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大提琴家李垂谊“另类音乐路”

近年来，他常常穿梭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马德里国家演奏厅等各大知名演出场所表演，曾和荷兰爱乐乐团、英国北部交响乐团等知名乐团合作。

曾有媒体称他为“马友友的接班人”，还有欧洲的权威报章将他和郎朗、李云迪、王羽佳评选为中国古典音乐界年轻一代中四大“金童玉女”。

不过，他却拥有一条显得格外“另类”的音乐之路。从小学习音乐“无心插柳”，还曾放弃音乐就读哈佛大学经济系、在华尔街做过“白领”，最终又在“逃离”５年后重归音乐之路。

他就是李垂谊，首位赢得相当于钢琴界肖邦大赛地位的国际扬尼格洛大提琴比赛冠军的华人音乐家。

香港年轻大提琴家李垂谊

近日，本网记者孙浩对香港年轻大提琴家李垂谊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次来内地进行的巡演情况如何？

李垂谊：我们７月３日到５日刚刚在广州、深圳、中山举办了《情迷探戈》系列音乐会，观众的热情很让我惊喜，演出场地完善的设施也让人印象深刻。我１８日会在上海带来这次“探戈之旅”的最后一场演出，所以现在也很期待。１９日就要返回欧洲了。

香港年轻大提琴家李垂谊

记者：近期在内地还有哪些重要的演出计划？

　 　李垂谊：其实我这几年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演出越来越多，这轮“探戈之旅”也不是我第一次在内地演出了，以前就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和不同的乐 团合作过，比如曾经应郑小瑛女士的邀请去厦门演出过两次。６月底也刚刚在香港作为音乐总监举办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届国际室内乐音乐节。

我现在最期待今年９月一场在内地的演出，是应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与指挥家李心草合作，为国家大剧院的新一个乐季演出。

记者：您的普通话怎么说得这么好？

李垂谊：其实我的父母分别祖籍厦门和漳州，都是印尼华侨，父辈因为爱国把他们送回国学习，母亲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我虽然是出生在香港，但是家里父母都是要求我说普通话的。

香港年轻大提琴家李垂谊

记者：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走上音乐家的道路其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李垂谊：不，我的背景和别人不太一样。母亲虽然是钢琴家，从小会教我们姐弟三人弹钢琴，但并没有要求我长大一定要做音乐家，反而认为音乐是一种教育，是一种修养和训练，对今后不论学什么都有帮助。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反叛精神也最强，加上两个姐姐本来就从小计划着走音乐的道路，我大可以选择做生意、做律师、做医生，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职业。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做一名“董事长”，坐在大大的桌子后面。

记者：那是什么机缘巧合下选择学习大提琴？

　 　李垂谊：小时候我也学过钢琴、小提琴，后来学习大提琴其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全家一起去美国，姐姐们进入知名的茱莉亚音乐学校，我是跟着去了美国 后才开始学习大提琴。当时，两个姐姐一个学钢琴、一个学小提琴，三姐弟不要重复，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我是“被分配”学习了大提琴。家里还开玩笑说以后可以一 起做室内乐。

我也很幸运考入了茱莉亚音乐学校，这是全球很知名的音乐学府，要感谢母亲遗传给我的音乐细胞。

记者：在这样一个让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很向往的学府里读书，感觉怎么样？

李垂谊：在那里７年的中学学习中，我们是周一到周五在普通的中学上课，周六要到茱莉亚音乐学校学习音乐，这也是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知道在内地以及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是要很小就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并且要一直走下去。

　 　我在这所学校的成绩很好，我也会很积极地去争取一个好成绩，不过我当时的目标却一直是日后进入普通的大学。所以，后来去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反而是很容易做 出的决定。只不过，我平时要上课、晚上要练琴、周六还要去学琴，唯一的做功课的时间就是周日，每天都觉得时间很紧缺，当然更没有时间去玩了。

记者：为什么对经济如此感兴趣？

李垂谊：可能对我来说，从小学习音乐没有觉得特别困难，感觉这是一件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没有那样发自内心地懂得珍惜，离开的时候也没觉得那么可惜。

选择经济学，一方面觉得接受了这种教育之后找工作相对容易，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安全的选择”，毕竟艺术从来都不是很稳定的那种事业。我记得上学时经常和那些在华尔街上班的专业人士一起挤地铁，觉得他们这种上班方式很“正常”，就自然而然希望也做这一行。

同时，我的一个姐姐当时读了茱莉亚音乐学校的大学，她本来立志要做音乐家，中学时成绩特别优异，赢得美国当时很多音乐比赛的大奖，但大学一年之后选择了放弃，也对我有一定的触动。

记者：远离大提琴的日子是不是真的发现“乐得轻松”？

　 　李垂谊：其实在进入哈佛大学前，我心里也在想，如果上大学不用天天练琴，那种生活应该不错。不过，进入大学后，发现原来我的很多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同 学，就算没有学过音乐，听说我曾在茱莉亚音乐学校学习大提琴，都非常羡慕甚至崇拜我，反倒是我自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我的同学中也有很多热爱古 典音乐的同道中人。

在这种环境下，我慢慢意识到原来我曾经拥有一种很值得珍惜的能力，距离远一点回头看，音乐在我眼里的意义就慢慢转变了，可能就是距离产生美。

记者：在大学期间还偶尔摸一摸琴弦么？

　 　李垂谊：我开始和朋友们一起玩玩室内乐表演，不过也是几个月一次。我发现自己的基本功荒废了很多，手指没有那种位置的感觉了，弓子也觉得不会拿了。如果 拉出来不好听，宁愿不再拉琴。不过这个过程中，我听了更多音乐，发现这是很好地享受，好像慢慢开始重新欣赏了音乐。以前小时候总觉得练琴是为了赢得比赛、 赢得好成绩，没有真正想到过是为了带出很动人、很美丽的音乐。直到我认真聆听别人的音乐，才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作品。这是一个经过了几年的慢 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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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促成你真正重新走回到音乐这条路上？

李垂谊：其实，大学毕业后，我还在华尔街工作了一年，做金 融顾问，成绩也还不错。只不过，我发觉完全没有和自己以前想象中的感觉。小时候想做董事长，只知道有个大桌子，却不知道坐在桌子后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经过 这一年，突然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一行，觉得如果把时间交给音乐更值得。

回归的决定可要比当初读经济的决定困难多了。我也是经过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再考虑，也作了一些观察和准备，绝不是很冲动的有一天辞职不上班了。我要确保自己如何找到老师、如何练习几年后恢复以前甚至更高的水平。如果不 经过这样复杂的思考和准备，也没办法真正回到音乐的路上。

记者：家里人是否支持你的这次“回归”？

李垂谊：父母当然 支持我，因为他们对我最大的期望从来都是生活要幸福，不是只要我很会读书、赚很多钱就高兴了，一直觉得孩子的幸福很重要，看得很开。我觉得很幸运能有他们 这种支持，也知道他们其实非常担心，只是不表露出来。我妈妈是钢琴家，熟悉艺术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当然，到最后都是要我自己做决定，今后要辛苦也是我自己 来承受。

记者：其实，有没有后悔过自己曾中途放弃过音乐之路？

李垂谊：没有，反而觉得幸运，在美国可以选择学音乐，之后又走入另外一行。我越来越觉得，做音乐家一定要拥有很广博的知识。我在大学时代对考古很有兴趣，当时如果没有回头选择音乐，很可能选择考古这条路，到现在我都依然非常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哈佛读了很多历史，在欧洲也尽量去博物馆等地吸收文化传统。只在琴房里苦练没有用，一定要走出去。

　 　有很多大师认为，对音乐要有一个很宽广的视角。面对一部作品，如果只看到一个个音符、一个个小段落，没想到整个曲子的计划，那音乐就会变得很小器。我在 音乐上的理念和生活中的理念是一致的，看一件事总是会想得长远一些，想想将来有什么影响。我相信，所有过往的经验加在一起，才是今天的我。

另外，我也拥有很多与音乐不同领域的朋友，和我交流。比如，以前的同学、同事都喜欢关注我的个人网站，看我在哪里演出，问我很多问题，比如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是怎样的。有时看到地点适合，他们还会组织一起去听我的音乐会。

记者：你的这条音乐道路真的很“另类”，这种“另类”的调头回归是不是很艰难？

李垂谊：我那几年基础全都毁掉了，有点像重新开始，尽管不是重新学习拉大提琴，但是很多基础都要重新打造，因为不仅仅是头脑没有了训练，所有肌肉动作的自动记忆也都没有了。

我用了几年的时间让自己重新回到一定水准，这个过程当然非常辛苦，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拉琴。在波士顿学习两年后，老师让我去欧洲继续学习，在那段时间我真正学到了很多欧洲古典音乐的精髓，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阶段。

记者：几年下来，你享受作为这一次自己主动选择的音乐家的身份么？

李垂谊：５年前，我赢得了在克罗地亚举行的国际扬尼格洛大提琴比赛第一名，从此就开始了在世界各地演出，一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喜欢这种生活。

做音乐家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可以一边演出，一边旅行，体验不同地方、不同的人。比如，今年我就要第一次到以色列演出，和以色列交响乐团合作６场音乐会。对喜欢考古学的人来说，以色列真是天堂。

其实，我当初决定重新回来做音乐家时，也想过如果达不到之前的高水准，我也会很乐意在一个乐团中演奏等等，只要是音乐这条路。就算到今天，我还会经常感到，这一切是不是真的？能在很多音乐会中独奏真是很好的经历。

　 　我小时候也赢得很多比赛、也有很优异的成绩，但是从没要求自己必须要做“最好的音乐家”，或者说必须做“第一名”，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也曾经对很多学习 音乐的学生提到过，在练琴时当然要追求将技巧磨练到最高，可在演奏时就算拉错一两个音符也不要过于介意，因为音乐表达到位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重新回到舞台，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回忆吗？

李垂谊：我觉得音乐永远也不会重复，我所有音乐上的经验也都没有重复过。每次去到不同的城市，走上不同的舞台，面对不同的观众以及合作的乐团、指挥，就算同一部作品，演出的效果和感觉都不会一样。这是对我来说，做一个音乐家最大的好处，我不喜欢重复的、无聊的事物。

要知道，我们演奏者有对作曲家、对观众以及对自己艺术水平的责任，所以每次都要担负这些压力，付出的努力是一样多的。当然有些音乐会的意义更显得特别，比如香港回归１０周年时，我在香港和指挥家余隆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出。

　 　今年１０月３０日，我会第一次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登台演出。纽约是我第一次学习大提琴的地方，可以说这次演出是我回到起点，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表演。其实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节的系列音乐会，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世界有名的华人音乐家都应邀来表演。我会演奏作曲家赵季平的《庄周梦》，马友友之前 曾在香港首演过这部作品。

记者：有些媒体曾称你为“马友友的接班人”，对于这个称呼你怎么看？

李垂谊：其实，这样的称呼可能代表了一种期待，我很荣幸。马友友是一位在国际乐坛有着非常出色成就的前辈。

不过，在艺术中，我们都相信模仿是最危险的。我也希望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音乐演奏者。比如，我在音乐上追求的目标不是当自己演奏了一首贝多芬的作品，让观众听到以后觉得我是德国人，而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个人的音乐风格，但同时一听又确实是贝多芬的作品。

记者：近年来你回中国演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什么特别感受？

李垂谊：因为现在大部分时间在海外，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被当作“外国人”，来到香港或者内地演出的最大感受是，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外国人，而是一个本地人，那种亲切感当然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上台时，不会觉得很生疏的人坐在下面。

不过，作为演奏者，对待所有观众的责任感必须是相同的。

记者：你和郎朗、李云迪、王羽佳曾被欧洲媒体称为中国古典音乐年轻一代的“金童玉女”，对于国际乐坛上越来越多受到关注的中国面孔，你怎么看？

　 　李垂谊：这是在意大利最大的一份报章所评选的。其实，欧洲作为古典音乐的发源地，一直是最重视古典音乐动向的地方，特别关注对古典音乐有影响的国家和地 区。中国无疑是今天古典音乐最重要的新兴市场，这里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演奏者当然会受到关注，所以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报道。当然，这种来自国际乐坛的关注 也非常重要。

其实我每次在内地演出，都会和这里的音乐家有很多合作和交流；而且，在欧洲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对我来说，已经很少去分清楚一个音乐家从哪里来，已经没有任何界限。

我还发现，很多中国音乐家很快就可以适应海外的环境，很自然地和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在２０年前可能还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现在，我们经常在机场碰到一些朋友，不觉得很特别。

记者：其实很早就有中国古典音乐家受到瞩目，比如傅聪先生，但时至今日，中国音乐家在国际乐坛上的阵容显得格外抢眼，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李垂谊：没错，傅聪在海内外都是被很多音乐家崇拜的，因为他不只是很好的钢琴家，他的音乐造诣和修养也非常之高。有他这样的老一辈音乐家在国际乐坛取得 的成就，等于为今天的华人年轻音乐家打开一条路，但是每个音乐家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这条路打开得更大一些、再大一些，否则不论老一辈做得多好还是会关 上这扇门的。

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人，如果多一些人去学习、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会有更多人取得好的成绩。其实，很多中国的学生现在出去 学习音乐，在国内的音乐学院已经有了很高水平，到了外国后所有老师都抢着要。他们技巧高、不怕吃苦、各方面都很灵活，加上有机会到欧洲吸收多一些古典音乐 起源的文化精髓，我觉得可能未来有一天会有今天10倍最顶尖的音乐家来自中国。

记者：今年6月底，你作为音乐总监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届国际室内乐音乐节，效果如何？为什么想要在单纯的演奏家身份之外参与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李垂谊：反响很不错。欧洲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我也参加过其中很多音乐节。我又是香港人，直到香港有很多古典音乐的听众，但还没有这个类型的音乐节，就很自然想到做这样一个尝试。

　 　通过我在欧洲不同音乐节的经验，开始计划如何邀请不同地方的音乐家，这次真是忙到两眼昏花，可是很高兴所有应邀前来的国际知名音乐家都告诉我，很少看到 第一届音乐节就能拥有这么多观众，就能得到这么多来自政府、企业的支持和赞助。我们希望把这计划推行下去，当然更希望有一天全中国、全亚洲的观众都来这里 欣赏音乐。

特别有意思的事，每一次重要的音乐会完成之后，或者重要的音乐节结束之后，我第二天一睡醒就会很自动地想到下一个重要的演出计划，永远也不会想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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