年的国际音乐节就可见一斑，郎朗出现在十几场演出中，这在哪个国家都没出现过。而现在被众人熟知的演出季，只有中国爱乐乐团能坚持与国际接轨，每年公布从来年9月到第二年的7月的节目单，比较稳定。这种演出季的推广和目前三个月公布一次被冠以“演出季”的单纯宣传是非常不同的。

曾伟目前已经离开北京国际音乐节，目前正在参与一个暑期少儿古典音乐普及项目。这个项目计划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内容包括低票价的系列音乐会、演出讲解以及跟孩子们的互动环节。“现在学琴的孩子很多，但真正古典音乐的教育和熏陶机会很少。”他回想起80年代的时候广播里节目种类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个栏目叫‘请您录音’，专门为买不到或买不起古典音乐的人翻录磁带而设计，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停掉了”。即使是到了商业大潮涌动的90年代中期，曾伟也有过同时主持四个古典音乐节目的经历。但是到了1998年以后，像他这样致力于媒体普及工作的人就清闲了许多。他觉得这跟教育和音乐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东西一旦市场化，一切以短期的效益为主导，根本没人关心艺术的培养。学校只看升学率，媒体只看收视率。但收视率和艺术水平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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