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中国现代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

冼星海

在广州，人民敬爱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名字常常能跃入眼帘：星海音乐学院、星海园、冼星海纪念馆……在澳门，冼星海大马路和冼星海铜像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艺术的底蕴；即使在遥远的阿拉木图，一条冼星海大街也能让异国的人们心生崇敬。作为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伟大的作曲家，冼星海与聂耳、贺绿汀等人一起构筑了中国现代音乐的骨架，他以音乐家的责任感、澎湃的激昂、鲜明的民族特色，写出了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伟大音乐。

  □冼星海大事年表

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一艘停靠在澳门港的渔船上。

1912年：随母亲到新加坡。

1918年：入广州的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学习。

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选修小提琴。

1928年：考入上海音乐专科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钢琴。此期间，发表《普遍的音乐》等音乐评论。

1929年：克服重重困难到法国巴黎学习音乐。

1934年：考入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杜卡作曲大师班”。

1935年：回到上海，积极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

1937年：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在西安与钱韵玲结婚，同年11月，到达西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

1939年：与光未然一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同年6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5日，女儿冼妮娜在延安出生。

1940年：为完成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配乐工作赴苏联，化名“黄训”。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化名“孔宇”。

1942年：重返苏联，转到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

1944年：病情严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

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

七月的澳门，骄阳似火。记者来到澳门新口岸填海区的澳门文化中心，既不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馆藏之宝——广东石湾人物陶塑，也不是为了观摩广东明清书画与名家篆刻。我们绕过这座高大气派、为澳门人传播高雅艺术的建筑，步上一条既小且窄的街道，它与千百条澳门的街道并无两样，平凡而透着亲切、悠闲。这里，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冼星海大马路。

如果不是路牌上的这六个字，我们险些从路上匆匆而过而不觉。同行的“向导”、澳门文化局的小林说，“岂止是你们，就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也有很多不知道这条路叫冼星海大马路呢。”在这条路的北端，立着一座高三米的冼星海纪念铜像，铜像的背后刻有中、葡铭文，介绍冼星海的生平事迹。在中西文字之间，冼星海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渐渐真切起来，比栩栩如生的铜像更鲜活。

小林介绍，冼星海是在停靠在澳门的渔船上诞生的，他七岁之前都寄住在澳门的外祖父家，可至今，他当年的生活遗迹已经在这里遍寻不到一丝半毫了。冼星海当年生活的时代，澳门还没有眼前的新口岸和高楼大厦，那时的澳门还是离开祖国母亲襁褓太久的“Macao”。现在，故乡的人把他的铜像安放在这里，用他的名字来为这条450米的小街命名，是因为人们想留住这位音乐之子远走的身影以及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乐章。

岂止是故乡的乡亲，全天下的中国人谁又能将他遗忘？

世界上现有两条街道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一条是我们眼前的这条冼星海大马路——他的诞生之地，另一条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的冼星海大街（原弗拉基米尔大街）——他的逝世之地。两条同样叫“冼星海”的路，标出了他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在两点之间，虽只有短暂的四十年，却见证了冼星海轰轰烈烈的一生。

  星海中诞生

1905年6月13日，澳门港，满天的繁星笼罩着南中国海，宁静而安详的海面犹如盛满珍宝的流动的玉盘。“哇！”一声响亮的新生儿的啼哭划破了这个静夏的夜空，在海面上的一艘渔船之上，一位名叫黄苏英的孕妇产下了一名男婴。她看着儿子诞生的这缀满星光的大海，便为他取名星海。

由于丈夫去世，再加上自己临盆体弱，黄苏英只好告别了自己海上的“家”，弃船登岸，带着儿子投奔了在澳门定居的父亲黄锦村。从此，这娘俩便开始了长达七年客居澳门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靠母亲做佣工和外祖父接济生活，小星海渐渐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儿童。由于外祖父也是操打渔的营生，他经常会跟随外祖父一起出海，偶尔还能回一下老家番禺。6岁时小星海开始进私塾学习，可好景不长，一年后外祖父病逝，他只能失学随母亲去了新加坡做工过活。

1918年，十三岁的冼星海回到祖国，因交不起学费而入了广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为了能让做佣工的母亲不那么辛劳，小小年纪便很懂事的冼星海半工半读，赚钱贴补家用。

自小就喜爱音乐的冼星海，很早就表现出了出众的音乐天赋。在岭南大学附中，他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经过刻苦练习，他很快就能娴熟地吹奏单簧管。由于单簧管在中国民间被称为“洋箫”，因此冼星海就在师生中赢得了一个“南国箫手”的美誉。#p#副标题#e#  京沪间成长

1926年春，二十一岁的冼星海挥别了母亲和故土，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不过，出色的入学成绩并没有让冼星海欣喜，因为家境贫寒的他根本就交不起学费。这时，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时任北大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萧友梅博士。

爱惜冼星海音乐天赋的萧友梅，给这位广东小老乡找到了一份学校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让他既可以赚钱维持生活，也可以从书本上学习更多的知识。萧友梅除亲自教授冼星海作曲理论外，还把他推荐给北大音乐传习所最好的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以二十一岁的年龄才开始学拉小提琴，最初他粗糙、难听的琴艺被同学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在名师的调教下，冼星海发奋学习，如饥似渴地从书本里汲取知识。据他的同学、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回忆：“他（冼星海）不分寒暑连续不断地练琴，稍一得闲就是阅读各种书籍，一天里好像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

1927年，奉系军阀接管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一年后，萧友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冼星海也跟随恩师萧友梅南下来上海继续求学。

在国立音专，冼星海除主修小提琴外，也开始学习钢琴。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张曙、田汉等人，并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这时的冼星海认为学习音乐的目的应该是“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现在，实在难产生贝多芬这样的大天才。与其缺乏天才，不如多想办法，务使中国有音乐天才产生的可能。” 他把自己逐渐成熟的思想变成了文字，写成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法兰西逐梦

1930年的春天，冼星海到了巴黎，他没有流连于泰尔特尔艺术广场的露天画廊，也没有时间在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寻找灵感，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他为别人守电话、抄乐谱，在街头和咖啡店拉提琴卖艺，他做过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西崽（仆役）、看孩子的男保姆……为了赚到学习艺术的钱，冼星海一天要做好几份工，他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有时一早5点钟起来，一直要做到晚上12点钟才能回到住所休息。

一个偶然的机会，冼星海遇到了在巴黎学习音乐的广东同乡马思聪，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在马思聪的引见下，冼星海结识了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出于对冼星海坚韧不拔的毅力的钦佩，奥别多菲尔破例免去了这位新学生每月200法郎的学费。此后，冼星海还先后随加隆、丹弟、里昂古特等作曲家学习理论作曲。

1934年，冼星海在法国著名作曲家、名列印象派三大师之一的保罗·杜卡的帮助下，考入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杜卡作曲大师班”，学习作曲兼指挥。作为这个高级作曲班几十年来第一个东方人，杜卡决定给冼星海颁发一个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杜卡问道。“饭票。”冼星海需要的奖品再简单不过。

在巴黎期间，冼星海先后创作了《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室内乐作品。其中，他根据唐朝伟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的奏鸣曲《风》，表达了“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 ，除了在巴黎音乐戏剧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还在电台播出，受到巴黎音乐界的赞赏。

1935年夏，对祖国怀念日甚的冼星海，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巴黎求学生涯。绕道欧洲、非洲等地数月后，他只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一件冬大衣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拼全力抗战

回国后，冼星海很快就抛弃了进入专业音乐院校继续深造的个人理想，而是积极投入到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左翼”文艺界的帮助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这是冼星海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下，冼星海先是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并创作出大量救亡歌曲，包括昂奋有力的《战歌》、沉痛悲壮的《流民三千万》等。这一阶段是冼星海的创作高峰，经过多年的积蓄力量，冼星海乐思如潮，创作灵感不断涌现。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冼星海告别了才刚团聚不久的母亲，离开上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战线。他创作了大量救亡歌曲，包括《祖国的孩子们》、《保卫大武汉》、《保卫卢沟桥》，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等歌曲更是响彻神州大地。

在工作过程中，冼星海认识了武汉的文艺骨干钱韵玲，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然而，这时的冼星海并不知道，这个19岁的小学音乐老师，是著名左翼学者、共产党员钱亦石的女儿。1938年7月20日晚上，冼星海和钱韵玲在武汉宣布订婚，爱国将领陈铭枢，剧作家田汉、安娥等都到现场为这对佳偶送上了祝福，同年10月，冼、钱二人在西安结婚，并决定同赴革命圣地——延安。

  六天写《黄河》

“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这是冼星海在1938年3月4日写下的日记，字里行间直抒胸臆。1938年冬，冼星海接受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奔赴延安就任“鲁艺”音乐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为培养革命音乐人才作出了贡献。

冼星海到延安第一个大创作的是歌剧《军民进行曲》，如果从音乐创作上来说，这是一个花费相当时间的作品，然而作品出来后他依然觉得太洋味，不大众化。很快，他就从作品的不成功之处得到了启示，推开旧日西洋音乐给他的影响和束缚，深入人民音乐中寻找他更新的血液。

显然，这并不需要冼星海花费太大的力量，因为他是人民中的一员。没多久，冼星海和塞克就合作创作出《生产大合唱》，这部作品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合唱粗犷质朴，音乐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1939年6月14日，也就是《生产大合唱》创作出的三个月后，冼星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p#副标题#e#  随后，冼星海在他自己的“创作间”——一孔小窑洞里连续创作出《九·一八大合唱》、《反攻》等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冼星海，“鲁艺”副院长吕骥有如下的评语：“几年前我们伟大的青年音乐家聂耳创造了一个新作风，一改中国音乐过去萎靡伤感的气息，它是非常健康，而且带着丰满的革命热力。冼星海不仅继承了聂耳的作风，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它，有热有力，轻快活泼。”

1939年初，冼星海的老搭档、诗人光未然来到延安，他带来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念头。听了光未然带着感情一口气朗诵出的四百多行《黄河吟》的长诗，冼星海非常兴奋。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对冼星海来说是灵感喷发的六天。这短短的六天里，他三易其稿完成了《黄河大合唱》九个乐章的作曲。

据光未然回忆，当时的冼星海正患感冒，他的妻子钱韵玲就找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让他写作。“他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我和战友们就搞来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他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章了。”

1939年4月13日，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第一次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观众上千人。当《怒吼吧，黄河》的尾音落下的一刹那，掌声、叫好声和抗日的口号声，如雷鸣般从大礼堂后面涌向前台，观众沸腾了。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五百人合唱《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并特意单独接见了冼星海，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勉励他说：“希望你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周恩来则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临终仍创作

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中共中央的任务，化名“黄训”奔赴莫斯科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翌年，苏德战争爆发，影片制作停顿，冼星海想取道蒙古共和国回国，由于在边境受阻而迫滞蒙古。1942年11月，冼星海被迫转到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

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冼星海“没有一天停下手里的笔”，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即《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即《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歌曲。因长期劳累与营养不良，冼星海患上了肺病并日益严重。1944年底，病重的冼星海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的创作。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噩耗传到延安，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冼星海的骨灰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顿斯科伊教堂的公墓里，在骨灰盒的上面镶嵌着冼星海的椭圆形照片，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83年11月，苏中友好协会应冼星海家属的请求将骨灰移交中国，在异乡流浪四十余年的游子终于魂归故土，他的骨灰被安葬于他的原籍番禺县城。1995年，冼星海的骨灰被移至广州白云山下麓湖星海园中。#p#副标题#e#  尾声

在冼星海短促而光辉的一生中，他共创作了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冼星海在这些歌曲中根据不同内容，创作出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体现了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此外，他还先后发表有《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三十余篇音乐论文。

在这些作品中，《黄河大合唱》无疑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部不朽的音乐巨作，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是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在和平年代它依然是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

也许是因为诞生于浩瀚的大海之滨，冼星海的作品从来与温柔、哀怨、忧悒没有缘分，而是气魄轩昂、情感炽热、毫不吞吞吐吐。在伟大的历时变革中，他总能捕捉到时代的命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伟大的民族气质。他极富想象力、勇于创新，他抱负宽远、无畏向前，他敢于战斗，敢于胜利。冼星海对革命意志坚定，对生活体察深刻，情感根植于人民之中，乐曲也因此能唱出人民的心声。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这是冼星海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冼星海的弟子、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说得好——“《黄河大合唱》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因为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是啊，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都是黄河的支流，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正是让所有支流澎湃的波涛击石的那一声爆响。

  □链接·同代撷英录

聂耳

聂耳（1912-1935），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乳名嘉祥，聂耳是他在上海的艺名。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贺绿汀

贺绿汀（1903-1999）， 湖南邵阳人。早年即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1934年，创作了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引起当时乐坛及社会的注目。先后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创作配乐，抗战爆发后，先后创作了《游击队歌》、《上战场》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等职，并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当选为国际音理会荣誉会员。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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