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弄堂里的莫扎特

莫扎特在上海的老弄堂里狂奔、瞿秋白唱着《国际歌》从容赴死……画家陈丹青以音乐为主题，钩沉背后的人与事，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图景

苏娅

绘画的时候听什么音乐，画幅上的线条怎样如音乐般漂浮，音乐里如何清晰地浮现出某张面孔的轮廓或某个黄昏弄堂里的人影？

画家陈丹青以音乐为主题的杂文新著《外国音乐在外国》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3月初，陈丹青携新书在北京“时尚廊书坊”以“音乐与西化”为题进行演讲，话题涉及音乐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西化”历程。

以音乐叙事，沿古典音乐的线索，陈丹青的身份在著名画家与畅销书作家之间有意无意地转化着。

来自耳朵的记忆

写作音乐，是为寄托“欲以言说的内心经验”。陈丹青用种种来自耳朵的记忆，引领读者重返旧时光里的中国：“文革”时期石库门弄堂里的莫扎特，批斗会后马路上的《卡门》；江西插队期间大喇叭播放《黄河》；夜雨中默念的“除夕夜，全山寨灯火一片”……

“文革”弄堂里的莫扎特、插队时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陈丹青个人的青春记忆，而刚好这些记忆又跟国家灾难绑一起，“但我会审慎传达这种双重 记忆。描述，感性，但不控诉，不要有大结论。”陈丹青说，“革命年代的许多细节、质感，并未被描述，或者说，描述得很有限、很粗糙。那是无比细腻的人性经 验。”

在陈丹青笔下，音乐浸润其间的上海老弄堂，风致犹存。“是掌灯时分，弄堂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炒与碗 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在《灵堂琴声》里，他写霍洛维茨，说他仪表非凡，“一位大师，得活到这份岁数，上帝才会给他如此生动的老脸”；《再谈 音响、唱碟、听音乐》里说到名家名作，“独奏珍本，听来僻静、安详，全然的孤单，仿佛只是音乐自己在听，你正好悄然在场，也听到了。”如此，一字一句会 心、动人的笔墨缓慢描述着音乐与时间。

我们的脸变了

在维也纳看歌剧，是《外国音乐在外国》里的“重头戏”，有趣的是，“脸”似乎永远是陈丹青看世界首先立足的点，他愿意从维也纳看的《费加罗婚礼》里的公爵和夫人的样子谈起。

歌剧里没有一个是名角，因为名角很贵。而20年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大批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音乐人才，有着非常好的古典音乐教养，流到西欧，第一站就是维也纳，进入当地的演唱系统。

这些面孔，在陈丹青看来，有一种接续19世纪的贵气。出来一个人，他也许很穷，但如果让他演公爵却非常像，因为身上有股贵气。这种气质，如今在西方的消费社会已经看不到。

“是因为他的生活停顿了长达半世纪。某种生活停顿了，没有继续西化，没有资本主义化，没有现代化， 留下那种模样、那种举止，反而接近19世纪。”陈丹青怅然若失，“我好久没看到这么‘对’的样子。像我们小时候，50年代、60年代看过一些西欧和东欧的 电影，我还记得那些脸。那些脸，我到美国去也找不到了。慢慢才琢磨出一个道理，我们的脸是会变化的，而且会群体性地改变。”

郭兰英和她的“经纪人”

陈丹青认为，谈论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就是谈论如何西化的历史：“中国曾有过一个庞大的传统，但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整个知识谱系全部来自西方。”

早期的西化，与音乐有关的记忆可回溯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早春二月》。影像里，当时江南古镇上的富足之家不必很富，像中学校长的家，或者酱油 店老板的家，如果他风雅，家里就会有一架钢琴。陈丹青的妈妈也跟他讲过：“我们镇上的小学校就有风琴，教堂里也有，平常小孩子如果愿意，就可以去弹。”

在陈丹青看来，清末民初，中国曾经有一段认认真真的西化过程，这个西化不是坚船利炮，也不是学哲学、学宗教，是从生活方式，从家具、穿着、仪态、交谈等方面，在很认真地西化。

音乐方面，民国年间有著名作曲家黎锦辉，写过几百上千首曲子，给电影配曲，给大学生唱，给家庭妇女唱，给摩登女子唱。左翼文人说他是靡靡之音，黎锦 辉解放以后就被埋没了，没人知道他；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大天才，写《语录歌》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李劫夫。 此人未必念过什么书，从东北流亡到内地，但写出来的音乐旋律极好，是结结实实的意气风发样儿。

歌手就更多了。陈丹青记得，中央美院毕业那年，在学校礼堂听天后级的郭兰英唱歌作毕业典礼，没有麦克风纯唱，嗓音嘹亮。有趣的是，最近陈丹青同一位 老先生聊天，才知道当时郭兰英就有经纪人——一个民间的老妈子跟着她，负责化妆、选曲，负责演出谈判。参加革命之前，郭兰英在民间享有盛名，有自己的市 场，也要走穴，主要唱民间喜闻乐见的歌。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从容赴死

音乐的主题之下，陈丹青记述更多的是人和事，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图景。

“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被施行枪决前，在狱中开党小组会商量表决——“我们唱什么歌上刑场？”当时最重要的歌是《国际歌》。陈丹青相信，一首歌所映射的时代情绪，在记忆中会变得格外动人。而悲伤抑或欢乐时唱什么歌，是一个时代、时代中人的精神识别符码。

瞿秋白38岁被捕，执行枪毙他的人是听过他课的学生——国民党的一个军事官员。行刑前，学生很客气地问：“瞿先生你说哪里？”瞿秋白带他到一个亭子 说：“此地甚好。”然后拍了一张照，手背在后面，盘腿坐下。学生又问：“要不要后面来？”他说：“没关系，就前面。”然后就唱着《国际歌》从容赴死，“这 一首歌的歌词是瞿秋白本人翻译的，他找到了‘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

让陈丹青记忆深刻的，是少年时在上海延安路围观“文革”前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陆洪恩等人的画面。更多关于陆洪恩临终前与音乐有关的故事，则来自陆洪恩的一个难友的回忆：“他一直哼唱着《庄严弥撒曲》，我不知道这首歌，他告诉我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

在陈丹青看来，这一历史细节极微妙地刻画了西方音乐对于中国语境中个体的真实塑造：“一个人在精神、肉体都很难承受的暴力中，他与《庄严弥撒曲》在一起，那是他的药，可以止痛的，可以承受的。”

钩沉音乐的历史，陈丹青所关心的仍是现实的问题：“今天，外国音乐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或者它其实没有从根子上改变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音乐传统，它来过了，而且几乎看上去已经生根了。但从另一方面，它可能根本没有来过，它没有发生过，因为它不见得有多大作用。”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