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的急板:新时期中国交响乐的多元化景观

新时期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急板乐章”是以１９７６年底产生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曲）为起点的。这部短小精悍、欢快热烈的乐曲，生动形象地记录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高歌欢舞的时代情景。另一首具有时代特征的管弦乐曲是小提琴协奏曲《抹去吧，眼角的泪》（李耀东曲），它原是音乐故事片《生活的颤音》的配乐，因电影在全国放映而影响较广，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以上一喜一悲的两部管弦乐作品，就像同一时期产生的欢歌《祝酒歌》和悲曲《周总理，您在哪里？》（均为施光南曲）一样，准确地表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时代的声音。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产生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管弦乐作品，如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黄安伦的交响诗《春祭》，李忠勇的交响音画《云岭写生》，杜鸣心的交响诗《飘扬吧，军旗》和《青年交响曲》，王树的交响叙事诗《十面埋伏》等。上述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的交响乐创作全面恢复了生机。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交响乐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品，如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均１９８０年），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１９８１年），杜鸣心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祖荣的《第四交响曲》（均１９８２年），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景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均１９８３年），朱践耳的音诗《纳西一奇》，王西麟的交响序曲《中国之诗》，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ＭＯＮＧ ＤＯＮＧ》（均１９８４年），郭祖荣的《第六交响曲》（１９８５年）等。这些作品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对音乐内涵的开掘，交响音乐开始摆脱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向人的精神世界深入。其中有些作品，如《春祭》、《交响幻想曲》、《第二交响曲——清明祭》、《离骚》等，对应着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现实和历史的交错时空中，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祖国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教训的切肤感受和思考。

中国交响乐的“新潮”

当代中国交响音乐的真正“裂变”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出现的。交响乐审美新变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一批青年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陈怡等人的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的连续举办，二是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等作品的产生。２０多岁的青年作曲家和６０多岁的老一辈作曲家，都在探索着、挖掘着交响音乐新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

中国的“新潮音乐”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产生，到８０年代中期形成潮流。“新潮音乐”探索将世界现代音乐观念、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相结合。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来说，对于在“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音乐传统来说，“新潮音乐”都有突破和发展。因此，新潮音乐从一产生，就引起了音乐界的尖锐争论。

从交响音乐创作的主流方面来说，新潮作曲家们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并大胆地吸取世界现代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冲上交响音乐创作领域，使中国交响乐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开拓交响音乐的创作题材及拓宽创作技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开始在世界乐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谭盾的《乐队与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为例，这部作品在１９８８年后改名《道极》，因为它是从湖南民间道教仪式音乐中吸取素材，着意于表现原始生命的文化形态的，其中的人声部分采用了粗糙、自然的喊叫声，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反审美的品格。

“新潮音乐”并非是青年作曲家所专有的，一些中老年作曲家也在探索和寻找新的表现技法和新的音乐观念，在交响音乐创作方面表现突出的中老年作曲家有朱践耳、罗忠镕、郭祖荣、铙余燕、高为杰、王西麟、赵晓生、曹光平等。朱践耳在１９８６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接着又在１９８７年谱写了《第二交响曲》，并相继完成了《第三交响曲》（１９８８年）、唢呐协奏曲《天乐》（１９８９年）等。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的出现，为“文革”题材的交响乐创作留下了史诗性巨著。

８０年代中后期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热”，也给交响乐创作增添了传统文化的含量。整个８０年代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既有十分前卫的创作观念，又有非常传统的创作技法；既有国际性的音乐语言，也有典型的民族风格语言；既有现实主义及革命题材作品，也有十分抽象的无标题音乐。这反映出一个深刻的变化是：交响乐作曲家开始从群体的共性创作思维中脱身出来，努力追求个性的展现，并十分重视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